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何处：一场从雪域抵达故宫的精神旅行

登上午门长长的台阶，身后的游客嘈杂声逐渐稀薄。站在城台上远眺，广场密集的游客变得斑驳，导游的喇叭声也显得模糊——然后，另一种声音浮现：低沉、持续，像某种远古的号角，也像来自未来的轰鸣，与钟磬交鸣的宫廷雅乐全部然不同。循声音去，是来自艺术家黄海的“归何处”艺术装置，在隐蔽的角落中有号音的说明，“白海螺音，录于萨迦”，那么，什么是萨迦，哪里是萨迦？

喜马拉雅山脉绵延2450公里，如西北向东南一抹漫长的白色笔触，勾勒出高寒高原与南亚次大陆的边界。山脉北麓的海拔普遍在4500米左右，是空阔荒无人烟的棕色山岩，但从卫星上俯瞰，在南部中段，有落在浅坑里的一枚灰白色欧泊，这就是盆地里的萨迦，藏语意为“灰白土”。在海拔4300米处，在稀薄的空气中、在两大山脉夹持的缝隙里、在仲曲河雪山水的滋润下，柔韧地发展出来的生命与文明。

萨迦寺因地得名，矗立于此，比布达拉宫早了600年。寺分南北二处：北寺建设最早（1073年），直接选址于北岸的奔波日山“灰白土”最明亮处，依山形而建。三百年间，佛殿、宫殿、僧舍、塔林缓慢生长，成为逶迤重叠的宗堡城寨，俯瞰着仲曲河；南寺位于南岸的平坝上，1268年，由八思巴委托地方长官（萨迦本钦）释迦桑布主持兴建。这是一座精心设计的坛城，是佛国的人间化身，也是一座森严的人间堡垒，展现着权力的威严：南寺东西长214米，南北宽210米，平面是臻于精准的方形。寺城坐西朝东，分内外两层，周匝有规整的护城河壕沟。外城墙是“回”形土筑城墙，四边、四角均设置凸出的角楼、敌楼，内城主佛殿（拉康钦莫）高大封闭，三面是不开一窗的十米红墙，仅在东侧留出一处黑幕遮掩的入口，是静待每天第一缕阳光的门扉，也是面向蒙元政府、尊奉中央的一个轻微致意。

13世纪中后期至14世纪，在元朝政府的支持下，萨迦派成为西藏名副其实的统治者，萨迦寺成为高原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财富、工匠、信徒汇聚到这里；欧亚僧侣翻越过喜马拉雅山、跨越冈底斯山脉、渡过雅鲁藏布江河谷到达这里；佛教法器、典籍、供奉千里迢迢被珍而重之地运送到这里。落地成大经堂醒目处的四大神柱，汇聚成十米红墙内层层叠叠的“慧海经山”经书墙，也变成在高原上吹响的白色海螺声音。

元帝忽必烈赐给八思巴的右旋白法螺，是萨迦寺的镇寺之宝，吹响白海螺号是佛教最大的礼仪，其号音既回荡高原，亦为帝都送去祝祷，早在七百五十年前的1270年，帝师八思巴（1235～1280）便曾在大都吹响白海螺号，将萨迦派庄严宏大的仪轨盛会带到都城中。

八思巴是西藏归属中国版图的关键人物，也是蒙元在文化上统一中国的主要主持者。1268年，他设置本钦制，荐举释迦桑波为首任本钦，整理卫藏地区13万户，西藏正式划归中国版图。次年完成蒙古新字的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今天，我们在居庸关、浚州天宁寺等地的碑刻上，也还能见到八思巴字。“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八思巴得封帝师后在大都主持了一系列的宗教活动，持续影响了元明清的宫廷建设与北京城的风貌。

八思巴使用的铃杵

八思巴从西藏往返大都时，随行队伍中集合有藏、汉、维吾尔、蒙古诸民族，乃至印度、尼泊尔的学者，为元大都带来了各色文化，在他的推荐下，来自尼泊尔的工匠阿尼哥参照西藏及河西走廊地区的佛塔，带来了一种新的塔型——即覆钵塔白塔。

“新都适就，先创斯塔，托佛力之加佑，冀宝祚之永长”，阿尼哥的覆钵塔完全抛弃了北朝以来对仿木构楼阁的模仿，而以宗教仪轨来设计佛塔。大白塔砖石结构通高50.9米，是当时北京最高的建筑物，坐镇都邑，与元大都并称“金城玉塔”。在今日的北京，它仍是唯一完整的元代文物遗存，在周边一片灰色的四合院屋顶中，宛如西藏的一角雪山。三百年后的清廷持续沿用着白塔形制，将之与皇家园林相结合，北海永安寺塔，清秀婉约、亭亭玉立，一雄浑一雅致，两座白塔隔城相望，各自映照着一个王朝的风华。

山峰林立，相互辉映，明代，翻越雪山而来的尼泊尔僧人，还将另一种藏传佛教塔形制传入中原，即金刚宝座塔：“以石为之，基高数丈，上有五佛，方为五塔”。今北京动物园北侧的真觉寺中，金刚宝座塔依此规制建成。方形高台宝座居中矗立，台上中央设一座十三层密檐主塔，四角各立一座十一层密檐小塔，五塔对称布局，同指天际。塔身遍布雕饰，高台五层密布菩萨、经文与装饰图案，券门位置雕有金翅鸟、狮、象、孔雀、飞羊等形象，印度佛塔的仪轨与中国石雕技法在此完美相融，细节入微，线条饱满，又是一场奢侈至极的“永乐样”大展。

遥想当年，八思巴率浩荡随从入京之时，必定为元大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化珍宝与精神气象，但时过境迁，当年盛况已然难睹，700年后，2026年伊始，右旋白法螺号音再次在中轴线上悠长回荡——这个声音跨越3000公里，被带到了北京，走进了紫禁城，随之一起的还有自元代始、各朝各代的封诰印玺、冠服瓷器，以及唐卡铜像。对有些古物而言，是在几百年后又一次回到了家乡，而对有些艺术杰作来说，却是第一次好奇的远行探访。

永乐朝的最著名成就莫过于紫禁城——宏大、秩序、威严，但除此以外，尚有一系列出自宫廷匠人的金属构筑：钟楼铜钟、永乐大钟、钦安殿真武像……饱满端方、色泽温润、纹饰流畅、规整对称，被后世称为“永乐宫廷样”。如果说有哪件展品最能体现永乐宫廷美学与藏传佛教神话融合之精绝的话，明永乐红阎魔锐莲花曼荼罗应该是当仁不让的答案。

这件黄铜鎏金的作品，是法器，也是艺术品。曼荼罗是一朵可以启闭的八瓣莲花，摘掉花瓣顶盖，开启时展现出中心莲台上端坐的主尊神像红阎魔锐（红威罗瓦金刚）与明妃。展开的花瓣内侧分别安置着东南西北四方魔锐，象征痴、悭、贪、妒四大烦恼，间隔的四隅花瓣内则是宝瓶上托举嘎巴拉碗图案，烦恼与清净交错盛开。花瓣巨大，瓣尖轻盈，向下又翻出两层饱满的层次，每层雕刻着一位曼妙舞蹈着的供养天女，十六位仪态各自不同，宛如舞阵。莲花是曼荼罗的核心，但舞蹈并未结束，莲柄上不断翻卷起巨大的卷草纹与祥云，在两侧烘托出日、月，其间包裹着菩萨、神兽、法器……鎏金的光泽顺着线条流淌，给所有的细节增加了柔光滤镜。

宫廷御用监的专属部门称“佛作”，匠人多来自南京。匠师妙手，用蜡、用黄铜，把经文绘画里的世界转化为三维，结构复杂精密，在规整完美的莲瓣、姿态各异又一丝不苟的天女身后，是几不可查的合模缝隙工艺，与高度稳定的黄铜合金配比能力。明代“因俗而治”，作品是对藏地佛教的真诚致敬，也是帝国高度发达冶金水平的炫技。在冷兵器时代，这种炫技散布西藏各地：布达拉宫、扎什伦布寺、大昭寺无不收藏有各色永乐款造像、法器，作为其最珍贵的供奉，酥油灯照亮了铜像，也折射着帝都的威压与光芒。

远离帝都的高原上，萨迦寺亦成为艺术的殿堂，高原凌冽干燥的空气抑制了霉菌的侵扰，封闭的高墙遮蔽了紫外线的威胁，这里留存着大量宋、元、明时期壁画、唐卡、佛像，其中融合了藏、汉、尼泊尔、印度诸多艺术流派，形成了有异于中原地区的独特艺术风格，面目与隐喻更为丰富，色泽也因矿物颜料的特质而显得厚重饱满。

展览上有一件萨迦寺藏普巴金刚黑底唐卡（Nag thang），最为稀见。普巴金刚是萨迦派标志性的修持本尊，一向呈忿怒像，以三棱金刚橛为标志。此幅唐卡以棉布为底胎，黑底金线，普巴金刚三面六臂四足居于画面正中，怒目圆睁，身拥明母，遍身蓝色，虬劲雄壮。

他四足踏住画为人形的魔障，全身佩戴了一系列恐怖阴森的装饰：身披人皮、象皮、虎皮，头戴骷髅冠，项挂骷髅项链，钏镯等饰物均以蛇为饰。普巴金刚焰发竖立，身后有鹰翼翅膀，与升腾的红色智慧烈焰融为一体，灼烧在墨黑的底色上，更凸显威慑与降伏的力量感。主尊四周围簇着14座不同面目的普巴化身金刚像，对称分布，金焰环绕，暗合15尊坛城之数。画幅最上又是一片平静面貌，分布着莲花生大师，明妃和各位教派祖师；在画面的最下方，是一长列骑着狮子、龙、马的护法神，站在连绵的金线乌云上，完成的画面第三个层次，而其中又有两处雪白醒目，是骷髅支撑起的人骨法器嘎巴拉碗——华丽而惊悚，金线牵引着目光，死亡震慑着观者。

19世纪的西藏，能执笔如此重量级唐卡的艺僧称拉日巴（Lha-bris-pa），绘画的工坊在拉康钦莫外的角落里，室内小小一间，木窗内、油灯下，僧人在寂静中，用金银粉、红珊瑚、青金石画下了繁复喧嚣的心中佛国，这里有严格的几何秩序、丰富的隐喻符号，极致的华丽、极致的恐怖。高原的艰辛，生命的无常，都在塑造笔下世界的过程中得到了安慰。

金刚令人敬畏，度母给人安慰，在午门展厅的C位，便是这样一座充满异域风情的女神——她来自13-14世纪的尼泊尔，恰逢萨迦派兴盛、藏地与南亚交融的黄金时代。与藏地神灵惯常镶嵌的浓艳珊瑚、绿松石不同，这尊度母周身缀满通透宝石，她身体微微扭转，是南亚造像中极具美感的“三曲式”，双肩各擎一枝盛放的青莲，上身赤裸，胸部丰满，腹部肌肉起伏自然，下身薄裙细密刻纹模拟轻纱，更显得肉身柔软天衣通透，别有一种中原佛教中少见的感性与温柔从胸口到腹部，度母周身錾刻着各色细碎符号，最显著者为八角星形纹饰——在尼泊尔纽瓦尔（Newar）艺术里，它是八方与地、水、火、风四大元素和谐共生的象征；而早在公元前四千年，汤家岗文化时期遗址出土的白陶上，便有了类似的八角星纹样，那时的它，象征太阳光芒，暗合四时八方；巧合的是，在湘桂黔滇西南少数民族的生活中，八角星纹早已融入日常，银饰、织锦、乐器中常见其身影，传递着先人对宇宙的感知理解。

这种跨越国别、联结神性与人间的巧合，总是让人亲切——一如度母原本是观音菩萨在西藏的化身，是世间人对温柔与慈爱的憧憬。

与这尊度母一同，从萨迦寺启程，跨越山海来到北京的，还有一系列东北印度、西北印度、吐蕃王朝及喜马拉雅区域的佛像，带来大鹏金翅鸟、夜叉女、蛇饰帛带、覆钵式宝塔、济济一堂，在午门的寂静中，回荡着千年前各种语音发出的祈祷和祝愿，它来自僧侣、来自信众，更来自工匠，以双手创造出了这精彩绝伦的精神世界。

这些艺术珍品中，最为重要的一件再次回到了家乡，这就是明青花五彩莲池鸳鸯纹高足碗。萨迦寺在经书墙之外，还有铿锵悦耳的瓷器墙，收藏着从元代到民国的2000多件瓷器，“宣窑五彩，深厚堆垛”，是中国瓷器史上大名鼎鼎的工艺，但存世实物极少以至于像一个传说。直到1984年，萨迦寺中发现并确认了两件宣德年制五彩瓷器，让传说找到了原型，其中最佳者就是此次亮相的高足碗。

灯光下，实物的尺寸颇为家常：高11.5厘米，口径12厘米，唯有便于端拿供奉的高足让它显得更加矜持。碗口沿内侧书有一圈青花藏文吉祥经，意为“昼吉祥、夜吉祥、正午吉祥、三宝保佑皆吉祥”。外壁口沿至上腹部绘制绘一圈墨蓝色的青花云龙纹，五爪昂扬，龙纹下方是主题纹饰“满池娇”——两对鸳鸯游弋于莲花、芦苇、浮萍之间，红莲绿叶五彩鸳鸯，明艳轻快。

瓷器轻薄，皇家行龙的尊贵豪迈与鸳鸯池水的小清新共存一身，看着它，自然有一幕幕电影闪过：对浮梁县小城中拿硬毫扒花笔画鸳鸯的瓷器匠人来说，真龙天子和西藏遥不可及，只有池塘景致最最熟稔，下笔自然舒展活泼；宣德朝赏赐频繁，紫禁城外礼部侍郎娴熟地将礼器名单与一众赐物交接给司礼监与下属，嘱咐途中仔细裹衬、切忌颠簸；在萨迦南寺的拉康钦莫中，僧人小心翼翼地把装满了贡品的高足碗摆放到佛像前，目光拂过碗壁，心底不禁悄然想象，莲花鸳鸯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小小的一只碗，走遍水路、陆路、山路，历经鄱阳湖、大运河、居庸关、青海湖、唐古拉山，六百年鲜艳如初。

本雅明曾说，机械复制的浪潮里，艺术品原有的灵晕（Aura）消失了。当脚步踏上海拔4300米的高原，你会忽然懂得，有些神圣无法被消解——刺眼的眩光描摹着经幡的轮廓，缺氧带来的轻微眩晕模糊了现实的边界，陌生的语言在耳畔像咒语，让每一件作品都成为承载着修行者虔诚、凝聚着天地能量的“圣物”，触之即能感受到信仰的温度。

当这些“圣物”走进博物馆，均匀的灯光包裹着它们，恒定的温度呵护着它们，舒适的参观节奏让我们得以从容凝视，却也悄悄弱化了源于高原的神圣感。但好在，同一片展厅里，不同展品静静对望，彼此呼应、彼此借景，那些跨越千年的历史、更迭的朝代、辽阔的家国叙事，通过一件件器物的碰撞，变得可感、可触，又共振出了一片新的灵晕。

新灵晕是当代空间艺术。在雁翅楼展厅的入口，镜面反复映像模拟出萨迦寺深处的“慧海经山”。这里没有实体的堆叠，只有反复镜像将展墙上的经卷无限延伸，直到没入黑暗。站在这片镜像书海前，人被身边头顶脚下无数经卷包裹，真正体会到那份震撼人心的规模。

新灵晕是声音与光影。在雁翅楼展厅的最里侧，持续地传出白海螺的声音，回荡不息。这是来自艺术家黄海的“归何处”艺术装置——一座虚空中的碎裂的坛城，伴随着光影，云卷潮生，日照地长。作品的用到的纹饰和色彩都来自于萨迦寺，唯有几何中心的三角形，纯粹稳定且毫无注脚，如无字碑，等待每位观众自己的解读和感知。

新灵晕是观众之间的相互触动。不同身份、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正以各自的方式与展品对话，神色里藏着截然不同的心境：年轻的艺术生，举着相机定格坛城的光影变幻；带着孩子的老师，对着造像以实物做课件；鬓角染霜的老人，对着唐卡默念轻声，指尖合拢在额头祝祷；看似最不相干的时尚女生，也在看到金刚杵和宝石璎珞时，流露出激赏赞叹的神情，细看背后的说明。有人因美而叹服，有人因信仰而共鸣，有人因艺术而触动，有人因历史而沉思，不同的解读交缠出共通的敬畏与热爱。

萨迦寺与故宫，一在世界屋脊，一在帝国之心，两者的联系丝丝缕缕自八百年前始，从未中断，其中点点光华散落路上，持续影响、丰富着中国建筑与艺术的面貌。午门的地毯沉郁，取色自萨迦寺的红白灰，是文物此行的终点，但对更多睁大眼睛进入展厅的观众来说，或许，也是从此西行探寻藏传文明的起点。

编辑｜Lili、Kiki

文｜齐莹、常庭华

设计｜April

图片来源｜长人、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