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与李鸿章的信心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2005年第33期 作者：李鸿谷

甲午战争能够避免吗？回到具体的历史场景，李鸿章的信心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

《龙旗飘扬的舰队》一书的作者姜鸣细勘那段时间日本的外交文书，推测直到开战最后一刻，李鸿章对自己用外交手段将密布的战云消退的能力，没有怀疑。极其有趣的是，李鸿章的信心，竟源自他的“私人外交”。

改变中日两国历史走向的甲午战争，起点的事件因素，均与朝鲜相关。

朝鲜“反对党”——开化党领袖金玉均，自“甲申事变”（1884年）后流亡日本，10年之间，他对日本政府拯救朝鲜的梦想已趋幻灭，尝试着与清政府驻日公使、李鸿章之子李经方及汪凤藻联络，表示“欲见李鸿章，讨论东亚之未来”。与此同时，朝鲜政府的杀手已经潜入日本。1894年3月27日，金玉均及其同伴乔装日本人乘船抵达上海，第二天下午，金即被朝鲜杀手枪击身亡。韩国电视剧《明成皇后》对这一事件的描述并未越出历史范畴:杀手与金玉均尸体被运抵朝鲜，朝鲜这边是“欣喜若狂”，而日本那边，则在东京举行大规模悼念，指称金之死系中国政府策划，要求“对华宣战”。金玉均的尸体运回朝鲜不足两月，东道党的农民起义军占领了李氏王朝的老家（1894年6月1日），全罗道首府全州。6月3日，朝鲜政府正式向中国发出乞援书。

看起来，这两桩“外国事件”只不过是李鸿章漫长宦海生涯里微不足道的小片断，最初时候，从史料看，一切均按部就班，但结果却远远出乎李与清朝廷意外。

是否派兵进入朝鲜？日本政府先通过翻译郑永邦，再通过日代理公使杉村会见“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务”的袁世凯，力劝中国出兵。李鸿章的犹豫——派兵是否会引发列强特别是日本的干涉——被袁世凯打消了，袁在电报里称，日本“志在商民，似无他意”。无须爬梳史料，很快李鸿章、袁世凯即明白他们钻进了日本人的陷阱。李鸿章的出兵之念，得到了光绪皇帝的认可，6月12日，清军1200人在牙山一线登陆完毕。16日，日军7000人在仁川全部登陆。

颇具戏剧性之处在于，清军登陆完毕前一日，朝鲜政府与东学党达成休战条款，起义军已于6月11日退出全州。无论清军还是日军，抵达朝鲜的原因已经消失。13日，袁世凯即与大鸟圭介会谈双方撤兵事宜，日本无意退兵。双方正面冲突似乎在所难免。

没有意外，袁世凯请“厚集兵力”，李鸿章拒绝。总署电询，“我应否多拨（兵力）以助声势”，李鸿章再拒。了解内幕的刘声木解释李鸿章的选择，“（李）久知淮军暮气甚深，海军又属新练，厌战主和，原属不得已之苦衷”。下属与总署的申求，不能动摇李鸿章的决定。但李退让选择，让原已脆弱的清廷权力平衡再次被打破。最初的时候，慈禧担心自己的寿诞被中日战争延误，所以支持李鸿章的主张;但是，光绪皇帝却不认可李鸿章的选择。

这一段恩怨的演变，吴汝纶观察的结论是，“朝中不信李相，颇有意摧折之。然军事棘手，君臣之间亦在危疑”。光绪与李鸿章，君臣“危疑”，这是李无法回避的现实。稍后，甲午战败，李鸿章被令和谈，曾邀“翁师傅”一道去日本议和，翁立即拒绝:若我以前办过洋务，此行必不辞。今以生手办重事，怎么行呢？胡思敏《国闻备乘》中那段翁李见面绘声绘争的记录，后来被史家反复引用——翁见鸿章，即询北洋兵舰。鸿章怒目相视，半晌无一语，徐掉头曰，“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临事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翁曰，“计臣以撙节为尽职，事诚急，何不复请？”鸿章曰，“政府疑我跋扈，台谏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翁语塞，归乃不敢言战。

李鸿章的退让，从已经公开的清廷档案看，光绪不仅不认可，甚至非常生气。光绪先降旨李鸿章，就“如何及时措置”，“妥筹办法，迅速具奏”。李复奏，先说海上交锋没有胜算，又说陆军出境，“则处处空虚”。光绪责问，“究竟海军所练之兵各有若干？”李鸿章回应说，如果出境作战，则必须备饷征兵。无奈之下，光绪7月11日决定给李鸿章拨款300万两。

中国通赫德观察当时的清廷，“现在中国除了千分之一的极少数以外，其余999人都相信大中国可以打败小日本”。很不幸，李鸿章属于那千分之一者。甲午战败后，李鸿章赋闲在家，总结自己的过往，选择曾国藩孙女婿吴永为自己的宣说对象，对于北洋海军: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众多史料表明，李鸿章真正倾向的选择是“外交”而非“战争”，是“以夷制夷”。

李鸿章最先选择的调停对象是俄国公使喀西尼，然后是英国。

结果，失望。李鸿章的外交努力，赫德说，“讨了老大一场无趣”。

梁启超评价李鸿章，“李血气甚强，无论若何大难，皆挺然以一身当之，未曾有畏难退避之色”。李在重重压力下的外交努力，显然不仅在联络俄英这样被众人注目的方面。细致检索相关密电，李鸿章的“私人外交”，大概轨迹是这样的:7月12日，也即光绪决定给李鸿章拨款300万两准备打仗，并驳回李鸿章倾向的“撤兵”之策的时候——皇帝的命令显然没有阻止李鸿章的行动，李秘密通过其幕僚伍廷芳拜访日本驻天津领事荒川已次，告知对方他对处理朝鲜问题的态度，显然荒川感受到李鸿章和总理衙门坚持双方先从朝鲜撤兵再开谈判的立场并不一样。14日，荒川报告陆奥，伍廷芳和罗丰禄被李鸿章秘密授予了谈判的使命;15日，荒川再次报告陆奥，李似乎倾向同意陆奥的一些原则来解决朝鲜问题。伍廷芳告诉荒川，“李能够解决朝鲜问题而无须考虑北京的态度”。但是，陆奥16日的回电，要求李“通过适当公认的渠道传达给日方”。这对李鸿章而言，显然是一个难题，荒川报告陆奥，李鸿章倾向和平解决，但很难“通过公认的渠道”。22日，李鸿章作出了硬性选择，派其幕僚罗丰禄进入日本领事馆，秘密通知日方，李决定派他作为秘密特使，到东京见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李要求日本政府保证在秘密特使到达东京前，在朝鲜的日本军队不要采取敌对行动，并要求日方对这一建议立即答复。同一天，荒川在伍廷芳安排下，到盛宣怀的天津海关道衙门密谈，盛在会面中告诉荒川:中国军队派往朝鲜是为了做样子而不是为了打仗。

一般外国使臣回忆那个时代的清廷，都称中国有两个外交部，一是北京的总理衙门，一是天津的北洋大臣衙门——这即李鸿章的个人外交部。这固然是当时的现实，但李鸿章这次如此重大的外交尝试，而且是在光绪皇帝已经明确“主战”的背景下操作，已经远远超乎常理之外。在甲午年代，这种越过皇帝、军机处与总理衙门的选择，“简直不可想象”。

很难说这是李鸿章一时性起率性而为。苑书义寻找出一份甲午战败后，李鸿章赋闲在家时的生活方式描述，“（仍然）保持在军营养成的习惯”:午间饭量颇大，无非山珍海味之类。饭后还要喝一碗稠粥，饮一杯清鸡汁，过一会再饮一盅以人参、黄芩等药物配制的铁水，然后就脱去长衫，短衣负手，在廊下散步。除非遇到严寒冰雪，从不穿长衣。散步时从走廊的这一端走到那一端，往返数十次，并令仆人在一旁记数，当仆人大声禀报“够矣”时，就掀帘而入，坐在皮椅上，再饮一盅铁酒，闭目养神，仆人给他按摩两脚，很久才慢慢睁开眼睛，对守候在一边的幕僚说，“请诸君自便，予将就息矣，然且勿离”。随即上床午睡一两小时。当仆人通报“中堂已起”之后，幕僚即入室，同他说古道今。晚餐食量较少，饭后让幕僚自便，“稍稍看书作信，随即就寝”。这种生活规律，“凡历数十百日，皆无一更变”。

这个时候的李鸿章已经73岁，他的生活方式尚且如此谨严，很难想象他在关乎自己仕途的政治选择上，会不经计算而漫不经心。

李鸿章的复杂，史家多集中讨论他做两广总督时与孙中山的接触上。有意味的是，近乎政治废人的李鸿章，得到两广总督之位，手段高妙之至。其时慈禧希望废黜光绪，又怕列强干涉，命荣禄来找李鸿章，请其探询外国动向，李鸿章仅一席话，即取粤督桂冠:“此系内政，先询人，失国体，如必欲询，当授我以两广总督。届时外宾必来祝贺，即可顺便探询。”荣禄称是，回报慈禧，得到她的赞赏，“乃命督两广”。

李鸿章赴两广就任不足一年，义和团起事。此时各方力量均游说李鸿章，期待其拥两广自立，“为亚细亚洲开一新政体”。梁启超在他所撰写的《李鸿章传》里，也称这是上计。但梁又写道，“虽然，第一义者（两广自立），惟有非常之学识，非常之气魄，乃能行之，李鸿章非其人也。彼当四十年前方壮之时，尚日不敢有破格之举，况八十老翁安能语此？”或者梁启超真正低看了李鸿章，后来的史家爬梳各种材料，李鸿章与孙中山在“两广独立”这一前提下，接触频繁，出乎意料。最后的一次接触，孙中山命日本人内田良平等三人去见李鸿章的幕僚刘学洵。内田良平回忆说，“（向刘学洵）提出两项要求，‘对孙中山所定罪名应予特赦，并保障他的生命安全;希望给予贷款十万两。’刘回答，‘贵方意见马上回禀总督，至于十万两的事，学洵可以办理，明天即可在香港面交五万两，其余容后送上。’”稍后李鸿章也答复，“关于对孙中山的生命保障我不仅要向三位日本人士保证，而且要奏请西太后以特赦。”看上去孙的使者得到了他们希望的结果，但当他们乘军舰返回进入香港港口时，孙中山的坐船“已经启碇，正向西贡开去”，内田等“挥帽呼叫也没有人回应”。这个机会，无论对李鸿章还是孙中山，都失去了——李随后北上处理义和团的善后事宜。正原因如此，后来研究者对此的解释充满矛盾——不过，史家所共同认可的事实是他们特别是李鸿章很努力地尝试过联络“反对派”孙中山。

李鸿章逸出常规之举，很难在一般逻辑与经验里给出解释。他下定决心以一己之力与“敌国”日本展开直接谈判，至少到7月22日，还没有看到有什么障碍。但是，机会仍然失去了，细观日本方面的密电往来时间，同样不可想象的是，荒川在最后接触罗丰禄、盛宣怀后，却将给日本外务省的电报，拖延一天后，于23日晚20时30分才发出。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在次日上午11时50分收到后，当天即回电荒川，“日本政府也不特别反对罗（丰禄）来日本”。

但是，在荒川的电报还没有发出的7月23日白天，日本军队已挟持朝鲜国王，组织了大院君为首的亲日傀儡政权。7月25日，“新政权”宣布废除同中国的一切条约，授权日军驱逐中国军队。同一日，日本不宣而战，挑起了丰岛海战——不宣而战的突然袭击从此成为日本海军的传统。甲午战争，揭开帷幕。

李鸿章的种种努力，至此，烟消云散。《马关条约》公布后，一时之间向光绪皇帝的上书即达140件，均要求“同日本再战”。其时正值科举会试，康有为执笔，1300多人联署的“公车上书”，将这一事件推向高潮。日本史家升味准之辅称其为，“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开端”。此后，中国政治运作系统增添了民众因素，在中国、日本与列强的关系里，民众与舆论对妥协一直保持着足够的压力。胡适评论说，“（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新的民族国家已渐渐形成了”。美国林肯-内布拉斯加大学历史教授柯博文研究这段历史，给出的结论是，“只有一场新的世界大战并通过盟国来打垮日本，中国才能开启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创建之路。但这一创建的建筑师将是毛泽东，而非蒋介石”。

治史者从时间的后点来观察，可以从中日双方的材料里来发现“真相”进行评判。最简单的事实是，在朝鲜乞援的前一天，6月2日，日本政府即已做好出兵决定，而引诱中方出兵，只不过为他们既定之策寻找借口而已。这一时期的日本压力多多，内阁在前一年底（1893年）已下令解散国会，陆奥在写给日驻英公使青木周藏的信中说，“政府若不做出一个惊人事业，便不能稳定动荡不安的人心”。这个“惊人事业”，便是后来的甲午战争。种种因素交集而一味退让的李鸿章，碰上了决意做出惊人事业的日本政府，历史因此改变。

日本历史学家升味准之辅由甲午之战论及清末中国:“洋务运动有一个根本的弱点，即北洋舰队不是中央集权化的成果，而是权力分散化的成果。洋务运动在权力分散化之中进行，又促进了权力分散化。在这个过程中，又碰上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当时，皇帝直属的八旗和绿营军队已经腐败，变成一群杂兵，不能用于战斗，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和左宗棠的楚军（江西军）代之而发挥了威力。不得不依靠这些地方军的清政府，任命地方军指挥官为总督或巡抚，以致地方政府开始脱离北京的控制。……因此，李鸿章在对日开战时所能直接动员的，只是他的北洋军而已。日清战争（甲午战争）实际上成了日本与直隶省的战争。”甲午之败、李鸿章之败——改变“一人战一国”的格局由此成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重要因素之一。历史学者董果良分析说，“这种中央失去权威和地方势力壮大的现象，在我国一直持续到新中国的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