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爱回归“礼”性：婚俗改革的破立之道

最近，“这届年轻人‘爆改’婚礼”的词条登上热搜。当95后甚至00后成为结婚主力军后，不被面子裹挟、不被金钱绑架的极简婚礼备受热捧。这背后，是一场正在深水区推进的社会变革——婚俗改革。

“我是新郎袁鹏举，我们没有复杂的仪式，就是简简单单的让大家吃顿便饭……”

“没有仪式，人齐就开饭”。这是三门峡渑池县一对新人举办的“三无”极简婚礼。无车队、无司仪、无煽情催泪环节，全程仅两个半小时，总花费不到7000元。这场婚礼被多家媒体转发，引发全网点赞。新娘周亚丽：“省下这些钱我们早就计划好了，打算给家里买扫地机器人、还有相机这些东西，就是想实实在在改善我们小家的生活，把日子过舒服。比起花大价钱搞那些排场、办复杂仪式，我觉得这样更有意义，日子本来就是过给自己的，不是给别人看的。”

两位新人的务实选择戳中了许多人的内心，大家纷纷为这种不攀比、不盲从的婚恋观点赞。

“司仪：亲爱的朋友们，梁园区谢集镇‘梁园良缘·喜结良缘’移风易俗集体婚礼圆满礼成！从今天起，你们将以家庭的名义开启新的篇章……”

无独有偶。在商丘市梁园区，新娘陈向茹和相恋五年的李岩，刚刚与其他11对新人一起举行了集体婚礼。陈向茹：“就在我们的婚礼前期，我们家婉拒了公公送来的彩礼。我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一起告诉大家，拒绝高额彩礼，一起引领新风尚。”

曾几何时，“一动不动”“万紫千红一片绿”……这些听起来像“行话”的词汇，成了压在许多家庭头上的大山。动辄十几万、几十万的彩礼，让“有情人”变成了“有债人”。更令人无奈的是，很多家庭明明知道这是负担，却依然咬牙往里跳——因为“别人家都这样”，因为“面子不能丢”。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宋朝丽：“这种矛盾心态，揭示出问题的复杂性。彩礼早已超越了经济范畴，异化为面子竞争、社会地位乃至婚姻市场中“议价能力”的象征。”

其实，彩礼由来已久，是中国婚俗文化的重要部分。早在周朝的《仪礼》中就曾记载，“昏有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其中“纳征”就是彩礼。彩礼的初衷是为了表达对缔结婚姻的承诺和尊重，它更多彰显的是“礼”的仪式感。攀比、算计让彩礼失去了原有的美好寓意，逐渐异化为身份地位、婚姻价值甚至男女对立的象征。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宋朝丽：“高价彩礼的社会成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男尊女卑、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等文化观念，比如人口结构性因素，男女比例失调，“女少男多”，彩礼变成了一种隐性的“竞价”机制。”

“高价彩礼”不是一夜之间出现的，对“高价彩礼”的治理也很难一蹴而就。破局的关键，是在尊重传统文化与治理陈规陋习中找到平衡点。这不仅考验着年轻人的婚恋价值取向，更考验着相关部门的治理智慧。

近7年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6次点名“高价彩礼”。今年，不仅提出“持续整治”，更首次强调“加强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而在河南，婚俗改革的步伐一直没有停歇。

商丘市梁园区地处豫鲁交界，是一个典型的涉农区，农村人口占全区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当地选出了180多名“新风红娘”，倡导移风易俗、低价彩礼的新风正气。今年40岁的“新风红娘”王敏做红娘将近四年，促成了十几对新人喜结连理。王敏：“作为新风红娘，我积极倡导重感情、轻彩礼、重理念、轻形式这种新的理念。人生一辈子的大事情，不是说给你多少彩礼，你以后就幸福了。我鼓励大家真心的对待爱情，正确的看待婚嫁，不要太注重于彩礼各个方面。我不仅是促成一段姻缘，更是在提倡一种新的婚恋观念。”

在驻马店市西平县陈老庄村，公益红娘协会几次登门宣传，村民丁桂然退回孙女婿2万元彩礼，陈卫平退回女婿彩礼6.6万元；在开封市禹王台区，婚俗改革文艺骑兵小分队创作了上百个歌舞、小品、快板等节目宣传文明新风，各乡、街道还定期举办“新事新办好家庭”选树、青年职业技能培训；在平顶山鲁山县辛集村，抵制高价彩礼被写进村规民约，红白理事会全程监督，红事礼金不能超过300元，待客标准500元一桌，帮忙人员一律吃大锅饭。平顶山市鲁山县辛集镇辛集村党支部书记 李红彬：“村‘两委’班子成员带头签订承诺书，党员干部率先垂范，把抵制高价彩礼写进村规民约，红白理事会全程监督，村民们打心底里支持。”

商丘市更是针对不同县区的特点，培育形成了梁园区“梁园·良缘”、宁陵县“葛天有约”、柘城县“‘柘’礼新风”、民权县“婚嫁新风进万家”等一批特色鲜明、群众认可的移风易俗品牌项目。中共商丘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毕江远：“民权县公交免费婚车‘启动’，为‘零彩礼’‘低彩礼’的家庭服务；宁陵县是全国婚俗改革的试点县，我们按照‘控彩礼、减餐标，反铺张’的要求，引导群众共同抵制高价彩礼、大操大办、人情攀比等不良风气；梁园区聚焦‘抵制高额彩礼，倡导文明婚嫁’联动了毗邻的山东省菏泽市单县、曹县等地，探索建立豫鲁边界农村移风易俗跨省联动机制。”

破不是目的，立才是关键。在婚俗改革进程中，河南的做法提供了有益经验：一方面，通过2个国家级、33个省级婚俗改革实验区建设，形成制度化的约束与引导；另一方面，将抵制高价彩礼纳入村规民约，让红白理事会真正“理事”。当“不索要高额彩礼”成为村规，当“婚事简办”成为集体承诺，个体的选择就有了制度支撑。河南省政府参事 朱彤晖：“推进婚俗改革要‘刚柔并济’。更重要的是，改革的目光不能只盯着‘彩礼’本身。解决高价彩礼问题，根本出路在于破解其背后的结构性矛盾：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完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推动性别观念的根本转变等等。破立之间，需要制度的支撑、文化的滋养，更需要每一个普通人的理解与参与。”

值得欣慰的是，近些年，无论是零彩礼、低彩礼家庭的涌现，还是“架子车接亲”“共享单车出嫁”“公交车婚礼”受到年轻人热捧，都是婚俗改革渐渐“开花结果”的生动写照。当婚礼不再为排场所累，当彩礼不再为面子所困，当婚姻回归两个灵魂的相互托付，爱，才能真正轻装上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