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79年5月的一天拂晓，葛洲坝工地汽笛声此起彼伏。73岁的王任重扶着栏杆，细看混凝土从料斗倾泻而下，江面雾气翻腾。他低声吟道：“长龙横卧葛洲坝，大江自动放金花。”同行的青年技术员悄声问：“王老，还得多少年才能到三峡？”王任重挥了挥手：“早一天好过晚一天。”
雾气掠过江心，他的思绪竟被卷回二十五年前。1954年6月25日，武汉关水位逼近警戒线，暴雨一连下了三个月。那时，新中国刚过五岁，全国麻袋年产量不过五百万条，却硬是给武汉调来了一千万条。堤上灯火彻夜不灭，王任重端着干粮，几步一脚印巡视，遇到渗水处就吼一句：“再垫一层！”洪峰一次次顶过来，汉口九十里“水上长城”硬是没让江水穿堤。
大水退后，3.3万人罹难、千万亩良田尽毁，夜深人静时，王任重胸口像压着磐石。怎样彻底摆脱惊弓之鸟般的防汛日子？他翻阅1919年孙中山《建国方略》，又找来40年代潘绥和萨凡奇的三峡草案。资料粗糙，可一句“防洪、航运、发电合而为一”让他眼睛一亮。
1958年2月26日，周恩来乘船逆江而上考察三峡，船舷外，绝壁林立，江风猎猎。会上，周恩来慢条斯理地说：“十五到二十年，可以建成。”王任重在一旁记录，心里像装了鼓。然而国力不足、技术欠账，方案被迫搁浅。此后整整三十年，支持与质疑胶着不休，方案一改再改。
进入70年代末，王任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水利并非直接分工，可他逢会必提三峡。1980年初，国务院原则同意可行性研究，他刚松口气，1985年又因167位政协委员的联名建议而暂缓。有人劝他放宽心，他摆手道：“拖下去，再来一次1954年的水，你我都没法交代！”
1988年，中央成立重新论证小组。每次会上，王任重都坐在最前排，眉头紧锁。有人担忧淹没文物、移民成本，他点头表示理解，却加一句：“问题说透了就得拿主意，不能永远停在‘再研究’上。”为增强说服力，他把1958年随周总理考察的旧日记打印分发，字迹斑驳，却挡不住那句肺腑之言——“要对子孙负责”。
1990年5月，他再次抵达宜昌。清江工地尘土飞扬，他站在围栏外大声告诉陪同人员：“三峡是其他任何工程替不了的，准备要抓紧，一刻别松。”说完，竟靠在车门边喘了半天，额头汗珠直滚。
1991年春节，广州一间会议室灯火彻夜。王震、王任重与专家对坐，墙上挂着长江全图。讨论到凌晨，王任重端起茶杯，声音发哑：“既然论证结论是早上优于晚上，我们没理由再磨蹭。”他当晚执笔写成报告，主张尽快提交人大审议。
1992年3月，全国政协五次会议把三峡工程列入议程。偏偏就在此时，王任重因劳累过度住进解放军总医院。护士替他测完血压，他第一句话就是：“常委会讨论到哪一步了？”秘书长回答流程，他闭目片刻，只叮嘱：“赞成也好，反对也好，务必让大家把话说完。”
3月16日凌晨六点，心脏骤停，王任重撒手人寰。临终前，他只说了一句：“工程要是能过，我就放心。”4月3日，七届人大五次会议表决：赞成1767票，反对177票，弃权664票，决议通过。消息传到病房外那株玉兰树下，花瓣被风吹得满地都是。
1994年12月14日，三峡正式开工，2009年主体完工，巨坝高峡平湖，船闸往来如梭。那一年，长江流域再遇特大洪峰，水位抬升却未现惊惧。人们或许不知道，坝区深处安放着一捧灰烬。1992年深秋，王任重家人依其遗愿，将骨灰撒进三斗坪江心。江水翻滚，他一生的执念也随波而去，长江依旧东逝，却再难卷走两岸千万灯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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