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扬：善本金融是中国特色金融范式的有益探索

转载于：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作者：李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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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历史的指针指向21世纪第三个十年，中国金融发展站上了新的现代化转型的关键坐标点上。党的二十大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则首次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战略目标。这一切振奋人心的发展，标志着中国金融发展已从规模扩张，全面转向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新阶段。

2024年6月出版的《善本金融：中国特色金融的新范式》(第一版)，正是踏着改革新时期的步伐问世的。该书以“善本金融”立论，令人耳目一新，迅速引发学界与业界的共振——其中提出的“功能性第一性”“社会价值向度”等概念被金融学界广泛关注，而金融顾问制度、县域综合金融生态等六大创新实践更在浙江等地落地，也为践行金融业发展的政治性、人民性提供了鲜活注脚。如今，本书的内容已经拓展为以“善本金融·中国特色金融发展新范式”为名的一套丛书，该书第一版理所当然地作为开篇之作而再次付梓。这的确可喜可贺：因为这不仅是对首版所总结的实践和阐释的理论的肯定，更是对该理论与实践的深化。相信丛书的出版，一定会对我们推动金融范式变革、践行金融强国战略，作出积极的贡献。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教授为该丛书所作的书评。

李扬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

01

中国金融的理论自觉与使命担当

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金融体系在服务实体经济、深化改革开放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国内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我们曾经奉为圭臬的西方金融理论与中国实践之间的适配度日渐下降，在一定程度上，还给中国经济金融的发展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副作用，诸如金融脱离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自娱自乐”，金融资本的垄断加剧了分配不公与社会的分化，乃至资本无序扩张、系统性风险不断累积，等等。

凡此种种，都将探寻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中国特色的金融理论的任务，提上历史议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的：“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既遵循现代金融发展的客观规律，更具有适合我国国情的鲜明特色，与西方金融模式有本质区别。”2023年10月第六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以来，党中央的一系列会议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如“八个坚持”、做好“五篇大文章”、培育“六个强大”、发展“六大体系”、“五要五不要”等，已经对金融强国的内容作出了极为周全的概括。

中国特色的金融理论必须深深地植根于中国文化之中。

首先，中国特色的金融发展要坚持诚实守信，大力张扬中华民族的诚信观。信用显然是金融业的核心要素，金融的本质就是信用，金融业中的所有产品和活动，例如货币、债券、股票、投资、储蓄等，都是基于信用而产生和发展的。金融中的信用正是基于“信任”而发展起来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曾说：“在人们的信息计算能力有限的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降低了人们相互作用的交易成本。”进一步看，信用发展需要载体，契约就是这种载体，在这个意义上，建设良好的契约经济，成为建设信用经济的基本抓手。说到维护和发展契约经济，自然就少不了建设良好的法治体系，我们需要这种法治体系来保证契约的施行，同时对违反契约的活动施以矫正。这样看，诚信建设有效地将契约、规矩、法治等联系在一起，共同构成特殊的中国金融发展的坚实基础。

其次，应着重关注中国金融文化中的义利观。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重要区别之一在于义利观的差别，中国人在面对义、利选择时，更看重的是“义”，“利”是放在其次考虑的。中央金融工作会指出，金融业的发展要平衡功能性和盈利性的关系，而且必须优先考虑功能性。

在这里，强调金融的功能性优先，正是中国文化的义利观的具体落实和体现。过去，正是因为不能全面正确地践行中国特色的义利观，我国的金融业才发生了一些如同西方国家的乱象。深入思考，践行中国特色的义利观，是我们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关键环节。

试想，举凡普惠、绿色、养老金融等等，都不是能够直接产生明显的经济利益的，至少在短期内，获取利益并不显著，于是，要做好这些“大文章”，没有中国特色的义利观指导，几乎是困难重重。总之，践行中国特色义利观，需要我们克服“唯利益论”，切实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切实以改善民生为出发点来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

总之，中国金融需要一场深刻的理论自省和理论创新。这就要求我们摆脱西方金融学说的窠臼，跳出“就金融论金融”的平庸怪圈，植根于中国5000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史，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政治性、人民性的根本立场重构金融理论体系。中国式现代化是在超大规模市场基础上的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但将共同富裕奉为基本准则、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这决定了中国金融必须突破西方“股东和资本利益至上”的片面逻辑，转向以服务社会价值最大化为核心的新范式。

本书提出的善本金融，正是这一理论自觉之理论创新的有益探讨——它以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为根基，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血脉，以中国的实践为营养，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为导向，初步构建起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理论框架。这一框架，为建设金融强国提供了兼具理论厚度、实践深度与时代温度的“浙江样本”。

02

从“向善”走向“善本”的范式探索

理论的生命力来源于实践。“善本金融”本就是浙江等地丰富实践的理论总结。正因如此，本书自第一版推出以来，书中所概括总结的金融顾问制度、县域综合金融生态建设、善本信托工程等，不仅在浙江各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更为全国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模板。“功能性第一性”是对金融本质的再认识。

金融具有功能性与盈利性的双重属性，但功能性始终是第一性的。从先秦《管子》的“轻重术”到宋代交子的信用创新，中国古代金融始终以调节社会经济、服务民生福祉为宗旨。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更是深刻指出：金融资本的运动必须服务于社会再生产的总过程，脱离实体经济的自我服务和自我循环，必然导致危机。

本书通过系统梳理浙江等地的实践经验，用生动的实例告诉我们：金融的本源在于服务实体经济、促进社会公平、维护国家战略安全。当前一些金融机构过度追求规模扩张与短期利润，陷入“脱实向虚”“监管套利”的误区，本质上正是对金融功能性的背离。唯有回归本源，才能破解金融服务“不平衡不充分”的难题。

“社会价值向度”是对金融伦理的重构。西方金融理论以“经济人”假设为逻辑起点，将“理性逐利”视为不可忤逆的法则。然而，金融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现象，既然其天然具有社会属性，如果引导其服务善的主体，便可放大正义能量；倘若服务恶的主体，则可能“助纣为虐”，危害社会。本书创造性地提出“善本信用”体系建设，将大局担当、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公司治理纳入客户评价维度，构建起“抑恶扬善”的金融资源配置机制。这一体系不仅是对ESG(环境、社会、治理)国际规则的丰富，更是对中华“义利观”的现代阐释。它将“义”的伦理准则嵌入金融活动的全过程，推动金融从“资本逻辑”转向“社会价值逻辑”。

“数智化赋能”是对金融工具的革命性创新。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的爆发式发展，为金融回归本源提供了新的科学技术基础。本书通过“数智化与善本金融”的专题研究，深刻揭示科学技术革新重塑金融底层逻辑的重大作用：区块链技术破解信息不对称难题并重建了信用机制，实现供应链金融的可信化穿透；大数据风控突破传统抵押担保思维，让普惠金融真正触达小微末梢；数字化平台打破金融资源的虹吸效应，推动区域金融生态的均衡发展。正如书中所言，当技术创新与“善本金融”理念结合，就可能让金融洗去“嫌贫爱富”的污浊，回归服务实体经济、促进社会公平的正道。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中国金融既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风险挑战，更迎来数字时代的战略机遇。在此大变局下，传统的金融范式显然必须躬身自省，与时俱进。我们必须要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立足中国国情进行创造性转化——既吸收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运行的一般规律，又嵌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逻辑，最终形成“以人民为中心、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的新范式。这是对西方金融化弊端的反思超越，更是中国式现代化在金融领域的生动实践。

我相信，“善本金融·中国特色金融发展新范式”这套丛书的推出，定能引发更多关于中国金融发展的思想共鸣与实践创新，共同推动中国金融在“善本”范式中迈向更具韧性、更有温度、更富活力的未来。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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