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工作体面退休的时代，正不可逆转地走向彻底的终结！

一个近20年前的流行词，最近突然在中文互联网上爆火。

这个词叫做“奥德赛时期”（Odyssey Years），由戴维·布鲁克斯（David Brooks）于2007年提出。布鲁克斯借用荷马史诗中奥德赛在外漂泊十年才回到家乡的故事，指出人在青春期和成年期之间还有一个“特殊时期”，在此期间，会经历一长段反复、不确定的自我探索与漂泊。

小红书上，多条与“奥德赛时期”有关的笔记获超万次点赞

为什么这个词会在2026年突然走红？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如今的年轻人，迷茫感已经达到了临界点。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月不包含在校生的16-24岁劳动力失业率为16.1%，尽管从去年8月的历史高点（18.9%）以来已连续6个月下降，但仍有近1/6该年龄段的年轻人处于“无事可做”的状态里。而在明面数据之外，还有不少人以打零工等灵活就业形式为生，随时面临失业的风险。

即便是已经跻身职场的年轻人，也往往被卷入巨大的不确定性之中。在《三联生活周刊》去年年底一份面向“上班第一年”的职场新人的问题征集中，不少人提及，“职场的无效社交”“不会和领导相处”“晋升空间不明朗”“工作和生活难以区分”等困扰正在让他们陷入难以融入和自我怀疑的怪圈里。报道中的一家企业高管称，他们前年招聘的新员工提交过离职申请的已经接近1/4，其中不少都是应届生。

一面是失业危机的阴影，一面是难以适应的工作，年轻人迟迟无法（或是不愿）像老一辈那样迅速“稳定”下来。随之而来的，就是漫无止境的“奥德赛时期”。

用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的话说，那个曾经“充分就业的社会”，正在离我们逐渐远去。

乌尔里希·贝克

许多分析者将这种处境归结于经济转型期的阵痛，乐观地认为随着大环境的再度繁荣，企业会再度进入扩张期，加上人口规模和结构的变化，届时，青年劳动力会重新回到“供不应求”的局面。

然而，事实果真会如此吗？

乌尔里希·贝克在调查了数十年来世界各地就业体系的变迁后，给出了不同的结论。

他在晚年代表作《工作社会的终结》中指出，战后一个整体的趋势是，无论经济是景气还是不景气，全世界的年轻人，都越来越身处同样的迷茫。传统意义上的“工作社会”，正在不可逆地走向彻底的终结。

《工作社会的终结》

[德] 乌尔里希·贝克 著

2026年3月

为什么？

乐观分析者从经济学角度出发考虑问题，在他们眼里，周期永远是往复运动的，人只是周期中的棋子，随波逐流地被安放在或高或低的位置。

然而，这种框架忽略了历史的真实进程：在前现代时期，高失业率或就业不足才是常态，流浪汉、日结工和其他没有固定可靠收入来源的人遍布全球。我们熟悉的那个以工作为生活全部重心，甚至成为意义来源的社会，只是资本主义兴起以来现代性——对秩序和效率的普遍崇拜——的产物。与作为我们看待物的方式的“商品拜物教”同时蔓延开来的，是我们看待人的方式——“工作拜物教”。

贝克从实证角度指出，过去数十年里，曾经“充分就业”的西方社会，其以终身雇佣和标准化合同为特征的“福特制”就业体系正在迅速崩溃：以德国为例，在20世纪60年代，处于不稳定就业状态的雇员仅占雇员总数的1/10；到了20世纪70年代，这一比例上升到了1/4，而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这一比例达到了1/3。

在此期间，德国没有经历大规模的经济震荡，处于正常的繁荣周期，但稳定就业率却反常地持续下滑。究其原因，是支撑资本主义300多年发展的现代性本身正在不可逆地，被其自身所瓦解。

贝克指出，“现代性”（用他的话说，叫做“第一现代性”）内部存在着许多本质上难以调和的矛盾。比如，它主张民族自主，鼓励各民族国家各自构建“国民”经济的体系，促进国家内部的人员流动，然而在全球化层面上，各民族国家却对跨国的人员流动层层设卡；又比如，它从普遍意义上要求每一个人投入工作以扩大生产规模，又从具体意义上不断尝试提高生产力以淘汰落后的劳动力，从而减少人力成本的投入，攫取更大利润。

这种矛盾的短期爆发，就成为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但在短期爆发的水面之下，关于现代性危机的信念与知识却在跨周期地不断在代际之间传递、积累。“充分就业”或许还是一个社会集体理想，但已越来越不是个体的理想——美国有“嬉皮士”，日本有“御宅族”，而今天，中国的年轻人也开始不断“躺平”。

这意味着什么？

贝克认为，从短期来看，传统意义上的“工作社会”会系统性地转变为“风险社会”，对系统性风险的“质”的焦虑将取代对财富的“量”的渴望，“我害怕”的优先级将超越“我饿”“我想要”，成为人们新的行动伦理原则；

但从长期来看，“工作社会”的退场最终会重新发现人的价值，将个体从单纯的“人力资本”中解放出来，使之转变为通过参与多样活动以自我实现的“世界公民”。在这一过程中，个体唯一能依靠的是不再“工作”的自由，个体最大的力量也是不再“工作”的自由。

到那时，所谓“灵活就业”将真正成为主流——不止是统计意义上的数字，更是对人们内心成见的彻底打破。

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进入贝克这本《工作社会的终结》的话题域，下面将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刘云杉为本书撰写的推荐序分享给你。

刘教授是最早将本书话题引入中国学界的学者之一，她将贝克的思想同中国当代的社会现实联系在一起，为我们思考中国社会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提供了一种有别于传统社会学研究的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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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有何种活法

刘云杉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泰坦尼克号上的风景

2006 年秋冬之际，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书店，我买了一本 The Brave New World of Work（本书德文原版的英文版）。

欧美心脏地带正在“巴西化”：要找到一个高收入、高技能、高稳定性的全职工作，就如同在泰坦尼克号的甲板上找一个可以晒太阳、喝咖啡、看风景的躺椅，人可以很惬意，但巨轮正在既缓慢又令人猝不及防地沉沦……这一意象深深地吸引了我，于是我写了一篇书评：《从“人力资本”到“公民生活”》。彼时，中国正在分享全球化红利，快速卷入全球工作机会、资本市场、财富分配的竞争中，中国的高等教育规模也正在扩大，从精英型向大众化转变。中国家庭全力托举子女，信奉“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理念：父母吃得苦中苦，寄望子女往高处走……在平行时空中，贝克的议题在我，只是“观”与“望”，是有些乌托邦意味的前景描绘与政策实验。一晃二十年过去，有心人借此文找到这本书，英、德文版互勘，有了此番简体中文版的面市。

此时，再回看此书，贝克所描述的意象，不再是“观望”，而是“体受”。而他的视角，更像是从外面、上面，客观理性地解释第一现代性与自反的第二现代性，精准地预言全球化红利与陷阱；而我，以及我们，这二十年间，正在既不断流动又随时凝固的液态社会中，体受种种张力，有欣喜、有迷惑、有沉沦、有抗争，在前所未有的动荡中，不得不探索并走出自己的路。

流动中的隔离

受农耕文明滋养的中国人素来勤奋，春耕秋收，精耕细作，以此奠定生活的节奏。传统中国社会是把生命的种子埋在地里，把个体的生命安置在代与代之间，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个体是社会继替中的一环。这二十年间，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之后，中国农民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大迁徙，他们从中西部、从黄河流域，向南、向东，到华北、珠三角、长三角。安土重迁的中国人，不仅在地理的空间上流动，也从乡村流向城镇，从农民流向工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完成了身份的蜕变，胆怯或勇敢地拥抱新生活，也同故乡、传统依依惜别。

离土、离乡，从土地到厂房，如何找到位子、攀上梯子，如何在陌生的水域安身立命，找到自己的节奏？如何在一个系统设计好的阶梯上，野心勃勃并隐忍自制，以获得延迟满足？在谨慎的盘算中，中国人既清醒又迷糊地让生命历程卷入现代性的自反浪潮：摆脱空间的束缚，在时间之流中轻装上阵；从实体到信息，从科层制轨道到扁平网状结构，他们快速学习、适应，中国人也踏上了自动上升的扶梯，庞大的中产阶层正在兴起。中国社会的结构也呈现出纺锤的形状，人们乐见中间阶层的不断扩大。

在平行时空中，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正从单一钻石结构蜕变为双钻石结构，美国若干大型企业关闭本土工厂，投资海外；裁员和外包，猛烈侵蚀曾属于美国中产阶级的高薪职业。“中产塌陷”的同时，一大批企业主、高管和专业技术人员出现，形成了拥有高薪、高福利和政治权力的特权阶级，他们构成了上一个钻石：在占有丰富资源的组织中，从事有保障的高薪专业工作或担任管理职位，具有高水平的生成性资本（消费、投资、技能和社会资本）。双钻石的下部则由不稳定就业的雇佣劳动者和自雇者以及受排斥阶级构成，这是占据人口总数 80% 的新工人阶级。

工作成为美国社会的新身份标识，出现了社会阶层的“时间隔离带”：顶层拼命工作，没有时间休息，但可以积累大量财富，以工作和收入来定义自己。传统中产阶级的两极化，一部分往上，以高强度的工作获得高薪，用钱购买体面与地位，再投入教育，让后代也能踏入精英阶级，进入名校与华尔街。新一代的年轻人开启了新一轮精英—资本循环，将全部青春、精力和时间，投入资本游戏。另一半中产阶级走入下坡路，在公司管理文化中，被定义为“不再被需要”的人，面临“裁撤”，成为绩效表格中无用的、低效的冗员；再往下滑，他们便只能接受简单、重复的劳动，来换取毫无晋升可能、一条路走到黑的底层工作。人工智能对这些群体来说，更是宣布“凛冬已至”的号角。

中产阶级经历战后的膨胀，面临缩水与塌陷。社会流动的“阶梯”已经蜕变为两部并行的自动扶梯：一部向上，一部向下。教育的选择极为严峻与残酷：在双钻石结构中，高居上升扶梯的前端者，头顶光环，如鱼得水；其他人则拼尽全力，要么跻身上行扶梯，时刻担心下滑或被残酷地甩出轨道，要么身处下行扶梯的上端，所有努力不过是避免跌落太惨，或者干脆放弃挣扎。

精英主义（merits）已经成为一个神话，对特权阶层来说是一种安慰，对非特权阶层来说是一种幻觉。神话创造了不存在的幻想（你可以成为你想成为的人），否定了存在的事实（一个贫困的孩子进入特权阶层的机会非常渺茫）。

正如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所言，穷孩子的教育红利是一种幻想，他们努力拼搏，只是为了站上一道不断下行的自动扶梯。

与此同时，信奉“知识改变命运”的中国人，在全民疯狂的教育竞争中，既“内卷”，也“躺平”。

弹性中的失重

新冠肺炎疫情之后，我和一个木匠聊天，他年近五十，说自己是舟山最后一代木匠，他的手艺要失传了。年轻人不再有耐心，不再拜师学艺，守一个行当。他们到哪儿去了？在学校混几年，出来做销售、跑外卖……他们不再愿意靠手吃饭，更愿意动动嘴皮，察言观色，动脑子；他们认为，即便是外卖小哥，呼吸的风也是自由的，平台算法虽然严苛，但马上可以拿到钱……

上一辈人参军、读书、进政府机关或者公教文卫等事业单位，不仅是生计，更是 career（职业或生涯），这个词的英文原意是马车碾出来的车辙所形成的断续而明晰的路径。事业背后是 identity（身份），它是一个名词，是在时间里熬出来的、镌刻在人身上的客观印记与主观认同。职业既是清晰的标志，也是坚实的锚锭，标记人的出身与教育、能力与性情，乃至社交、消费、生活。职业背后常有行会，行会成员拥有相同的利益与相似的价值观，既相互监督，也相互庇护，维持群体的专业特权。

这一代人的稳定生涯解体了，工作机制弹性化，他们被期待拥有 flexibility（弹性）——这个词从 15 世纪就进入英文词汇表，它有生动的图像：树木在风中虽被刮弯，但仍能弹回原样。工作的弹性机制要求人具有同样的韧性，既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又能保持自身不受损害。这种弹性要求人折腰的强力，或可称为折腰率。人们不再持续专注于一个行当，用纵向的时间体现专业的忠诚，而是像螃蟹一般横着爬行，在不同的工种、领域间横跨。

美国社会学家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考察过 20世纪 80 年代波士顿的面包房，这些小店多为意大利人所开。面包烘焙是如同跳芭蕾一样的技艺，要训练多年，技能与身体才能合一。高温的面包房有汗水，有发酵的酸味，有固定的营业时间，一起共事的都是同乡或亲朋，面包中不仅有生计，还有社交与情谊、自尊与体面。25 年后，桑内特重返当年的面包房，这家店已经属于一个食品生产巨头，工作条件改善了，机器做面包，而人只需要监控机器，车间干净凉快。面包店就像一张错综复杂的网，员工的日常时间表在其中交错。员工入职时没有了门槛，没有了同乡的帮衬与顾惜，来去自如，彼此不再熟悉，对面包也不再有情感。

弹性既降低了行业的门槛，也削减了行业的丰富度，它只是一堆临时的、碎片化的、彼此弱相关的工作（job），以及稳定、高效的机器和一套看不见的、理性的且精准计算的资本逻辑。现代社会的两个“无所不在”——斯密的市场这只“无所不在的手”与福柯的监视这双“无所不在的眼”，精心打造了 KPI（关键绩效指标）：这是一个从上到下，准确地说是从核心到边缘都共同可视的数字，每一个人、每一层头顶的 KPI 都是一套庞大冷酷且精细入微的算法体系。

人的感受呢？置身具体场景中的人与物的情谊呢？人的喜好呢？人对手中事的沉醉、对身边人的关切呢？简洁的数字不屑于去看，这是数字无力折算的低效与包袱，也是员工在折腰的灵活性中不得不清除的冗余。

人们经历了什么？又做了什么准备呢？机器驱逐了技艺，面包师傅的技能被宣布无用，工作场所则降低了技术要求（deskill）。教育随之主张核心素养（competence），用高阶能力 4C（协作collaboration、沟通 communication、批判性思维 critical thinking、创造力 creativity）替代传统的 3R（读 reading、写 writing、算rithmetic）。与技能（skill）相比，素养有更多维度，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与态度，因其多维且复杂，在操作中被译为“胜任力”。技能则是人所拥有的对事、对物的具体技艺，它的主体是人。素养的视角却变了，指岗位对人的能力的识别与认定，其词根 compete 就指“竞争”，因此素养的真实意涵远不只是简单的匹配度，而是胜出之后才能被任用的竞胜力、胜任力。教育顺应工作场所的要求，同样脱实就虚，学生被要求柔性的、软的技能，从人际互动中胜出——这也是对算法的敏感与折腰：如何才能被识别？核心素养要求让成长看得见，于是有了可表现的指标，有了优绩主义的盛行。

人不再如同地上生根的树木，折腰率甚至要求他们成为盆栽植物，迅速地被移入，再快速地成长。经验成为负资产，深耕专业，沉浸其中，成为钻牛角尖的自我浪费；短期的、变换的灵活工作要求切断背景，或者说随时转换，素养要的是万金油似的略通皮毛，而非专业精通，重要的是对纵横关系的各个节点了然于胸，有能力在各个节点中快速移动，成为活跃的棋子。

成为活跃跳动的棋子，还是坠入随时可被优化的冗余？一方面，工作的自主性下降，管理学家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Taylor）等人在对工作的分析中关注细分时间单元中动作的精准与效率，以效率原则将复杂工作分解为简单的步骤，每个人手中都是一个片段，专门化、单调性与重复性保证了体系的效率，每个人都成为大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此外，工作也强调独立性，“依赖”成为负面词汇，员工们交易但不交往，只需要对结果负责。于是，组织中非正式的信任锐减，对机构的忠诚度降低，组织所传承的共享知识与价值弱化，社会资本降低，工作场域不再是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

在这样一个效率至上、权力匿名的体系中，每个员工都是“铁路警察，只管一段”，至于对方向、局势的把握，这是既明晰又隐匿的数字天眼的责任。在数字天眼下，体系内所有空间都是透明的，它清除了层级的障碍，而在透明的空间中，每个个体也都同质化，他们被标定为数字不同的 KPI。员工如何对待工作呢？不再是事业，而只是工作——明智替代了责任，短期的契约取代了稳定的身份。

网络状的组织中有自然的距离，也有刻意的陌生，比如采用电子邮箱来管理员工，人们收到电子邮件，被通知工作调动或解雇——正如桑内特在《新资本主义的文化》（The Culture of New Capitalism）中说的，“连当面告知的勇气和耐心都没有”。在效率与轻简的原则上，人也轻简如数字。

人如何轻简如数字？如何经营自己的核心指标（merit）？在灵活的网状组织中，人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弹性要求他们MP3（音频压缩技术）化——在 MP3 播放器中，歌曲能随机乱序播放，去掉结构与界限；机构的逻辑是颠覆、随意打乱，人生的舞步也可以随意随性——生涯不再是一条精心设计的轨道，而是一串随意的即兴演出，前后混搭，不再关联。人们不再有稳定的性格——有所不为的内在坚定性，也不像上几代人那样用职业的套装遮住了自己，或活成了职业的面具。现在的人们，人生充满混搭的衣料，既像洋葱一样，层层剥去，不见内核；又不同于洋葱——在移动的、变换的土地上，每一层洋葱皮的色彩、质料、大小均不同，斑驳、怪异、嘈杂，没有尺寸的合理性，也没有韵律的节奏感。初则兴奋刺激，继而麻木无感。

人们从惯例与铁笼中的无聊切换到弹性中的焦虑，他们享受自由，却没有自主，这个自由是失重的。他们被要求独立，却成为失去左邻右舍、上下传承的原子化个体，他们只是独立的数字，接受数字天眼的监控，这个数字天眼甚至内置于个体自身。

这些年“90 后”“00 后”常常“整顿职场”，现在，他们要整顿的，不仅是职场，还有人生。

To be or not to be

（活出来还是混下去）

莎士比亚借哈姆雷特发出的灵魂之问：生存还是死亡？今天已没有人生抉择中面对命运的庄严承诺，却是日常的、细碎的怀疑对周围的侵蚀：活出来还是混下去？

MP3 的工作弹性解构了一切秩序，生命周期中出现了“奥德赛期”，这种状态以荷马史诗中的奥德赛命名，意味着尝试、选择、徘徊、游荡，进入学校或者离开校园，与朋友同居或赖在父母家里，恋爱或者失恋，尝试一份工作或者换另一份工作……青春期提前，成年期却在延后，身处此间的年轻人，生活中充满即兴演出，却又松弛、懒散。一方面，习俗的要求、社会的期待、文化的惯习，被动摇、挑战，也被忽视；另一面，在父母与所谓的成人社会那里，却是欣赏与疑惑、错愕与麻木交错。——人与人之间，具体的牵挂逐渐稀薄；代与代之间，出现了整体断裂，彼此难以抵达。

德语中的教育是 Bildung，意思是养成终身生活的稳定性格。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活法：教育的核心是找到自己的活法，即论语中的“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一个人在做什么，做或不做的理由，以及更内隐的那种让他心安或不安的道德情感、直觉或本能，这就是活法的根本，也是教育的本质。

MP3 的混搭人生不能也不屑于追求社会炼金术——攀登纵向的社会阶梯，攫取社会地位与财富，而是迷恋自我炼金术，用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风格定义自己，再表达自己。如果说社会炼金术是属于政治经济的社会结构，那么自我炼金术则属于日常生活，属于文化与心理感受，在最细微又切身的生命基础设施上，他们实验着、折腾着、蜕变着……

工作场所用“人格资本”替代了人力资本，过去是“你学了什么（知识与技能）决定你能做什么”，随后是“你是谁（动机、能力与身份认同）决定了你能做什么”。既去技能化，又要求多重经验，斜杠青年已经身份难辨，可以识别的是他们的自驱力与进取心，以及终身学习的能力。

再后来，身份资本（identity capital）突显，个人的资源（精力、时间和动力）与情境资源（社群与能够提供挑战和确认的情境）密切互动，是富有主动性的人与被激活的情境、创生的资源之间的交织。主体将名词形式的“身份”，变成动词化的“认同与追求”，其背后是高投入、高参与，是成事，且在成事的过程中，成其德，成其志。

时代情境的活力在于将名词提升为动词，时代主体的脆弱在于将动词进一步动名词化：知识不再是名词的“已知”，而是动词的“认知”，更是持续、终身的求知状态；“智力”不再是假定的智商，而是全神贯注地投入，是持续不断开拓疆域，创制新事物；“身份”不再是先赋的位置，而是心中梦与手中事不断地相互矫正，是主动的认同，是逼出来的一套活法。身份的动名词化可用多普勒效应来描述：靠得越近，共振越强——一个同频共振的能量场，既风起云涌，又气象万千，此所谓成其势也。

从名词到动词，再到动名词，这是“成”的过程，“成”意味着孕育、包容与探索。在时间切断且混奏、空间透明、个体独立无依的自由漂浮中，“成”又何其艰难！“成功”与“成就”不再是个体的责任，而是时代的气度，它要求厚实的土壤、多元的生态、多样的物种，万物生长，各自高贵。它不再仅仅是物的生产、资本的扩大，它是人的生活，是生命本体的表达，是活法中本真的创造。它需要大地母性的滋养，让人格有格外的意义。

贝克在此书中提出的全民基本收入、家务劳动薪酬化、志愿工作薪酬化，这些切实的措施可谓厚植土壤肥力的关键。这个时代将包容、滋养何种活法？

“助少壮求位育，促民族达成年。”这是潘光旦先生在 1932年写下的话语。在今天，这既是迫切的追求，又有别样的意涵。

知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作品

充分就业和终身工作的时代即将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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