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男风叙事：从《真事隐》“昵比匪人”钩沉

《红楼梦》中有些内容，是不直接写出来的。

但它一直在。

这不是隐私，而是一种创作技巧。

作者：艾窝窝

曾著有《康熙的红票》的历史学者孙立天，新作一经问世便引发关注，从书名开始就自带“红楼”气质——《真事隐：康熙废储与正史虚构》，作为一本现代历史学规范下的专著，本书以康熙朝西方神父纪理安留下的笔记《北京纪事》为核心线索，结合正史细节对照考证，力图还原康熙废储事件的多元面向与真实脉络。

有趣的是，本书“昵比匪人”一节展开的考辨，为解读《红楼梦》若隐若现的男风叙事，提供了可靠的社会背景支撑与关键的历史佐证。

明清之际，男风盛行。在《真事隐》中，它被视为导致太子胤礽被废的隐秘诱因之一；在《红楼梦》里，男风叙事亦非无关紧要的风月点缀，而是深度融入人物命运与家族兴衰的重要线索。

当历史的隐事与文学的隐笔相遇，一条潜藏于清代社会人口买卖暗流之下，男风现象与女性悲剧勾连贯通的隐秘脉络得以浮现。这种史料与文本的对照互文，为当今读者理解《红楼梦》的批判力度与人文关怀，提供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全新回望视角。

废储背后的断袖之癖与狎伶之风

《真事隐》第六章“家之罪魁”，在剖析太子外叔公索额图对胤礽的恶劣影响时，触及了清代官方记载中讳莫如深的一面。书中援引康熙“私家密探”王鸿绪的密折，揭示当时苏州人口买卖这桩大要案背后，真正让康熙和满人权贵圈蒙羞的，是沉溺于男色的风气。

但无论是人口买卖还是男色问题，皆属庙堂之上绝不敢公开，也无法诉诸官方记录之事。关于这一点，《清史稿》太子传记耐人寻味：“有为蜚语闻上者，谓太子昵比匪人，素行遂变。”意思是康熙听到了流言蜚语，说太子“昵比匪人”，行为都变了。

孙立天认为，这里的“昵”字是春秋笔法，较诸葛亮“亲小人”的“亲”字意思更进一层。而“比匪人”，可追溯至《商书·伊训》中“敢有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时谓乱风”的记载，被后世解读为狎昵娈童的男风行为，至明清时已成了经常使用，大家都明白的词。

与“昵比匪人”相呼应，康熙朝《实录》中记载了这样一段史实：

1697年，康熙在没有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处死了跟在太子身边的几个小人物——有厨房、茶房里的人，还有一个哈哈珠子，即满语伴主子一起玩耍长大的小伙伴，给出的罪名是“甚属悖乱”。

结合当时社会风气不难推断，这些人必然参与了太子身边不可告人的隐秘之事，而男色纠葛，当为核心诱因之一。

断袖之癖以及狎伶之风在明末就已经流行开来，到清初更盛。上至王公贵族，下至文人墨客，多沾染此习气。当时北京城有为士人服务的男色店铺公开营业，男童称“小手”，女童称“玉蛹”，康熙年间的吕种玉曾解释说：“京师谓之小唱，即小娼也，吴下谓之小手。”

男风在清代并非纯粹的地下文化，而是处于合法与非法、公开与隐私之间的暧昧状态。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传统的唐明律中，都未对男性之间的同性性行为作出明确规定，也正是在康熙朝，鸡奸才被视作犯罪并设立了条例，写入了清律中。

这一立法变化，恰恰折射出男风之盛已引起统治者的高度警惕与关注，而“昵比匪人”正是对这种风气的隐晦批判，这与《红楼梦》中所呈现的男风图景，形成了高度契合与互文。

《红楼梦》中的“昵比匪人”

《红楼梦》虽未直白使用“男风”“娈童”等字眼，却通过大量曲笔暗示，将这一社会现象融入人物言行与情节肌理。第九回“恋风流情友入家塾起嫌疑顽童闹学堂”，便是最集中的体现。

书中写呆霸王薛蟠“性情奢侈，言语傲慢。虽也上过学，不过略识几字”，自借住贾府后，“便知有一家学，学中广有青年子弟，不免偶动了龙阳之兴，因此也假来上学读书，不过是三日打鱼，两日晒网，白送些束脩礼物与贾代儒，却不曾有一些进益，只图结交些契弟。”

“龙阳之兴”典出《战国策》，说魏国有个叫龙阳君的美男子，深得魏王宠爱。有天两人钓鱼，龙阳君钓着钓着就哭了，魏王询问缘由，龙阳君以鱼自比：这鱼就像美人，钓到大的，小的就被扔了；天下美人那么多，恐怕自己哪天也会被魏王厌弃。魏王深受感动，当即下令有敢向我推荐美人者，诛全族。而“契弟”在明清市井语境中，正是对娈童的常用称呼。金荣讥讽秦钟与香怜“贴的好烧饼！你们都不买一个吃去？”——“贴烧饼”也是市井隐语，指男性之间的亲密行为。

更为露骨的描写是在巧姐出天花时，贾琏搬出去独居，

“只离了凤姐便要寻事，独寝了两夜，便十分难熬，便暂将小厮们内有清俊的选来出火。”

寥寥数笔，便将贵族男性对男色的沉溺与平常刻画得入木三分。再看“家事消亡首罪宁”的东府，贾珍“一味高乐不了，把宁国府竟翻了过来”，结合当时王公贵族蓄养娈童的风气，不难推测其放纵生活中包含此类行径。第七十五回贾珍聚赌，席间“有两个十六七岁娈童以备奉酒的，都打扮的粉妆玉琢”——这些细节在清代读者眼中，几乎不需要解释。

就连贾宝玉与秦钟的交往，表面是同窗情谊，实则暗藏超越友谊的亲密。两人初见便“一见如故，气味相投”，在学中“同卧同起”，特别是宝玉“捉奸”智能与秦钟行不轨之事后，秦钟央求道：

“你只别嚷的众人知道，你要怎样我都依。”宝玉笑道：“这会子也不用说，等一会睡下，再细细的算账。”

上了床如何算账？曹公又用隐笔幽了一默，作为记录者的通灵宝玉被凤姐塞在自己枕边，因此“未见真切，未曾记得，此系疑案，不敢篡创”。这种留白结合上面两人言语间的亲昵与纵容，也构成男风情感的隐晦表达。

无论是薛蟠的肆无忌惮、贾珍的放纵无度、贾琏的急不可耐，还是宝玉与秦钟的暧昧情愫，这些大家子弟亲近娈童、狎戏男色的行为，被作者轻描淡写地揉进日常里，呈现出清代贵族男性生活的真实图景：他们正是《真事隐》里“昵比匪人”的典型形象。这类行径既没受法律追究，也几乎没遭遇道德谴责，直到它们跟家族兴衰、权力斗争紧紧捆在一起，才渐渐显露出破坏性，为贾府的败落埋下了深深的伏笔。

贾府最终被抄家，罪名之一是“窝藏匪类”，这“匪类”里头，未必没有那些出入府中的优伶、娈童与小厮。

康熙苏州人口买卖案：男风叙事的社会根基

《红楼梦》中的男风书写，绝非空中楼阁。其背后，是清代康熙年间猖獗的人口买卖乱象，这也成为男风盛行最现实的社会根基。

据《清圣祖实录》记载，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苏州府爆发一起重大买卖人口案，涉案人员达百余人，既有从事人口贩卖的牙婆、牙商，也有购买人口的达官显贵、富商巨贾。涉案人口中，除了大量女性奴婢，还有不少未成年男子，这些男童多被贩卖为娈童，供王公贵族、富商大贾狎玩取乐。《苏州府志》中也有明确记载：

“康熙年间，苏城内外，牙行林立，多有贩卖男女者，男童尤甚，或为奴，或为娈，身价不等，民怨沸腾。”

到康熙四十六年，康熙帝南巡至苏州时，曾给工部尚书王鸿绪下密谕，命其细查“不肖之人骗苏州女子”之事。这一细节表明，当时的苏州不仅是江南经济中心，更是全国最大的人口买卖集散地。女性的贩卖催生了庞大的娼妓与“养瘦马”产业，而男性的贩卖则精准对应着戏班、象姑馆（通“相公”）及贵族府邸的需求，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人口消费链条。

《真事隐》进一步揭示，这些被贩卖的“俊童”经过专门培训后，会被转售至京城，身价不菲，“一童之价，可抵良田百亩”。他们的去向多为贵族府邸——既是供人驱使的家奴，也往往成为主人发泄欲望的玩物。《红楼梦》中的蒋玉菡，便是这类群体的典型代表。身为忠顺王府的戏子，他的行踪能惊动王府长史官亲自上门向贾府索人，足见其与权贵关系的紧密。长史官对宝玉说“这一城内，十停人倒有八停人都说，他近日和衔玉的那位令郎相与甚厚”，这番话背后，透露的正是贵族与优伶之间公开的隐秘，也是男风盛行的直接佐证。

人口买卖在清代是暴利行业，拐子敢于“两家卖一人”，正是因为市场需求巨大且司法形同虚设。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贾珍、贾琏可以随意玩弄小厮，薛蟠可以因柳湘莲俊美便上前调戏，这些行为的背后，是清代法律对“贱民”阶层的彻底剥夺——那些被买来的娈童、戏子、小厮，在法律上甚至不算完整的“人”，只是主人可以随意处置的财产，他们的命运，从被贩卖的那一刻起，便已注定悲凉。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的制度关联

深入探究会发现，男风的盛行与女性的悲剧，实为同一社会病灶的一体两面，根源都在于等级制度的压迫与法律的盲区。

去年出版的《命若朝霜：〈红楼梦〉里的法律、社会与女性》一书中，作者柯岚从法律社会史角度对香菱案进行了深度剖析。她指出，香菱的悲剧是清代人口买卖制度下女性悲剧的缩影——她的一生，从被拐卖、被转赠到悲惨死去，始终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

冯渊与香菱，一个薄命郎，一个薄命女，在命运的渡口短暂相遇，又双双被权贵的洪流冲散。这位名字就透着股不祥气息之人，“酷爱男风，最厌女子”，本是男风场中厮混惯的人，可造化弄人，偏偏遇上了被拐子卖的英莲——“偏他一眼看上了，立意买来作妾，立誓再不交结男子，也不再娶第二个了”。

男风盛行也好，女性悲剧也罢，说到底都是同一套权力逻辑的产物。冯渊的悲剧恰好站在男风叙事与女性悲剧的交汇点上：他本是男风世界的常客，却因为对女性的真情送了命。

柯岚在书末感叹：翻开《红楼梦》，我们看见的是千红一哭、万艳同悲；合上书，我们应该看见的是那个时代法律对弱者的系统性抛弃。而《红楼梦》中若隐若现的男风叙事，既是对清代社会世相的真实描摹，也是一种深刻的权力隐喻——那些被玩弄、被买卖、被遗忘的男性“贱民”，与香菱、尤三姐、鲍二媳妇们一样，都是法律阴影下无声的牺牲者，他们的苦难，同样是制度腐朽性的直接体现。

值得一提的是，康熙当年密查苏州女子买卖案，最终却不了了之。有学者指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康熙自己就是江南女子大买主”。

《真事隐》也提及，康熙中后期最重要的江南汉妃代表王氏，便是苏州人，来历神秘。她于1690年入侍，长期为庶妃，直至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被册封为密嫔（康熙朝汉妃中的最高位份），三年诞下三子（皇十五子胤禑、皇十六子胤禄、皇十八子胤祄），这样的生育频率，足见康熙对她的偏爱。吊诡的是，王氏并非通过常规八旗选秀入宫，而是依托李煦家族的关系进入内廷。康熙三十八年南巡时，还曾在苏州织造府帮她寻到失散的父母并促成团聚。这故事极具讽刺意味，当最高统治者本身就是人口消费链条的一环，所谓的“查禁”，便只能沦为一场选择性执法的政治表演，底层弱者的苦难，终究无法得到真正的救赎。

以《真事隐》中“昵比匪人”的史料考证为钥，结合康熙苏州人口买卖案的历史背景，重新审视《红楼梦》中的男风书写，便能读懂那些隐晦笔墨背后的深意。那些被调侃的“贴烧饼”、那些“粉妆玉琢”的娈童、那些“酷爱男风”的贵族子弟，并非曹雪芹的随意虚构，而是对清代康熙时期社会风气的真实映射，承载着作者对人口买卖乱象与男风盛行的深刻批判，对底层弱势群体命运的深切悲悯。这些书写揭示了一个被遮蔽的真相：在权力与欲望共谋的清代贵族社会，“男风”从来不只是风月闲情，而是权力结构的延伸、是法律盲区的投影、是无数无名者无声的悲剧。它让我们在品味文学经典的同时，得以窥见那个时代的隐秘与残酷，也让《红楼梦》跨越百年岁月，依旧能以其深刻的思想价值与强大的艺术力量，震撼着每一位读者的心灵——这便是经典的力量，也是史料与文学相互成就的真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