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增营业收入 恒信东方“戴帽”

转自：中国经营网

中经记者 顾梦轩 李正豪 广州、北京报道

4月8日，刚被“戴帽”的ST恒信（300081.SZ）复牌跌停（单日股价下跌20%），而这跟公司此前受到的证监会处罚有关。

近日，ST恒信发布公告称，公司于4月3日收到北京证监局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以下简称“处罚告知书”），因2022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虚增营收1.82亿元，公司及四名时任高管将面临合计1250万元罚款。

同日，ST恒信还发布《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股票停复牌的提示性公告》，公司股票将于4月8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证券简称变更为“ST恒信”。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后，公司股票交易的日涨跌幅限制不变，仍为20%。

对于ST恒信收到证监会的处罚告知书以及公司内控管理问题，《中国经营报》记者致电ST恒信并发送邮件，ST恒信相关负责人表示不便回复。

虚增营业收入超1亿

对于ST恒信复牌之后的股价表现，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向记者之指出，ST恒信复牌跌停背后反映三大深层逻辑：其一，监管“零容忍”政策下，财务舞弊成本显著提升；其二，ST恒信连续六年亏损叠加内控失效，基本面支撑崩塌；其三，ST标识引发机构被动减持与质押平仓连锁反应。

田利辉表示，此轮下跌是市场对诚信丧失企业的价值重估，警示上市公司唯有敬畏法治、专注主业，方能行稳致远。同时，ST恒信的“崩塌”可能引发监管对同类模式的穿透式排查，板块估值面临系统性重估压力。

处罚告知书显示，2022年，ST恒信与创意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意信息”）、诺比侃人工智能科技（成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比侃”）开展算力系统集成及技术服务业务，向创意信息销售服务器及相关软件，向诺比侃方面销售软件。

ST恒信从事创意信息业务和诺比侃部分业务（以下简称案涉业务）时不具有对商品的控制权，在知悉案涉业务交易模式的情形下仍采用总额法确认收入。导致ST恒信披露的2022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2022年虚增营业收入1.82亿元，占当期披露营业收入的37.12%。2024年10月25日，公司披露《关于前期差错更正情况的说明》，对相关财务数据进行更正。

针对该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北京证监局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对ST恒信给予警告，并处以500万元罚款；对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孟楠、副总经理陈伟、财务总监王林海、副总经理李小波4名涉案高管分别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250万元、230万元、200万元、70万元罚款，公司与个人罚款合计达1250万元。

新古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王怀涛向记者指出，ST恒信此次虚增营业收入的行为性质严重。从违规手法看，公司在与创意信息、诺比侃的业务交易中根本不具备对商品的控制权，本质上是“代理人”角色，却违规采用总额法确认收入，这违反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第三十四条的规定。

从虚增规模来看，王怀涛指出，1.82亿元的虚增金额占当期披露营业收入的37.12%，接近四成，虚增比例之高在同类案件中属于非常突出的情形，原披露营收4.89亿元经追溯重述后实际仅为3.08亿元，水分很大。

从主观意图上看，监管部门认定ST恒信“在知悉案涉业务交易模式的情形下仍采用总额法”，说明这不是单纯的会计差错，而是明知故犯。“综合来看，这种会计处理选择不是专业判断失误，而是主动利用会计方法进行收入虚增，试图粉饰报表、误导投资者，严重破坏了资本市场的诚信基础。”王怀涛说。

济安研究院研究员万力向记者指出，ST恒信虚增营业收入，此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它直接影响投资者对公司业务规模、成长性和商业模式的判断。

万力表示，收入是资本市场最核心的观察指标之一，一旦企业把本应按净额法处理的业务按总额法确认，报表反映出来的经营体量就会被明显放大。对上市公司而言，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会计处理不严谨”，而是财务报告真实性受到实质冲击。

涉案当事人之一辞职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涉案的时任公司副总经理李小波，在处罚告知书下发前火速离职。3月27日，ST恒信发布公告称，李小波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副总经理兼首席技术官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截至公告披露日，李小波持有公司股份12.21万股。

万力向记者指出，李小波辞职，公开口径只有“个人原因”，因此只能作审慎判断。通常在这类节点上，管理人员离任可能有几种解释。一是出于个人职业安排或声誉风险考虑，希望尽快与上市公司管理层身份切割。二是公司内部可能希望通过人员调整，向市场和监管释放治理整改信号。“三是不排除相关人员预判后续监管和舆论压力较大，提前退出管理岗位。但这些都只能作为基于资本市场经验的推断，不宜说成既成事实。”万力说。

田利辉向记者表示，李小波辞职时点敏感，不排除其为规避内部追责或应对投资者索赔的“切割自保”。但离职绝不意味着责任豁免。

田利辉指出，作为分管技术的副总经理，其对算力系统集成业务的技术实质与合同执行状态理应知情，辞职意图在于：一是规避后续可能的行政或市场禁入措施对在职身份的连带影响；二是为潜在民事赔偿诉讼预留资产转移空间。

在收到处罚之前辞职，能否减轻或者免除对李小波的处罚？王怀涛向记者指出，从时间节点来看，李小波辞职发生在处罚告知书下发前约一周，很难排除与即将到来的追责压力存在关联。北京证监局拟对其处以70万元罚款，并认定其对财务造假行为负有直接责任。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辞职并不能降低李小波面临的行政处罚责任。”王怀涛向记者表示，行政处罚针对的是其在担任副总经理期间所实施的行为，职务是否存续不影响责任的认定与追究。70万元罚款是监管部门认定的个人责任金额，辞职不会使其自动免除责任。

“此外，李小波目前还持有公司12.21万股股份，其后续减持行为也将受到相关法规的严格约束。因此，无论其是否仍在公司任职，此事对他的法律责任和经济利益的影响都不会因此减轻。”王怀涛说。

管理系统性缺陷

记者注意到，这并非ST恒信首次出现财务核算与信息披露违规问题。2023年7月，ST恒信曾发布《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表示，公司存在无形资产减值依据不充分、商誉减值参数设置错误等问题，导致2022年度业绩预告中披露的无形资产减值损失、商誉及其他长期资产减值损失等数据与定期报告中披露的经审计数据存在较大差异，相关信息披露不准确。

公告还表示，ST恒信还存在销售退回及债务重组核算不规范、部分业务单据保管不全、2022年度财务报表部分金额与附注不一致等问题。

此外，近两年来，ST恒信多次对年报、季报进行会计差错更正。其中2024年4月，ST恒信发布公告，更正涉及公司2023年第三季度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项目。

2024年8月，ST恒信又发布公告表示，公司在《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中将无形资产中的部分资产列示为无形资产项下的“数据资源”，经公司近期进一步核查，发现列示有误，对《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相关子科目信息予以更正。

对此，田利辉向记者指出，ST恒信连续多年、多环节出错，折射出公司三大系统性缺陷：一是内控体系形同虚设，从收入确认到资产减值反复“打补丁”；二是管理导向扭曲，为美化报表而牺牲会计实质；三是治理缺乏制衡，董监高集体失守。“这不是偶然失误，而是财务合规文化溃败的必然结果。主业不振催生造假动机，造假暴露加剧融资困难与信任崩塌。若不从骨子里重构内控与问责机制，类似问题还将重演。”田利辉说。

万力向记者表示，（ST恒信出现的）这种问题具有明显的“连续性”。如果一家公司先是减值测试、会计估计和财务列报频繁出现问题，随后又在收入确认这种更核心的领域被监管认定存在虚假记载，基本可以判断，公司不是缺少制度文本，而是制度没有真正转化为有效约束。

记者注意到，ST恒信近期发布的2025年度业绩预告显示，公司2025年归母净利润预计亏损3.65亿—4.75亿元，同比下降5.39%—37.15%；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3.55亿—4.52亿元，同比下降10.53%—40.73%。而这也是ST东方连续亏损的第六年。

对于ST恒信目前遇到的一系列问题，万力认为，ST恒信当前最需要的，不是再去讲一个新的产业故事，而是先做下面几件事。

第一，重建财务报告和收入确认内控；第二，收缩战线，聚焦少数能够形成正向毛利和现金流的业务单元；第三，把治理整改提升到董事会和审计委员会层面，而不是只留在财务部门层面；第四，修复市场信任，必须依靠连续、可验证的信息披露，而不是口头安抚。

“总的来看，ST恒信要扭转现状，第一步不是增加收入和转型，而是先把真实性、合规性和盈利逻辑重新立住。对一家连续亏损又因财务造假性质问题被实施ST的公司来说，治理修复本身，就是战略重建的前提。”万力说。

田利辉认为，当前，ST恒信必须“三管齐下”：第一，财务内控动大手术，建立业务实质前置审查机制，从源头杜绝会计操纵；第二，战略上“断臂求生”，果断剥离长期负毛利的算力业务，停止无效输血；第三，重构治理，引入独立专业董事，将合规绩效纳入高管薪酬考核。

“更为关键的是，需主动与投资者沟通，以切实的整改方案而非概念炒作重建信任。信任崩塌后，唯有以彻底的透明和持久的合规，才能慢慢挽回市场的信心。”田利辉说。

（编辑：吴清 审核：李正豪 校对：宛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