军统特务周养浩被关白公馆，心里凉了半截：这儿原来是叶挺的牢房

1950年春天，嘉陵江边的风还带着寒意。押送战犯的汽车缓缓驶进重庆郊外的一个院落，铁门“哐当”一声合上，几只乌鸦从屋檐上惊飞而起。周养浩被推搡着走进狭窄阴暗的牢房，抬头一看墙上的字迹，又听押解他的干部淡淡说了一句：“这里，叶挺同志以前关过，你好好想想吧。”那一刻，他只觉得后背发凉，仿佛一下子从旧世界掉进了另一个世界。

这座院子，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白公馆。曾经，这里是他下属执行抓捕、拷打、处决任务的地方；如今，他成了被审问、被管理的人。角色在同一处空间内调转，这种反差，不得不说带着一种极重的象征意味。

很多年以后，在离重庆上千公里之外的抚顺战犯管理所礼堂里，他又经历了一次命运转折。

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九日，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大礼堂里，坐满了头发斑白、衣着朴素的老人。广播里宣读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对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实行特赦。有人当场失声痛哭，有人激动得站起来鼓掌，还有人一遍遍念叨：“真没想到还能出去。”同在礼堂的黄维，情绪激荡，后来特意写信表示感谢。

周养浩却显得安静，甚至有些出奇的冷静。他听完文件，只是微微点头，低头看了看自己已经布满青筋的双手，嘴唇动了动，没有发出声音。对身边熟悉他的人来说，这种反应并不是淡漠，而更像经历了太多起落后的疲惫。

时间往前推二十多年，他远远不是这样一个沉默的老人。

一九四九年，重庆城里火药味越来越浓。人民解放军从西北、华中一路南下，到了十一月，已经逼近山城。街头传言四起，官员收拾行李、黄金暗中外运，国民党政权的尾声肉眼可见。也是在这一年，周养浩以保密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的身份，站在了另一条道路上。

他本是浙江江山人，生在民国初年。小时候家境一般，却算得上读书人家。青年时代，他在上海读了法学院，穿西装、戴金丝边眼镜，走在人群里像个教书先生。按常理，以这样的学历和出身，走上律师、司法官的路，都算正正当当的选择。

有意思的是，他偏偏转了个弯。1933年前后，他加入了复兴社的特务系统，后来进入军统体系，再到戴笠死后并入保密局。他从此不再是法庭里的辩护人，而成了暗处出手的执行者。人们后来给他起了个绰号——“书生杀手”，表面温文尔雅，骨子里却干的是刀口上的勾当。

别看他平时说话不紧不慢，在重庆特务圈子里，周养浩却是个重要角色。戴笠、毛人凤这几位特务系统的顶头上司，他都打过交道。在西南一带，情报工作、清查行动、监狱管理，各个环节他都插得上手。军统内部曾风传“云南三剑客”，说的是沈醉、徐远举和周养浩三个人。他们一个擅长组织潜伏，一个熟悉地方势力，一个做事老辣狠决，算是特务系统里颇有分量的一组。

一九四九年秋天，西南形势趋紧，国民党对重庆、成都一带的“内患”越来越焦虑。所谓“内患”，在他们眼里，就是中共地下党人、共产党嫌疑分子以及各类民主人士。

不得不说，重庆的那几所监狱，在这时候成了关键地点。渣滓洞、白公馆，这两处地方，在很多人记忆中几乎就是暗牢、刑房的代名词。在国民党特务的计划里，那里原本是用来拖延时间、威慑对手的工具。到了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这个工具开始被用到最极端的一步——灭口。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凌晨，重庆郊外的松林坡附近，枪声不断，黑夜中偶尔闪出的火光照亮了山坡上的一片片阴影。被押到这里的人，大多是从渣滓洞、白公馆、歌乐山一带押来的犯人。他们之中，有中共地下党员，有已被逮捕的学生、工人，也有被扣上“嫌疑”帽子的民主人士。后来各方统计数字略有出入，但从九月到十一月间，被杀害者至少达数百人，这一点基本没有疑义。

周养浩在这场屠杀中的角色，并不是简单的传话者。他当时是保密局西南特区的副区长，掌管具体行动部署。解放军日夜逼近，蒋介石和毛人凤下达的意思十分明确：能带走的带走，不能带走的，决不能落在对方手里。这样的“指示”，在执行层面翻译成四个字——杀人灭口。

在松林坡刑场，有一批所谓“重点对象”，由他亲自带人押送、审查、枪决。当时留下的回忆材料里，有人提到，当天有32人是他亲自点名枪决的。那些在他看来“有危险”的人，被归入这批名单。对外，他说这是“军事需要”；对部下，他解释为“防止被敌利用”；对自己，他则用一句“执行上级命令”压下心中波动。

站在旁观角度去看，这正是“书生杀手”的典型心态：用法学概念、行政术语把冷冰冰的枪声包装成“任务”。

更让人唏嘘的，是他在另一件事上的表现。1949年9月6日，杨虎城一家乘车来到重庆，准备转往贵州。车刚到重庆，杨虎城就掉进了早已布好的网。负责具体安排和诱骗的，正是周养浩。他出面接待，笑脸相迎，口口声声说“先在重庆休息几天”。杨虎城自然不知，这次“休息”，就是人生的终点。

被软禁在戴公祠的杨虎城，在数日之后，被秘密杀害。尸体被悄悄处理，地方官吏被告知“严守机密”。多年以后，关于杨虎城遇害经过的材料陆续披露，周养浩的名字也总是被提起。对一个受过法律训练的人而言，诱骗一个曾经抗日有功的将领就义，多少会在心里留下痕迹，但从他当时的行动看，职业服从压过了个人判断。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段时间里，他不止一次出入白公馆。当时，白公馆是西南特务系统的重要关押地点，那里曾经囚禁过叶挺。叶挺在狱中写下《囚歌》，那首“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早已广为人知。当年周养浩来此视察，站在监牢外面，看的是“犯人管理情况”。谁又会想到，不到两年，他自己会被押回这里，从视察者变成囚犯。

一、从重庆到昆明：败局中的仓皇出逃

十一月二十七日的枪声之后，重庆留给国民党的时间已经不多。解放军从北面、东面迅速压来，城内不少要员开始筹划撤离。周养浩的选择，是沿着“特务系统”惯常的逃亡路线向西南退。

他先从重庆撤到成都。在那里，西南军政机关一片慌乱，飞机场成了最紧俏的地方。有人排队买机票，有人托熟人“安排座位”，更多人则在盘算要带走多少箱子。周养浩明白，留在成都只是暂避，真正的转机要到昆明去找。

理由很简单：昆明有沈醉，有徐远举。他们三人原本构成了军统在西南、特别是云南地区的核心，情报管道、潜伏力量、人脉资源，大多集中在这一圈子里。按他的设想，到了昆明，几个人会和，找机会搭民航飞台湾，或者再想其他办法。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初，他来到了昆明。表面上，这时的昆明城还维持着“国统区”的牌子，街上旗帜、机关牌匾都没有变。但暗地里，各方势力已经开始活动。云南省主席卢汉在这个时候作出的选择，成为关键一笔。

十二月初，卢汉决定起义。他宣布脱离南京政府，接受解放军进驻，支持新政权。这一动作在当时引起的震动不小。对周养浩们来说，原本的“后方基地”一下子变成了危险地带。军统在云南布下的潜伏线、隐藏点，在短时间内暴露了不少，沈醉也被扣押看管，逐渐脱离了指挥位置。

周养浩在昆明的几天，过得极其紧张。他一边试图联络沈醉、徐远举，一边到处打听有没有飞往台湾的航班。巫家坝机场那几天人声嘈杂，军官、富商、家眷在候机厅里挤成一团，外面是警察和军队的巡逻。有人后来回忆，在机场里看见几个“熟面孔”东躲西藏，神色古怪，八成就是这些特务人员。

为了避人耳目，他没有公开暴露身份，只是托人打听名额。每天等消息，却越来越发现不对劲：沈醉迟迟没有露面，机场也没有出现他预想的“安排”。更棘手的是，昆明市内的搜捕行动一天比一天严，很多旧识突然失踪，大家心照不宣地明白，风向已经变了。

在这种情况下，他选择躲在巫家坝附近的一处隐蔽地点，希望等到“局势明朗”。结果恰恰是这段等待，让他在昆明警方的地毯式搜查中暴露。按照当时的抓捕记录，警方通过线索掌握了他可能藏匿的范围，然后一队人悄悄包围，当场将他抓获。没过多久，徐远举也落网，“三剑客”在云南的故事到此画上句号。

从重庆到昆明这一路，周养浩经历的是从掌控局面的“行家里手”，到被动逃亡的“漏网之鱼”。这种心理落差，在之后的审讯和关押中，时不时会冒头：有时是强硬抵抗，有时则是冷笑和自嘲。

二、白公馆的反转：从视察者到囚徒

被捕之后，周养浩先在云南接受了初步审讯。新接管政权的军管会，对这样一位保密局高层并不陌生，案卷上已有不少他参与策划和执行的行动记录。工作人员反复做他的思想工作，要求他交代“全部问题”，包括重庆屠杀和杨虎城遇害的细节。

开始阶段，他抱着惯常的特务思维，不承认、不多说，或者反复强调“只是执行命令”。在几次谈话中，一位负责审讯的干部曾对他说：“你说你只是执行命令，那开枪的人算谁的责任？你们当年抓人的时候，可不讲这个。”这样的问话，对他并不陌生，但放在如今的语境里，效果完全不同。

在云南关押几个月后，1950年5月，他被押解到重庆战犯管理所。这处管理所设在原白公馆旧址，外表看上去仍是那几栋略显破旧的楼房，只是大门上的牌子换了，新政权的管理办法也完全不同。

走进院子的时候，他不可能没有旧日记忆。那些走廊、那些房门，许多地方他曾经走过；那种带着霉味和血腥味的空气，他也再熟悉不过。只不过，这一次，他不是站在院子里呵斥看守，不是拿着名单点名“提人”，而是双手被铐，由他人押着往牢房里走。

当听到“这间以前是叶挺同志关押的地方”时，他脸上闪过一丝本能的僵硬。叶挺的名字，对军统高层而言，既熟悉又敏感。这位在新四军事件后被扣押的将领，当年被软禁在此，一度被国民党用作政治筹码。叶挺在这里坚持抗争，后来写下《囚歌》，用寥寥数语戳破了看守者的面具。那首诗曾悄悄在监狱里流传，对不少在押者是巨大鼓舞，对特务系统却是一根刺。

如今，让一位曾参与迫害的人住进这间牢房，本身就是一个意义很重的安排。这并不是对他施加肉体折磨，而是一种让人难以回避的对照：当年你代表哪一方，如今又由哪一方掌握你的命运。

起初一段时间里，他仍然试图维持“军统老资格”的架子。面对工作人员的谈话，他要么沉默，要么强调“我不过是下级”。有一次，谈话进行到重庆屠杀问题时，他突然提高声音：“那是战争，非常时期，你们也打仗，应该懂的！”负责审讯的人并没有和他争吵，而是把几份遇难人士名单摊在桌上，让他一个个看。

这些名单上，有他曾经批示过的名字，有他亲自下令“秘密处置”的对象。年纪、职业、家庭情况一一写得清清楚楚。有学生，有教员，有工厂职员，也有普通市民。看到这些时，他沉默了很久，只是把纸轻轻放在桌上，说了一句：“名字我记不住了。”

在战犯管理所里，他和沈醉被分在不同房间，但在各种集体活动或交叉管理中难免会碰头。两人关系并不算和睦。有一次，在讨论会上，有战犯谈起“割尾巴”的说法——意思是改造自己，把旧思想、旧作风“割掉”。周养浩在台下突然脸色一沉，回到房间后，竟气急之下抡起板凳朝沈醉砸去，一边喊：“谁给我割尾巴？”说到底，这是一种心理上的反弹：曾经指挥他人的人，突然被要求“改造自己”，自尊心和旧习惯都很难一下子适应。

沈醉后来在回忆中提过这件事。他自己因为较早选择了配合和交代，在狱中态度相对平和，对改造也表示接受。两人这一冲突，某种意义上正好反映了战犯群体内部的分化：有的人迅速调整姿态，更多人则在痛苦摇摆。

随着时间推移，周养浩在云南、重庆两地的交代材料逐渐完整。他不得不详细描述自己参与的重大案件，包括“11.27”大屠杀、杨虎城案等。对办案人员来说，这些口供一方面是追查事实真相的重要补充，另一方面也是他态度变化的标志。

1964年，他被转押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那时距离重庆解放已经过去十五年，很多战犯的家庭情况、身体状况都发生了变化，管理所内的生活也趋于制度化。集体学习、劳动、写检查、听讲座，这些成为他们每日的主要内容。周养浩的言谈慢慢少了锋利，多了停顿。有人注意到，他在谈起过去时不再用“任务”、“命令”来一概概括，而是偶尔会说一句“那时候想得太简单”。

三、特赦、出境与“书生杀手”的暮年

时间到了七十年代中期，战犯管理所里的老人们普遍已经上了年纪。有的身体每况愈下，有的开始思念分散在各地、甚至身在海外的子女。对于他们的去留，新政权并非没有考虑。解决这批人的出路，不光是法律问题，更牵动社会情绪、国际观感，牵涉面很广。

一九七五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特赦决定，实际上是在多重考量下做出的。新中国成立已经超过二十五年，大的反革命集团早已被打散，战犯经过长期关押和改造，政治威胁大大减弱。继续无限期羁押，不仅占用大量管理资源，也不利于社会心理的平复。在这种条件下，实施一次范围较大的特赦，就显得顺理成章。

抚顺战犯管理所礼堂里的那场大会上，宣读文件时提到一个重要条款：获特赦者如有愿意回台湾与家人团聚者，可以申请，由有关方面给予必要的协助和路费；如欲赴其他境外地区解决生活问题，也可提出，由国家帮助办理。

对不少战犯来说，这条规定让他们看到重新与家人、特别是身在台湾的亲属团聚的希望。有些人当场就表示，希望回到自己曾经服务的那一边，也有的人考虑后选择留在大陆生活。各人的打算不一样，背后是不同的家庭背景和心理状态。

周养浩的情况稍微特殊。因为他的小女儿早年已经去了美国，战前战后的生活轨迹和大多数战犯家属不太一样。在听到可以出境安置的决定后，他经过一段时间思量，最终选择赴美与女儿团聚。这一选择既有感情因素，也有现实考虑：在陌生的社会重新开始，多少可以避开过去熟人圈子里的种种眼光。

需要注意的是，当时政策虽然允许申请回台湾，但真正得到台湾方面批准的并不多。台湾当局对这批曾经的军政、特务系统成员态度复杂，既担心他们“被改造过”，又怕他们带去不利信息，因此审批相当谨慎。很多人递交了申请，最终却没有下文，只好转而选择香港、美国等地作为新的落脚点。

周养浩走的，就是经香港再赴美国这条路。对他来说，这又是一场跨度极大的迁移。从江南小城到十里洋场的上海法学院，从军统机关到西南山城，从白公馆到抚顺、北京，再到大洋彼岸的美国，人生路线几乎把20世纪中国的大部分剧烈变迁都踩了一遍。

到了美国之后，他的生活逐渐淡出公众视线，不再像以前那样出现在各种案卷和统计表里。但有一件事，倒是让他的名字再次被提起。

有一位同样曾在战犯管理所服刑的段克文，到了美国后出版了一本《战犯自述》的书，书中声称在押期间曾遭受酷刑、虐待，把监内生活描写得极其惨烈。这样的说法，很快引发争议。一些已获特赦、在国内生活的原战犯，纷纷表示无法认同。周养浩也在其中。

他对外公开表态，否认书中所说的酷刑情节，认为那样的描述不符合他自己以及多数人亲身经历。他在表态中还提到，在押期间自己得到了基本生活保障，病了有人看，家书也能往来，特别是对年老、体弱者管理所还是有所照顾。他明确表示，自己之所以能活着走出牢房，与当时的政策密不可分，对此心存感激。

当然，这样的表态究竟有多少出于内心体会，有多少是基于生存考量，外人很难完全判断。可以肯定的是，在战犯这个群体内部，对“改造经历”的叙述和评价，并非铁板一块。有的人更强调苦难，有的人更强调“改过自新”的机会，也有人选择闭口不提。但不管怎样，周养浩给出的公开版本，至少说明他并不愿被当作“酷刑幸存者”的符号，而更愿意站在另一个叙事方向。

从一个“书生杀手”的角度看，他晚年的这一姿态，多少带着某种自我辩护的意味：既为自己过去的行为找一个“已做出补偿”的解释，也为战犯管理所的改造政策留下一句“公道话”。在美国的余生，他远离了当年重庆、昆明的硝烟，也远离了白公馆那几间阴暗的牢房，只剩下一段段零散的回忆，偶尔在移民圈的谈话里被提起。

四、几个不太好回避的问题

围绕周养浩这一生，摆在读者面前的，绝不仅仅是一个“恶人有恶报”或者“浪子回头”的简单故事。这里面至少有三层问题，绕不过去。

其一，特赦本身的含义。1975年的那次特赦，看起来像是“放人”，更深层却是一种政治安排。长时间关押大批战犯，对国家来说是一种负担；而在战争、土改、镇反这些关键阶段结束之后，社会主要矛盾逐渐转向经济建设与秩序重建，继续强调“敌我界线”反而不利于整体稳定。适时特赦，既释放了政策的宽和信息，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旧日仇恨，推动社会向前走。当然，宽容并不等于遗忘，档案还在，史料还在，受害者家属也还在，只是处理方式从“继续追责”转向“让历史留下记录，让现实向前推进”。

其二，“书生杀手”的问题。周养浩受过法律教育，熟悉程序和规则，却在政治机器的运转中选择靠向暴力一边，这一点值得深思。事实证明，知识和职业技能本身并不天然带来道德约束，有时反而为暴行提供技术支持。像重庆“11.27”大屠杀那样的行动，如果没有熟悉档案、善于“整理名单”的人，恐怕也很难以如此“有条不紊”的方式进行。对读书人来说，真正难的是在制度压力和个人安逸之间保持底线，不被“执行命令”这样的理由冲昏头脑。

其三，白公馆这类地点的象征力量。对很多参观者而言，白公馆和渣滓洞已经成为“苦难记忆”的标志空间。墙上的铁窗、地上的脚镣、叶挺的《囚歌》，每一处都在提示曾经的黑暗。把一个曾经的加害者关进他熟悉的“工具场所”，让他在同一处空间里经历角色翻转，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教育。它说明，权力的方向是会变的，今天站在楼上的人，明天可能就会被关到楼下。这样的空间记忆，对后来者未必没有警示作用。

归结到个体命运上，周养浩从江南书生，到军统高官，到白公馆囚徒，再到抚顺特赦人员，最终漂泊海外，人生轨迹极其曲折。他所参与的暴行，已经清楚地写进史册；他后来在战犯管理所经历的改造，以及获特赦后的人生选择，也同样是这一段历史不可忽略的一部分。对于关心近现代史的读者来说，把这两部分同时放在眼前，或许比单纯强调某一面，更有助于理解那段复杂年代里的权力、责任与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