擅开舱门、机上斗殴可定罪！“两高”出手整治“机闹”，律师详细解读

记者|舒冬妮 实习生 陈吏晴

编辑|金冥羽 黄胜 杜波 校对|张锦河

4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危害民航飞行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该司法解释共7条，明确违规开启民航飞机舱门、在机舱内打架斗殴等常见“机闹”行为的定罪标准，突出对编造、故意传播涉民航飞行安全虚假恐怖信息犯罪的从严惩治，并进一步规范了地域管辖原则。

长期以来，航空公司面对旅客霸机、擅开应急舱门、机上斗殴等行为，往往陷入“举证难、索赔难、震慑难”的困境，多数损失只能自行承担。该司法解释配合将于2026年7月1日施行的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构建起刑事、行政、民事三位一体的法律治理体系。有航空法领域律师向记者表示，新规“直击治理痛点”，将有效破解过往法律责任界定模糊、惩戒力度不足的顽疾。

严惩“机闹”犯罪

司法解释划清罪与非罪界限

《解释》针对现阶段依法惩治危害民航飞行安全刑事犯罪的实际情况和存在的突出问题，对如何正确适用刑法、准确把握刑事政策作出了规定，确保各级司法机关依法适用法律，更加准确有效打击危害民航飞行安全刑事犯罪。

据介绍，司法解释共7条，明确依法惩治违规开启民航飞机舱门、在民航飞机机舱内打架斗殴等常见民航“机闹”犯罪行为，突出对编造、故意传播涉民航飞行安全虚假恐怖信息犯罪的从严惩治，并且进一步明确危害民航飞行安全刑事案件的地域管辖原则。

对于最常见的几类“机闹”行为，《解释》明确，并非所有违规开启舱门的行为都构成刑事犯罪——只有在民航飞机处于依靠自身动力移动期间或者空中飞行期间违规开启舱门、足以引发危害公共安全危险的情况下，才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对于飞机尚未依靠自身动力移动等情况下的违规行为，可给予行政处罚并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赔偿。同时，《解释》采用列举方式，对在飞行中的飞机上实施暴力行为构成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的标准作出规定，特别明确对民航乘务员使用暴力的行为可能构成该罪。

针对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解释》进一步降低了入罪门槛：行为人的行为影响航班、机场正常运行，或者致使公安、武警、消防等部门采取应对措施的，应作犯罪处理；造成严重社会影响或者重大经济损失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上海普世万联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沈华连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针对之前部分可能危害航空飞行安全的行为，因为缺乏明确的定罪的法律依据，可能以一般行政违法行为对待处理，甚至认为属于一般民事纠纷，从而纵容了此类犯罪行为，使得航空飞行安全得不到充分保障，甚至无法弥补对其他航空飞行参与者的合法权益。《解释》为打击危害航空飞行安全犯罪活动，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据”。

沈华连强调，未来，如果确定构成犯罪，“闹事者”将不仅要承担相应刑事责任，相对方仍可能对行为人追究其行政责任或民事责任。“简单来说，闹事者可能将付出刑事、民事、行政的‘多重代价’，不再是‘赔钱了事’了。”他说。

律师解读：新规将对“机闹”构建

刑事、行政、民事三位一体惩戒体系

上海汇业（常州）律师事务所律师朱开元对此次司法解释还进行了深度解读。他表示，发布会上提到的一系列机闹等扰乱民航秩序案例，绝非个例。事实上，机闹行为多年来屡禁不止，既破坏民航运营秩序，使得旅客以及航司、机场等单位产生重大经济损失，更直接威胁航空飞行安全。而机闹乱象久治不愈的核心症结在于法律责任界定模糊、多层法律规制脱节、违法惩戒力度不足，“两高”出台的危害民航飞行安全刑事案件司法解释，以刑法作为保障，直击治理痛点。

“结合2026年7月1日起将实施的新修订的民用航空法第八章对于航空安保及禁止机闹的规定，我国已逐步构建起刑事、行政、民事三位一体的法律体系，以破解此前治理难题。” 朱开元说。

他提到，以往相关单位处置霸机、干扰机组履职、擅自开启应急舱门等行为，始终治标不治本，根源是三大部门法适用与衔接存在明显漏洞，且法律存在滞后性。行政法层面，治安管理处罚法、民用航空安全保卫条例虽有相关处罚规定，但惩戒多为警告、小额罚款、短期行政拘留为限，力度较轻，难以形成有效震慑。部分旅客甚至将霸机、闹事当作维权、泄愤的手段，认为只需承担轻微行政责任，违法成本极低。另外，《民用航空安全保卫条例》最近一次修订于2011年1月8日，距今已逾15年，期间发生的诸如向发动机抛硬币等新发恶性事件，以及无人机干扰等新技术影响，是条例修订之时无法预期的，相关部门亦无法根据条例对新出现的事项进行精准处罚。

民法层面追责更为困难。机闹等行为常引发客舱清舱、航班延误、备降等，可能导致航班错过空管给出的起飞时刻，严重时甚至会由于航路禁飞、机场关闭等原因取消航班，这严重侵害了同行旅客的合法权益，更给航空公司造成巨额损失。但实务中，航空公司民事维权面临举证繁琐、诉讼周期长、索赔难度大等问题，多数航司只能自行承担损失，无法追究违法者侵权责任，这变相纵容了违法行为。

刑法适用是机闹问题的核心短板，刑法原文对于“危及飞行安全”的认定标准模糊，各地司法裁判尺度不一，对于机闹等行为，难以区分行政违法或刑事犯罪。过往大量情节恶劣的扰序事件，最终仅以行政处罚结案，刑法的威慑力难以发挥。

朱开元认为，此次“两高”司法解释，配合即将实施的修订后的民用航空法，将逐步理顺法律治理逻辑，实现从“松散处置”到“精准规制”的转变，明确行为定性、细化入罪标准、打通三层责任衔接，形成梯度化惩戒机制。《解释》在刑事层面，清晰界定各类危害民航安全行为的定罪标准，将霸机、阻碍机组履职、违规开舱门、编造虚假航空恐怖信息等行为，精准对应刑法罪名，划清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界限，解决了司法实践中认定难、裁判乱的问题，筑牢刑事安全屏障。同时，新规有效衔接行政与刑事追责，做到宽严相济、罚当其罪。民事层面，刑事、行政追责并不免除违法者的侵权赔偿责任，行为人需全额赔偿航空公司及其他旅客的损失，通过经济惩戒进一步提高违法成本。

“航空领域极其特殊，任何细小的干扰行为都可能引发重大安全事故。此次司法解释的出台，不仅填补了法律适用空白，打通责任衔接壁垒，更标志着民航安全治理迈入法治化、精细化阶段。它不仅为司法实践提供明确指引，更向全社会传递清晰信号：民航飞行安全不容侵犯，霸机、机闹等行为绝非小事，行为人必将承担行政、民事乃至刑事多重法律责任。” 朱开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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