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56年4月6日，北京西城。电话铃连响三声，刘亚楼抓起听筒，只听那端一句：“我要去广州，你们的飞机行不行？”声音不高，却清清楚楚——毛主席亲自来问。
话音落地，屋内空气仿佛凝固。挂断电话，刘亚楼手心全是汗。这位四野名将打硬仗从不眨眼，可真要让首长上天，他心里没底。飞机能不能安全起降，飞行员能不能驾驭复杂气流，他必须给一个确定答案。
场景一下子把人带回1949年4月。天津城头炮声刚停不久，刘亚楼正指挥十四兵团准备南下。吉普车开到门口，他被“请”进中南海菊香书屋。毛主席开门见山：“空军司令员，你来干。”当时中国空军还只是规划图，飞机零散、飞行员稀缺，刘亚楼摇头连连：“我晕机。”毛主席笑道：“海军司令可以晕船，空军司令也能晕机，不妨事，先把摊子搭起来。”就这样，一句俏皮话把他“钉”在空军司令的位置。
接手之初，家底薄得可怜。东北老航校加上缴获的日机，总共百十来架，可真正能飞的不足四十。教练机缺、备件缺，甚至连合格降落伞也短缺。刘亚楼常说：“不是飞机带着人飞，是人拖着飞机跑。”
苏联顾问团在1949年秋抵华，他们带来800多名专家，“手把手”教装配、教维修、教编制。哈尔滨、长春、沈阳、北京、锦州、济南相继办起航校；到1954年，中国已拥有28个航空兵师和三千多架飞机。数据漂亮，可真正让刘亚楼睡不踏实的，还是最高统帅的安全问题。
毛主席对飞机并不陌生。1945年他乘美机赴重庆，经历过云层剧烈颠簸。4·8空难、戴笠坠机、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一桩桩都摆在眼前。中央早有规定：除万不得已，主席一律乘火车。火车能随停随走，还能临时调研，这是毛主席最乐于接受的出行方式。
可这一次情况不同。五一检阅后需赶赴广州，铁路至少要三天，飞机半天即可。毛主席强调：“坐自己的飞机，让自己的飞行员开。”语气平和，却不容商量。刘亚楼心里叫苦：新购的伊尔—14刚到，机组磨合不够；里—2虽然皮实，却是二战老机型。权衡再三，他决定用里—2，理由只有一个：稳。
专机团团长胡萍被点将担任机长。胡萍从1954年就驾机护送周恩来出访，经验老到。领航员张振民、通讯员柳尚昆、机械师孙保林，也都是一再筛选出的“保险系数最高”的人选。出发前，汪东兴带队检查油路、仪表、电台，连机舱扶手螺丝都重新加固。
5月30日清晨，南苑机场薄雾未散。毛主席登机前仍保持散步习惯，先沿机翼走了一圈，俯身拍了拍机身，像是在打量一匹新马。登机后，他没急着坐，下意识掀帘子看了看驾驶舱。胡萍忙起身，毛主席摆手示意“不必拘谨”，随后坐到副驾驶后方的折叠座。机舱不大，他的身形让空间显得更局促，但他似乎并不介意，反而饶有兴致地盯着仪表指针缓缓爬升。
飞机升至三千米，云层在脚下铺开，机身偶尔轻颤。刘亚楼小声劝：“主席，要不要靠一会儿？”毛主席摇头：“晃点儿没关系，看景色正好。”途中他只吃了一块苹果，其余时间一直看窗外。
抵武汉加油时，天气预报说前方晴朗，但返程时会有雷暴区。刘亚楼心里咯噔一下，却只能压住。广州南湖机场热浪扑面，飞机稳稳落地。舱门打开，毛主席第一句话是：“半天就到广州，真快。”这句话让刘亚楼背后汗毛终于放松。
广州会议持续月余。6月4日，返回北京。三机编队，何廷一的首架负责探路。起飞时一切正常，可到河北衡水，雷雨云突生。首架机呼叫“前方有积雨，建议绕行”，同时高度气压骤降。由于电台信号折射，毛主席专机没能接到那条警告，只靠目视和机载气象雷达避云。机身晃得厉害，茶杯滚到过道。卫士长李银桥低声提醒安全带，毛主席合上书本点点头，神情依旧淡定。
绕云花了二十多分钟，油量紧，只许成功。胡萍把高度压到一千五百米，贴云侧飞，刘亚楼紧盯仪表，舱里能听到呼吸声。雷雨带甩到机尾，气流渐稳，直到看到永定河的闪光，众人才算真把心放下。
傍晚，西郊机场跑道灯一粒粒亮起。轮胎与地面亲吻那一刻，塔台爆出一片掌声。舱门打开，刘亚楼快步迎上。毛主席握住他的手，微微一笑：“还是被我戳破了，你说没好飞机、没好飞行员，可我看今天都挺好。”
那句玩笑让众人脸上同时泛起酸爽的轻松。之后，4208号伊尔—14改装成新专机，毛主席多次乘机巡视各地；而刘亚楼也在筹建防空体系、装备换代、院校扩招上加快节奏。后来人常说，中国空军真正腾空，是从那两趟略显颠簸的旅程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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