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达尔晚年电影真的难懂吗？

作者：Erika Balsom

译者：陈思航

校对：易二三

来源：Sight & Sound

译者按：毋庸置疑，让-吕克·戈达尔是一个活生生的电影神话。从上世纪六十年代法国新浪潮时期的《精疲力尽》，到后来的一系列政治现代主义电影，再到那一组令人瞠目结舌的《电影史》，可以说，戈达尔自始自终一直在颠覆传统，推翻人们心目中对「电影」的定义。

2018年，戈达尔的《影像之书》更是赢得了戛纳电影节的「特别金棕榈奖」。它当然是特别的，我们很难将这部影片与获得其他金棕榈提名的影片并置而观。

《影像之书》

与所有的戈达尔中后期影片一样，《影像之书》从各种各样的角度向传统电影观念发起挑战，似乎很难被绝大多数观众所理解。这篇来自著名电影评论杂志《视与听》的影评，或许可以为观众们提供一条理解戈达尔的路径。

我们看到的最初影像，是列奥纳多·达·芬奇的《施洗者约翰》。在这幅画中，施洗者约翰带着某种假笑，在画里凝视着观者。他的右手指向天堂，指向救赎。即使在艺术史学界仍存在争论，但根据最普遍的观点，这幅神秘的油画被认为是达·芬奇最后的作品。

八十八岁的让-吕克·戈达尔在《影像之书》的开头，引用了这幅油画的其中一个部分，也就是那只指向天堂的手。这只手从整个构图中被分割出来，并被放大，直至填满整个银幕。戈达尔汲干了它的色彩，在银幕上呈现出黑色背景中的浅灰色图案，那就像是复印机重复工作几次后的结果。

《影像之书》

《影像之书》中充斥着暧昧的互文性。但是，在这最初的「手势」中，戈达尔这篇哀伤的影像散文的中心思想，已经清晰可辨。

戈达尔搜刮各式各样的多媒体资源，将这些影像碎片以独特的方式重新组织，使他们化身成某种奇异的复制品。他牺牲了影像的真实性，追求某种抽象性、残损性与仿造性，指涉着当代视觉文化的灵活性与易变性。

在整部影片的五个章节中，「操纵」（manipulation）的理念——就语源而论，「manipulation」一词源自拉丁语的「manipulus」，意为「手工的」——无处不在，这与电影的数码（digital）形式紧密相连（「digital」一词源于拉丁语的「digitus」，意为「手指」或「脚趾」）。

纵观全片，《影像之书》都在思考，在救赎与美中蕴含着怎样的可能性，能够让我们久存于这个恐怖的、不确定的世界。直到结尾，戈达尔咳嗽着宣告他自己的方式，呼吁我们在面对这「最深的夜」的时候，怀着「最殷切的希望」。

《影像之书》

在他那史诗级的系列影片《电影史》（1989-1998）中，戈达尔转向了数字视频媒介，以及拼贴式的创作方法，「拍」出了一部特殊的、非线性的电影史。

他的《电影史》是一个关于堕落与救赎的故事，主要立足于欧美电影的传统，更多地服务于导演个人的观点而非事实本身。戈达尔称之为「对黑暗的答复」（La réponse des ténèbres）。他所说的黑暗并不仅仅只是大屠杀这样的灾难，而包括了战后时代日益弥漫的失望感与挫败感。

但是，这一切并没有抹去他对电影的热爱。戈达尔始终表现出对那些难忘影像的狂热，以及某种独特的信念。这种信念可以在影评人塞尔日·达内的论述中找到定义：「迷影并不是指人与电影的关系，而是指人通过电影与世界产生联系。」

《影像之书》

其中一种接近《影像之书》的方式，就是把它当做是《电影史》系列的延伸。我们当然也不能忘记同样采用这种手法的短片《21世纪的起源》（2000）。

在《影像之书》中，戈达尔关注的很多问题、使用的许多影像都是相同的，甚至影片的风格元素也是如此。在他的手中，蒙太奇是一种表达思想的形式。

第一个章节的标题「重制」，以及他此前的影片中无数的案例，都可以成为这一点的佐证。通常而言，看戈达尔影片的观众，他们的任务不仅仅只是找到他引用影片的来源，还得找到这些来源在「戈达尔宇宙」中的位置：「对于引用狂人的引用」。

在《影像之书》的末尾，戈达尔在一个黑屏中表述了某种乌托邦式的希望。他声称，对反驳与反抗的需求永远不会消失。在那之后，他剪进了一个来自马克斯·奥菲尔斯的《欢愉》（1952）的舞会场景。

一个老人伪装成年轻人在舞池里跳舞，直至虚弱晕倒——这可以说是刚才提到的表述的完美例证，而那个老人也可以看作是戈达尔自己的化身。

我们的解读可以在这里停下来，但也可以往前再走一步：这一段由这位刚结束流亡的犹太导演拍摄的精美影像，描摹了燃烧的欢乐，与火焰烧尽后的枯竭。这段影像忧郁的配乐，来自汉斯·欧特手下的钢琴。

而在《21世纪的起源》中，我们同样听到了汉斯·欧特的钢琴乐，伴随着指示「1900年」的字幕板。戈达尔给《电影手册》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有关《欢愉》的（不过被拒绝了）。

而在1962年，戈达尔称《欢愉》是自二战结束以来最好的法国电影。这部备受戈达尔喜爱的影片，以其劣质的、脏污的拷贝，承载着多层次的年代与意义——从电影的诞生，到二战，到法国新浪潮，再到今天。电影史成为了一种讨论政治、讨论戈达尔自身的方式。

《欢愉》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晚期，戈达尔发出了「回到原点」的呼吁；而在《影像之书》的结尾，他提出了另一种返璞归真的宣言。

这部影片的第二和第三个章节对二战进行了大量的指涉，试图论证文明如何成为了野蛮的同谋，这也是《电影史》的核心命题。通过戈达尔的蒙太奇，卢米埃尔兄弟的火车接上了将人们运往集中营的列车。我们也看到了好莱坞影片的踪迹：希区柯克、奥尔德里奇、布朗宁等等。

然而，《影像之书》也涉足了新的主题。因为戈达尔长期采用「重制」的手法，影像的真实性从来都不是他的最高理想——影片前期在《荒漠怪客》（1954）与《小兵》（1963）之间创造的联系正是如此。如果《影像之书》确实是对历史的重制，那么这种「重复」必然包含着一些区别。

《影像之书》

戈达尔重新思考了他的早期创作，那时的「电影」，被理解成为一种建筑、一门技术或是一个实践的场所。如今，这种概念被新的「影像」理念所取代。影像被看做是独立的个体，不受任何规则的束缚，与任何实在的物质材料相分离，能够在世界范围内流通，只要鼠标轻轻一点，就能被压缩、上传、改变形态。

在《影像之书》的标题中体现的图像与文字之间的碰撞，不仅仅只是对亚历山大·阿斯楚克的「摄影机笔论」（caméra-stylo）的颂扬。对于数字影像如何从本质上成为一种书写的手段，戈达尔赋予了同等重要的地位。在代码的基础上，这部影片的影像在作者的指令下，成为了展示变化与变形的场域。

虽然戈达尔没有否认索引式影像的纪录力量，但他更倾向于表现操纵影像的多种方式：包括突然改变影片的画幅、使影像呈现出高度非自然的色彩、动画式的效果和断断续续的「故障」。

《影像之书》

天空会突然变成橙黄色或是朱红色；人物的动作被分解成时断时续的静止影像。高清晰度的影像与经过多次处理的拷贝夹杂在一起，正如电影史与艺术史的杰作混杂在那种表现性与死亡的粗俗视频之中。

在《影像之书》中，戈达尔探索了这些新影像独特的可塑性，以及将它们混杂在一起时极富变化的效果。可以说，这部影片从「断裂」与「接续」两个层面同时理解媒介史的衍变。

电影已经不再是一种独裁体制，因为戈达尔运用了他的一切技巧，创造出了一部更广阔的影像图册。正如数码视觉文化本身那样，《影像之书》是令人困惑的、高度过载的、极端混杂的、时断时续的、层次分明的、不断复沓的。这部影片的声轨也同样具有这些特征：既是多声道的，也是多语言的。

有时，许多不同的声音会同时出现，争相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同时还播放着断断续续的音乐。戈达尔嘟嘟囔囔的耳语贯穿始终，但它并不能算是某种导语，而更像是这混乱的声音杂烩中的又一个元素，与其他的声音拥有着同样的地位。

《影像之书》

《影像之书》的地理政治学范围，与《电影史》截然不同。或许是为了回应二十一世纪新的冲突，为了答复围绕着欧洲中心主义日益凸显的问题，戈达尔选取了更为全球化的影像。

探讨中东问题的影像占据了一个十分突出的位置，尤其是在第五个章节「中央区域」之中。可以说这部影片中几乎一半的影像都与中东有关。

而这第五个章节，是《影像之书》最接近其他任何种类的叙事形式的时刻。影片讲述了一个虚构的海湾王国「多法」的故事，这个国家不幸——或者说有幸——缺乏石油资源，在这里还发生了一次失败的革命。

在这个章节中，戈达尔花费大量的时间取证、分析「东方主义」的概念，这种对中东的偏见弥漫在众多关于这一区域的电影表述之中。写着「在西方的眼中」的字幕板多次地在屏幕上闪现。

《影像之书》

我们可以看到帕索里尼与拉乌尔·沃尔什电影中的段落，我们甚至乘着魔毯，从那些阿拉伯地区的经典电影——像是尤素福·素欣的《阿尔及利亚姑娘》（又名《加米拉》，1958），一路看到新拍摄的描述日常生活的高清影像。

戈达尔从这些影像中抽象出一种普遍存在的刻板印象，并指出存在于所摄对象之外的摄影者主体，发挥着多么重要的作用。在旁白中，戈达尔指出「代表」他人发声的行为中存在的暴力性，并将这种野蛮的实质，与「这一行为内在的平静」进行了对比。

如果说《影像之书》的第五个章节的大部分篇幅，主要是对于西方及其影片的控诉的话，那么它在影片最后的几分钟则突然转变了口吻。即使在终局之前，对埃利亚斯·卡内蒂的引用是如此悲伤而真切——「如果我们始终希望这个世界变得更好，那么我们永远不会停止悲伤」——但戈达尔以一句恳求，结束了这部可能是他最终之作的影片。

这恳求不仅仅只是关乎电影，而是关乎为了正义的每一次行动，关乎生活中的每一个瞬间：「即使我们的希望没有改变任何事情，这一事实也不会影响我们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