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45年AA制，买一颗白菜都要平摊费用。
561万存款，却毫不犹豫地全给了大姑。
当律师宣读这个决定时，妻子张秀梅没有愤怒，没有质疑，只是静静地笑了。
直到那一刻，我才明白这45年来到底谁才是傻子。
我的记忆里，家总是安静的，甚至可以说是冷清的。
我和妹妹林帆从小就知道，我们家有两套生活规则。
一套是爸爸的，一套是妈妈的。家里的米、面、油，永远买双份，放在厨房的两个柜子里，贴着“林”和“张”的标签。
每个月的水电煤气费，妈妈会用算盘打得噼啪响，然后把账单工工整整地放在爸爸的书桌上，旁边附一张纸条：本月均摊，18元7角。
爸爸和妈妈，不住在一个房间。
自我有记忆起，爸爸就睡在北边的小书房，妈妈和我们睡在南边的大卧室。
他们不吵架，因为他们几乎不说话。
每天的交流，除了必要的账单，就只剩下“饭好了”和一声淡淡的“嗯”。
外人眼里，我父亲林建国是单位里受人尊敬的老工程师。
母亲张秀梅是手脚麻利的街道工厂女工头，他们养育了一对争气的儿女，是个标准的模范家庭。
只有我们自己知道，这个家，早就没有了温度。
那道无形的墙，竖在父母中间，一竖就是45年。
可我偶尔翻看家里的旧相册，总会看到那张已经泛黄的结婚照。
照片上，父亲穿着一身笔挺的中山装，头发梳得油亮，眼神里满是意气风发。
他身边依偎着的母亲，穿着红色的确良衬衫，两条乌黑的麻花辫垂在胸前，脸上是藏不住的娇羞和喜悦。
他们那么般配，那么亲密。
我曾傻傻地问过母亲：“妈，你跟爸以前感情不好吗？”
母亲当时正在纳鞋底，头也没抬，只是手上的动作顿了一下，淡淡地说：“好不好，不都过了一辈子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不是不好，是曾经太好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父亲林建国是厂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技术骨干，前途无量。
母亲张秀梅是厂里公认的一枝花，提亲的媒人几乎踏破了她家的门槛。
父亲不善言辞，不会说花哨的俏皮话，但他会用行动表达。
他知道秀梅喜欢看电影，就提前半天去排队，只为买到位置最好的两张票。
他知道秀梅喜欢吃甜的，就用自己省下来的粮票，去供销社换一包金贵的大白兔奶糖，小心翼翼地揣在怀里，等见到她时，糖纸都带着他的体温。
他们的恋爱，是那个年代最朴素也最真挚的模样。
父亲会在车间门口等母亲下班，推着一辆二八大杠自行车。
母亲坐在后座上，轻轻哼着歌，裙摆在风中飞扬，那是他们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刻。
婚后的日子，虽然清贫，但处处透着甜。
家里只有一个小小的单间，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蜂窝煤炉子，却被母亲收拾得井井有条。父亲下班回家，总能喝上一口热汤，吃上妻子亲手做的饭菜。
他会把自己单位发的劳保手套省下来给妻子冬天用，妻子会把丈夫破了洞的袜子，在灯下细细地缝补好。他们是别人眼里的神仙眷侣。
一切的改变，从我出生那天开始。
新生命的到来，给这个小家带来了喜悦，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
母亲的身体，在生下我之后，变得很虚弱。
更重要的是，她的情绪变得非常不稳定。
后来我们知道，那叫“产后抑郁”，但在那个年代，所有人都觉得，那就是“娇气”“想太多”。
她会因为我半夜的一声啼哭，整夜整夜地掉眼泪。
她会看着窗外发呆，一坐就是一下午。
她吃不下东西，人迅速地消瘦下去。
父亲是个粗线条的男人，他很着急，却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笨拙地劝说，只会换来母亲更深的沉默。
而奶奶，也就是我父亲的母亲，是个从苦日子里熬出来的传统女性，她的人生信条就是“吃饱穿暖比天大”，完全无法理解儿媳妇这种“没来由的愁绪”。
她总是在父亲耳边念叨：“一个女人，生个孩子哪有那么金贵？想当年我生你们兄弟姐妹五个，月子里就下地干活了。就是闲出来的毛病！”
父亲被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一边是日渐憔悴的妻子，一边是强势固执的母亲。
他那点可怜的沟通能力，在家庭矛盾面前，彻底失灵了。
悲剧的导火索，是一碗鸡蛋羹。
那天，母亲已经好几天没怎么正经吃东西了。
她看着我，突然对父亲说：“建国，我想吃一碗鸡蛋羹，放点虾仁的。”
那声音很轻，带着一丝恳求。在那个年代，新鲜虾仁是稀罕物，价格不菲。
但对于当时的母亲来说，那碗虾仁鸡蛋羹，或许是她灰暗世界里唯一能想到的、带着鲜亮色彩的东西。
它代表的不是口腹之欲，而是一份被在乎、被体贴的渴望。
父亲听了，立刻点头：“好，我这就去给你买！”
他揣上钱，兴冲冲地就要出门。
可是在门口，被奶奶拦住了。
奶奶拉下脸，把父亲拽到一边，压低声音训斥：“你疯了？那虾仁多贵啊！她一个不下奶的，吃那么金贵的东西干嘛？浪费钱！家里不是还有鸡蛋吗？蒸一碗就得了，哪来那么多讲究！”
父亲嗫嚅着：“可是，秀梅她想吃……”
“她想吃？她想上天你还给她搭梯子不成？过日子要精打细算！你那点工资，经得起这么折腾吗？” 奶奶的声音不大，却字字都像锤子，砸在父亲的心上。
父亲是个孝子，从小就不敢违逆母亲。他犹豫了，退缩了。
最终，他没有去买虾仁，只是默默走进厨房，敲了两个鸡蛋，加了点盐和水，在炉子上蒸了一碗普普通通的鸡蛋羹。
当他把那碗黄澄澄、却光秃秃的鸡蛋羹端到母亲面前时，母亲眼里的光，瞬间就熄灭了。
她死死地盯着那碗鸡蛋羹，没有动，也没有说话。空气安静得可怕。
父亲被她看得心里发毛，笨拙地解释：“秀梅，你先吃点垫垫肚子，这鸡蛋也……也挺有营养的。”
母亲终于抬起头，眼睛里布满血丝，她看着他，一字一顿地问：“我说的虾仁呢？”
“那个……妈说太贵了，不让买。下次，下次我一定给你买。” 父亲的声音越来越小。
“呵。” 母亲突然冷笑一声，她猛地抬手，将那碗鸡蛋羹狠狠地扫落在地。
“啪”的一声脆响，碗摔得粉碎，黄色的蛋液和白色的瓷片溅了一地。
“林建国！” 母亲歇斯底里地吼了起来，积压了数月的委屈、孤独和绝望，在这一刻全部爆发，
“我让你去买，你就不能去吗？你妈说的话是圣旨，我说的就是放屁是不是！在你心里，我到底算什么？”
父亲被她的反应吓懵了，他觉得她简直是在无理取闹：“不就是一碗鸡蛋羹吗？你至于发这么大的火吗？我也是为了这个家好，想省点钱！”
“省钱？省钱！我嫁给你林建国，不是为了天天听你妈教训，不是为了连口想吃的东西都吃不上！我受够了！” 母亲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滚滚而下，
“你根本不心疼我！你心里只有你妈，只有你的钱！”
“你简直不可理喻！” 父子俩的尊严被刺痛，也上了头。
“好！我不可理喻！” 母亲指着门，用尽全身力气嘶吼：“那从今天起，我的事不用你管！我自己挣钱自己花！我们各过各的！”
父亲胸口剧烈起伏，被那句“各过各的”彻底激怒，他红着眼，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行啊！各过各的！”
一句气话，谁也没想到，竟成了一辈子的谶语。
那场争吵之后，家里陷入了长久的死寂。
母亲真的开始和父亲“各过各的”。
她出院回到厂里上班后，领了工资，第一件事就是去买了米和油，锁进了自己的柜子。
父亲下班回家，看到的是空空如也的厨房和冰冷的锅灶。
他愣了半天，才明白母亲不是在开玩笑。
从那天起，这个家就变成了泾渭分明、楚河汉界的地方。
“AA制”成了他们之间不可动摇的铁律。母亲拿出她当女工头的精明，制作了一个账本。
水费、电费、煤气费、房租，每一笔公共开销，她都精确到分，月底清算。
我上学的学费，一人一半。
我和妹妹的衣服，母亲买一套，父亲就要买下一套。
甚至过年给奶奶的孝敬钱，母亲都会单独准备一份，用信封装好，让父亲转交，并在账本上记下：张秀梅付，孝敬婆婆，20元。
他们之间，再无“我们”，只有“你的”和“我的”。
争吵后的第三个月，父亲默默地从家具店里买了一张单人床，搬进了只有几平米的北书房。他搬东西那天，母亲就在南屋里坐着，手里织着毛衣，看都没看他一眼。
当书房的门关上的那一刻，这个家，也被彻底分割成了两个独立的世界。
我和妹妹，就像是生活在这两个世界边界上的孩子。
我们既可以吃妈妈碗里的红烧肉，也可以拿爸爸给的零花钱。
但我们从不敢在妈妈面前提爸爸的好，也不敢在爸爸面前说妈妈今天做了什么。
因为只要一提及对方，他们脸上的表情就会瞬间变得僵硬。
我曾见过最荒诞的一幕。有一年夏天，家里的电风扇坏了。
天气热得像个蒸笼。爸爸买回来一台新的，放在客厅吹。
妈妈下班回来，看了一眼，什么也没说，第二天，她自己也买了一台一模一样的，放在了她的房间。
于是，我们那个小小的家里，就有了两台电风扇，各自对着不同的方向，呼呼地吹着，仿佛在进行一场无声的对抗。
他们用这种极致的、近乎自虐的冷漠，来惩罚对方，也惩罚着自己。
我常常觉得，他们就像两个站在悬崖两边的人，中间隔着万丈深渊。
他们都在等，等对方先伸出手，等对方先说一句“我错了”。
可是，他们的自尊和固执，比那悬崖还要高，比那深渊还要深。谁也不肯先低头。
这一等，就是一年，十年，四十年。
等青丝变成了白发，等我和妹妹都已长大成人，成家立业。他们依旧如此。
在这场漫长的冰河期里，有一个人，成了唯一的例外。
那就是我的大姑，林建芳。
每年，大姑都会从乡下来城里住上一阵子。
她来了，父亲那间常年紧闭的书房门才会敞开。
他会给大姑泡上最好的茶，听她唠叨乡下的收成，邻里的八卦。
大姑也是唯一敢同时和他们俩说话的人。
她会拉着母亲的手说：“秀梅啊，建国他就是个闷葫芦，嘴笨，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也会在父亲的书房里叹气：“建国，你这又是何苦呢？秀梅她心里苦，你一个大男人，就不能服个软？”
可每次，母亲都只是笑笑，不接话。
父亲则会把头埋得更深，闷声说：“姐，你别管了。”
父亲心里所有的苦闷、悔恨和无奈，似乎只能对大姑一个人倾诉。
我好几次撞见，父亲和大姑在书房里说话，说着说着，父亲一个年过半百的大男人，竟然红了眼眶。
而大姑，只是拍着他的背，一声一声地叹气。
我那时候不懂，为什么父亲宁愿对姐姐流泪，也不愿对同床共枕的妻子说一句软话。
我只觉得，大姑成了父亲唯一的精神寄托，一个可以让他卸下所有防备的“传声筒”。
日子就在这种诡异的平静中流淌。直到三年前，父亲被查出了血癌。
这个消息像一颗炸弹，把我们家的平静表象炸得粉碎。
我和妹妹手忙脚乱地安排住院、检查、化疗。
父亲的身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垮了下去。
母亲依旧是那个样子。她会按照医嘱，准时准备好父亲的饭菜，送到医院，然后把账单放在他的床头。
她会帮他擦身，处理秽物，但全程没有一句多余的话，脸上没有一丝多余的表情。
她尽到了一个妻子的所有“责任”，却唯独没有“感情”。
化疗的过程极其痛苦，父亲的头发掉光了，人瘦得脱了形。
在那些最难熬的夜里，陪在他身边的，除了我们儿女，就是大姑。
大姑从乡下赶来，日夜不离地守着。
她给父亲讲小时候的趣事，给他喂水喂饭，像照顾一个孩子。
父亲常常拉着大姑的手，一说就是很久。
他的声音很虚弱，但我能断断续续地听到一些词：“……我对不起她……”“……那碗鸡蛋羹……”“……一辈子啊……”
而大姑，只是不停地流泪，点头说：“我知道，我知道，我都懂。”
我以为，人之将死，所有的恩怨都该放下了。
我甚至天真地想，或许这场大病，能融化父母之间那座冰山。
直到那天，律师的到来，彻底击碎了我所有的幻想。
父亲似乎预感到了自己时日无多。他让大姑把王律师请到了病房。
当着我们所有人的面，他用尽最后的力气，说出了那个让我们震惊的决定。
“我名下……所有的存款……一共是561万3千2百块……我自愿……全部赠予我的姐姐，林建芳……”
他说完这句话，仿佛耗尽了所有精力，重重地闭上了眼睛。
病房里死一般寂静。我能听到妹妹倒吸一口凉气的声音。
我猛地看向母亲，我预想过她会愤怒，会质问，会哭闹。
可是，我错了。她什么都没有。
母亲张秀梅，就那么静静地坐在椅子上。
在听到那个天文数字和那个无比刺耳的名字时，她甚至没有皱一下眉头。
她缓缓地抬起眼，望向病床上那个和她纠缠了一辈子的男人。
然后，在所有人的注视下，她的嘴角，慢慢地，慢慢地向上咧开，露出一个极其诡异的笑容。
那笑容里，有嘲讽，有悲凉，有解脱，唯独没有一点温度。
我当时完全无法理解那个笑容的含义。
我只是觉得，那是我见过的，最令人心碎的表情。
那一刻，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母亲怎么也没想到，父亲竟然会做出这种决定。
她可能想过他会冷漠到底，想过他会至死不言。
但她一定没有想到，他会用这种方式，给她这45年的“AA制”婚姻，画上一个如此残忍，如此决绝的句号。
她的笑，像是在嘲笑他，更像是在嘲笑自己。
笑自己这一辈子，就为了一口气，就为了等一句永远等不到的道歉，最终活成了一个天大的笑话。
他的钱，他的心，原来从头到尾，都不属于她，不属于这个家。
父亲在做出那个决定的第三天，走了。
葬礼办得不大，但很压抑。
亲戚们看我母亲的眼神里，充满了同情和怜悯，看向大姑的眼神，则充满了鄙夷和不解。
背地里的议论，像针一样扎在我们心上。
“这林建国真是昏了头了，一辈子挣的钱，不留给老婆孩子，全给了姐姐，这是什么道理？”
“这张秀梅也真是可怜，跟他过了大半辈子， AA制就算了，到头来人财两空。”
“还不是那个林建芳会算计，看着弟弟病重，把钱都哄骗到自己手里了！”
我和妹妹听着这些话，心里像被刀割一样。
我们既心疼母亲，又对父亲和大姑充满了怨恨。
父亲的遗体火化后，我把妹妹拉到一边，咬着牙说：“不行，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这笔钱，是爸妈一辈子的辛苦钱，凭什么全给我大姑？我们得去找她，为妈讨个说法！”
妹妹红着眼圈点头：“哥，我支持你！妈太可怜了！”
我们打定主意，准备第二天就去大姑在城里租住的地方，跟她当面对质。
哪怕闹上法庭，也要把属于母亲的那一半拿回来。
母亲对我们的计划不闻不问。
她像个局外人，沉默地收拾着父亲的遗物。
她把他的衣服一件件叠好，把他看过的书一本本码齐。
她的脸上，又恢复了那副无悲无喜的表情，仿佛什么都不能再拨动她的心弦。
第二天一早，我和妹妹正准备出门，门铃却响了。
打开门，我们都愣住了。门口站着的，正是我们准备去找的大姑。
大姑看起来一夜之间老了十岁，眼睛红肿，神情憔备。
她手里紧紧攥着一个布包，看到我们，嘴唇动了动，却没说出话来。
“你来干什么？” 我的语气很冲，充满了敌意，
“是来看我们家的笑话，还是来跟我们炫耀你得了多少钱？”
大姑被我的话刺得浑身一颤，眼泪又涌了上来。
她没有反驳，只是绕过我，径直走到了母亲面前。
客厅里，母亲正坐在沙发上发呆。
听到动静，她缓缓抬起头，看到了大姑。
她的眼神依旧平静，像一潭古井，不起半点波澜。
大姑在她面前站定，沉默了许久，然后“噗通”一声，跪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