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巴黎被比作德黑兰，亲以组织：西方抗议是伊朗革命前奏

被刻意拼凑而成的“伊斯兰法西斯主义”一词正在迎来它的“高光时刻”。根据笔者的追踪数据，2025年该词在西方主流媒体和博客圈的使用频率较前一年激增了百分之三十三。

它频繁出现在《耶路撒冷邮报》、新保守主义期刊以及西方小报上。这些媒体热衷于将针对伊朗的非法战争，包装成一场必要且高尚的征服行动。

这个词并不新鲜。它的死灰复燃及其如今所服务的目标，亟需外界审视。

该词是在“9·11”事件后新保守主义的狂热泥沼中炮制出来的。其最坚定的缔造者是作家诺曼·波德霍雷茨。他于去年底去世，而就在他离世几个月后，他梦寐以求的轰炸伊朗计划便化为了现实。

在该杂志的最新一期中，他的儿子约翰·波德霍雷茨接过了话语权的接力棒。他将纳粹德国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强行画上等号，并感叹如果美国在二十年前听从他父亲的建议投下炸弹，这一切本可以避免。

在此期间，“伊斯兰法西斯主义”一词在名义上曾具有特定指向：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自杀式炸弹袭击者，或是那些至死方休的拒不妥协者。

一旦确立了某种信仰类别会使其持有者失去公民保护的资格，那么究竟谁属于这个类别，就完全演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

事实上，这一定义的边界一直在向外扩张——从“伊斯兰国”到哈马斯，到真主党，到伊朗国家机构，再到巴勒斯坦公民社会，甚至涵盖了任何声援上述群体的人。

外界认为，这正是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能够在全球媒体面前公然宣称“哈马斯就是‘伊斯兰国’，‘伊斯兰国’就是哈马斯”的底层逻辑。

内塔尼亚胡本人耗费了大量政治资本，试图将伊斯兰教与法西斯主义强行捆绑。2015年，他在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上声称，是耶路撒冷的大穆夫提向希特勒提出了大屠杀的构想。

这一说法不仅违背史实，更是一种极其明目张胆的捏造。该言论一出，立刻招致了包括以色列学者在内的全球学术界的强烈谴责。

分析人士指出，内塔尼亚胡的言论并非治国之道，而是战争手段。其核心意图是在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与大屠杀之间建立虚假联系，从而将以色列对待巴勒斯坦人的残酷手段，包装成对抗希特勒计划继承者的“正当防卫”。

事实上，这套相同的话语基础设施，在过去几十年间一直在被精心构建。

她甚至将今天的伦敦和巴黎与1979年的德黑兰相提并论。这无疑是披着地缘政治分析外衣的政治宣传读物。

由丹尼尔·派普斯领导的狂热亲以色列组织“中东论坛”，多年来一直在质问为什么反法西斯主义者不打击“伊斯兰法西斯主义”。该组织甚至将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认定为这一阵营的两个“主要参与者”。

这绝非真正的学术探讨，而是在引诱公众接受该词的预设前提。

其核心逻辑在于：穆斯林政治运动和整个伊斯兰国家本质上都是法西斯主义的，反对他们是反法西斯主义的自然延伸；而任何拒绝接受这种叙事框架的人，要么是过于天真，要么就是同谋。

这并非基于滑坡谬误的假设，而是对已经发生事实的客观描述。如今，这个词正在英国主流社会中找到立足之地。

此前，一些被视为西方现代法西斯继承者的群体在伦敦塔村区街道上游行，当地穆斯林对此做出了反击。《犹太纪事报》却颠倒黑白，将这些穆斯林描述为“伊斯兰法西斯分子”。

该报将穆斯林群体而非他们的极右翼对手等同于法西斯黑衫军。《旁观者》杂志去年更是将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塑造成打击“伊斯兰法西斯主义”的“真正的反法西斯英雄”。

在英国新闻频道最近的一档节目中，主持人亚历克斯·阿姆斯特朗公然宣称，绿党是“英国最接近‘伊斯兰法西斯主义’的组织”。他给出的所谓证据，仅仅是该党一个激进组织泄露的内部即时通讯软件信息，以及一项关于反犹太复国主义的动议。

分析家胡安·科尔准确地指出了这个词在选举中的效用：这是一种披着理性分析外衣的恐吓政治。

这也正是作家罗伯特·帕克斯顿曾发出警告的现象：这个词并没有将特定人群视为需要沟通与接触的社会群体，而是将其框定为必须予以打击的生存威胁。

其他严肃学者同样对此类话语不以为然，他们清晰地洞察了这种市井词汇背后的真实意图。政治学家安妮·诺顿指出，法西斯主义纯粹是西方的发明；借用它来描述穆斯林政治运动，是一种心理投射，而非客观分析。

学者莱因哈德·舒尔茨则直言不讳地表示，这是一个旨在将伊斯兰教与全人类彻底割裂开来的贬义标签。

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位具备公信力的法西斯主义历史学家认可这个词。正如科尔在质问为何从未使用过“犹太复国法西斯主义”一词时所观察到的那样：“那些将‘法西斯主义’一词与其他宗教和民族强行捆绑的群体，通常是试图转移外界对其自身威权主义行径的注意力。”

学术界的批评并未能减缓该词的泛滥。这是因为它的核心功能从来都不是为了学术分析，而是为了先发制人。

如前所述，根据笔者的追踪数据，“伊斯兰法西斯主义”一词在2025年的使用量较前一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三。其应用场景高度集中在三个话题集群：西方媒体对伊朗内部反对派的报道、美以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升级，以及对西方国家穆斯林民主参与的定性。

这种政治修辞在这三个话题之间实现了无缝切换。在德黑兰焚烧头巾的妇女，被直接等同于该政权无可救药的铁证。

外界分析认为，这正是为什么去年一月伊朗抗议活动的死亡人数会被大幅夸大。只有这样，那些以捍卫西方利益为职业的英国评论员，才能顺理成章地将伊朗政府贴上“伊斯兰法西斯分子”的标签。

这种词汇使用频率的激增，与以色列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加剧，以及试图引导西方公众舆论的幕后努力几乎完全吻合。这绝非偶然的巧合。

这个词正在发挥实质性的政治作用。它为军事打击发放了道德许可证，剥夺了异见人士的合法性，并通过预先将国际法律规范的捍卫者归类为法西斯分子，彻底掏空了这些规范的约束力。

如果外界需要一张“许可条”，来为当前对伊朗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及对加沙地带已经造成的毁灭性打击进行辩护，“伊斯兰法西斯主义”无疑是一个最现成的借口。

几十年前，美国和以色列针对穆斯林发动战争的鹰派政客们，就开始使用这个词来为其狂热行径辩护。如今它再次被舆论场拾起，原因很简单：接下来的地缘政治行动，迫切需要它的背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