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许可》让“进步主义”走向下三路

文 | 白马井镇

虽然从这几年的情况看，国内的女性主义、进步主义电影之类经常被拍得如同PPT一般生硬与尴尬，一些以小搏大的豆瓣定制电影，不仅未能引起大盘整体性的共鸣，甚至在某些进步主义群体内部也难以称得上服众。但仅以观影体验本身的话，经常也不是完全没可取之处。

比如《好东西》，抛开我们之前文章中讨论过的主题和内核问题，影片本身有上海等地方文化资本背书，主创尚可动用大量的名演员，支配相当可观的拍摄资源，从而让观感也算得上是有质地。再比如《酱园弄》，虽说虎头蛇尾，却也最起码有点导演几十年积累的匠气。

但最近又一个豆瓣高分女性主义电影，杨荔钠的《我，许可》，却和这些电影人基本该有的能力毫不沾边，让笔者在观影过程中全程尴尬走神。

浏览网络通稿，我们会看到本片高度对标《好东西》。剧情模式和元素上，二者确实有不少相似之处，同样是用进步主义解决人生困境，不靠男性角色拯救自己，拯救下一代。主人公在进步主义的旗帜下打怪升级。在这之外，也可以看到主创还有比《好东西》更大的野心。

《我，许可》的官方宣传是“大胆、有劲”。要知道《好东西》虽然非常戳相关受众的爽点，但和“大胆”没什么关系，它的整个内核悬浮在一种脱离现实的，精妙且安全的权力结构中。邵艺辉之所以不解释主人公悠哉游哉生活的荒诞性，和他们生活的物质基础从何而来这一问题，是因为她的观察和表达，既要为一线城市中的性别主义、进步主义受众服务，也要为上海一个世纪以来的城市形象服务。

比较起来，本片导演本身社会阅历多得多，所能触及的社会现实，能体察的三教九流的生活困境也多得多，之前也不是第一回试水母女关系题材。所以在上映之前笔者本来还有一点期待能拍成什么样子。结果，电影把劳工权益、性骚扰、医疗的性歧视、学生教育中的性话题等多个领域一锅烩，看似很“现实”，却因为完全服务于背书念经、避重就轻的进步主义而背离现实，荒谬不已。（以下这段有剧透，还有些“关键”内容实在不想打字，就放网上总结贴图了，想自己看的可跳过）

剧情大概是一名叫“许可”的小学语文老师，喜欢反复重复自己“母单”，忽然发现子宫有了息肉，想要做手术。而术前家属亲人的知情同意书又让她犯了难，在和她母亲来来回回的话语交锋中，无奈而挣扎的她奔波于各大医院，想要寻找合适的医生和实惠的手术条件。母亲也因各色原因，不断离开，不断地新找工作。

而同样，班上的学生也因为“服美役”，自行吞了避孕药被送入急诊室。而身为教育者和女儿的许可，最终同时完成这两项工作，在开学前做好了手术，女学生得到了帮助，母亲参加了劳工戏剧项目，和女儿达成和解，也找回了在传统婚姻中困厄不得志的自己。

看起来确实“现实”和“大胆”，但实际上呢？全部根据性别/进步主义这一卖点变成了吸睛装饰和推进剧情的点缀，反而因为要素太多导致剧情漏洞百出。

首先是文淇饰演的女儿这个角色就很矛盾。片子要展现并解决代际矛盾，需要母女间各种吵架，所以我们看到许可一直在不断皱眉、发脾气、摔东西，始终火急火燎控制不住脾气；然后还要展现主角怎么用性别/进步主义引领下一代，所以需要有她和孩子相关的剧情。

但因为电影一开始最核心的矛盾冲突就是“主角的阴道瓣完整”，也就是说她不可能有自己的孩子，所以她被设定成了老师。但设定成初高中的话，剧情冲突又要复杂很多，所以也只能安排当个小学老师。

那么请问，这种根本控制不住脾气的人，怎么能在这个师生家长关系非常敏感的今天，当一个需要情绪异常稳定的合格小学老师的？

况且，真正对当下基础教育局面有了解的人应该知道，教师在学校给小孩子灌输性别主义，又无疑会让本就家校关系紧张的局面更雪上加霜。

然后，退一步就按电影中所说，医疗系统一直在刁难女性，系统性的抱有考虑患者贞洁与否的观念，和持有免责消灾的官僚主义，使得我们的女主人公，在面对一个简单的小手术束手无策，那请问这是一个更为普遍的权责不对等的医疗系统问题，还是所谓“男权”的问题？

如果说母亲是因为“出走”而不断颠沛流离，换工作换环境，这是所谓父权制的婚姻存在结构性的不平等，那么母亲面临的性骚扰、被拖欠工资，到底是父权制的延续，还是劳动市场中劳工权益不被尊重的问题？

在本片的“重头戏”方面，在学校里讲生殖器官构造，询问学生“初潮”、“遗精”这类话，是坐在办公室才能意淫出来的高潮段落，已经完全忽视了当下无孔不入的互联网，早就帮大部分学生完成了不少性教育的工作。哪怕是现在的小学生，私下的谈论都比这开放得多了。并且，他们的家长在哪里？在现实中真正负责性启蒙教育的，学校的科学或生物老师又在那里？

这些上不了台面的情节只是为了衬托女主而故意设计的矫情段落，以示其是个优秀的进步主义战士。但是，这么一个优秀的老师、女性，面对妈妈又是何种态度呢？她又是怎样去想象，去“解放”老一代的母亲的？

结果，她既不能帮妈妈要到被拖欠的工资，又不能在一开始就接受一个其实没什么性格问题的母亲。解决方案居然是在片末，令人非常无语的带妈妈去尝试体验成人小玩具。成功之后，妈妈还发起了成人小玩具的传单，就为了蹭上那句进步主义的惯用经文，“直面并掌控自己的身体”。

在天津的大太阳底下奔波的妈妈，她的身体是否对应着高温补贴、五险一金，与休息场所？被解放前的身体又在哪里？从头刻意贯穿到尾的小玩具，固然对应鼓励上一代从传统而保守的婚姻中解放出来的理念，但是主创是否想过，传统的婚姻观念不一定对应保守的性观念，也未必对应充分的身体羞耻？

实际上，这只是进步主义构建自身合理性的一个需要，将女性抽离出来，剥去所有的社会角色和权力结构，按照时间远近和年龄大小论进步。

东北中年秦海璐化身为江浙人富家独生女，娇滴滴得只会求女儿安慰。面目狰狞，演技断崖下滑的文淇，反而理智的更像是母亲，她富有主见，遇事当机立断，敢闯色胆包天的富二代死宅的家中与其对峙，也敢在办公室场合直面自身的息肉、结节问题。

这不是所谓母女关系，恐怕，是近年来愈发想要成为进步主义旗手的主演与主创的算计。根据咖位高低、年龄大小论主次，按照发展潜力和粉丝群体数量大小分配深刻。年轻的文淇必须要启蒙下一代、指引上一代，永远正确，永远奔忙。而已经有过气征兆的秦海璐，就只能扮演个需要被女儿帮助、治愈，日常只会看霸总文的失意母亲。反正不管怎样，总归都是girls help girls。

以前我们总是强调，不需要文艺创作者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既然你站在道德制高点教化世人了，那你就首先要有正确发现和描述问题的能力。现在我们再退一步，都不需要你能正确发现和描述问题，也理解你为了宣传和票房去炒作和消费一些问题，但总要适可而止。这么多单独展开都能拍一部严肃题材电影的问题，都被拿来当成这种下三路式进步主义的外壳包装，这与《我，许可》标榜的“大胆”、“有劲”毫无关系，倒是和“好笑”完全挂钩。

片中所有人都像是喝了假酒，不停地发生没必要的争吵，这确实颇为好笑。不是说剧情好笑，而是创作者毫无能力处理冲突，毫无深刻揭露矛盾的意愿，还要拉上“主义”的大旗很“可笑”。就像片中荒诞得令人发指的工资剧情，为了不让妈妈要工资这种太露骨而真实的问题出现，豪宅东家居然预付一个月工资，且在地主家的傻儿子性骚扰女佣被发现之后，竟然屈尊跪下来求和解和原谅。

这种现实议题全部因装饰需要变成了无关痛痒的和解和原谅。观众当然没必要指望这能像主演的另一部作品《嘉年华》那样对现实的直击强而有力，但搞成这样，实在跟“大胆”一毛钱关系没有，只会让人觉得够好笑的。

不光剧情上，就如开头所说，本片甚至在视听语言上也毫无“大胆”之处。通篇固定机位，充满两位女主角不明所以的自我凝视，长时间的脱衣沐浴镜头。辅以邵艺辉般的舒缓音乐，加创痛呈现，和精致的不能再精致的家庭置景，以及不知道是哪个实习生设计的综艺花字。

毫无波澜的剧情，和四平八稳的视听语言，一开始就能猜到结尾的母女和解的故事，这和大胆又有什么关系？有成人小玩具就算大胆，还是要动妇科手术，给学生做性教育是大胆？我们只能看到导演先有了个进步主义的空壳，再将角色按部就班的放入。角色和角色之间，充分按照空间场景的关系，只能有两两对应的关系，不能脱轨，不能越界。这别说大胆了，连匠气也谈不上，只让人感觉到庸俗。

如果《我，许可》真的要想大胆，那么，男妇科医生角色首先就不该找一脸性冷淡、窝囊废且帅气的白客演。他在剧情中负责宽容、挨骂和证明有“男性女权主义者”存在，以证明电影本身没有偏废，没搞对立。

但想一想，结合男妇科医生的处境来看，他面对的质疑、嘲讽，乃至传统观念的压迫，可能要比片中任何一个女性角色都要严重。同时我们再设想一下，如果这位男妇科医生，是一个大腹便便、脑壳光滑的中年秃顶形象，那么此类电影的受众们，还能接受这种形象的大夫给主角做手术么？但这一切，都因为白客这几年“最有人夫感”的形象定位而轻飘飘化解了。

如果《我，许可》真的想要玩现实主义，那么那位五年级就有“身材焦虑”的女学生，为什么会有身材焦虑，什么渠道、平台令她有身材焦虑？她会不会面临闲言碎语乃至校园霸凌，她的父母因为什么原因从头到尾都都缺席，他们父母的身体又在被谁、在什么地方被奴役？

如果《我，许可》想要揭示职场困境，这个连邵艺辉都敢直面的话题，就不应该设计一个在上完班之后，依旧能四处奔走、摆平麻烦的教师角色。女教师的婚恋、生育困境，如影随形的家长投诉、教学压力又在哪里？以及，同样是身为教师的笔者，始终不能理解一个情节，为什么她，居然可以让教室空堂，这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她不用被通报扣钱？

这些都是现在的进步主义受众们不想看到的话题，它空有着主义的噱头，却丝毫没有主义的坚定，更不用说现实的褶皱和艰涩。国内这几年的进步主义电影总是想要精致而利己，光鲜而靓丽，这是这类田园进步主义一直未能产生广泛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旦失去某些平台的集美救场买票，它也就只能喊喊口号，在虚空中审审敌人。

比起来，之前的《好东西》在有地方文化资本加持下至少能掀起风浪。上海的富人们从容不迫，饭桌上都是上野千鹤子这些谈资，而“小半年只能赚两万”的天津小学老师，一个简单的小手术都得考虑再三，四处求援。

在没有强有力的城市当亲妈，雄厚的资本当亲爸的情况下，这类进步主义只会显得空虚而琐碎，看起来嫌贫爱富，连合格的表达都做不到。它一旦想要真切地探讨一些“劳工”、“性教育”、“医疗”等话题，延伸到与女性主义紧密相关的社会问题上，就会完完全全的陷入不知所云的八股文中，乃至让人产生不了一点兴趣。

总得来说，这类进步主义电影是一定会被玩坏的。没有《我，许可》，也会有别人来完成这个任务。这类作品的受众喜欢背一些一张纸就能写满的金句，一些人尽皆知的人名，一旦这些东西被大量重复，相关电影也只会显得如无根之木一般无聊。最后我们就总是会看到，对电影的评论本身，对题材的孱弱、观察的浅薄的质疑，被转换成是否支持“女导上桌吃饭”的站位，变成了“你可以不支持电影，但是要支持女导演”。

我们过往总是说，没有抽空而提纯的性别，也没有独立于任何情景的性别问题。现实中跟你虚假团结、网络共情、吹彩虹屁的人，未必就是你的同胞和朋友。

终究，在这股风潮过后，相当一部分人会幡然醒悟，最根本的社会问题，在于广阔的田野、办公室、街头，在于劳苦大众，他们未必有靓丽的身份，也未必会看过上野千鹤子，但他们才是承担现实问题，解决现实问题的人。

认识到这一点，任何有关“进步”的电影才有未来。

该期文章导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