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你们中国人，不都是想赚美元吗？」
1951年，正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的汤定元，被移民局官员当面羞辱。此时，他的博士论文只差最后一步，导师已为他铺好了一条通向国际顶尖实验室的路。
他掏出已订好的回国船票怼了回去，而他让中国导弹和卫星的眼睛。
01
1932年秋，江苏金坛县小坵村。
十二岁的汤定元站在村口，盯着同村青年手里一个小木盒子，眼睛一动不动。
木盒子里，传出了人的说话声。
男孩绕着它转了一圈，又转了一圈。
「这……这是什么东西？」
「矿石收音机，能收到上海的广播电台。」青年懒洋洋地说。
汤定元蹲下来，把耳朵凑近，听见一个女人在唱戏，清清楚楚，字字分明。
【上海？上海离这里少说两百里。这个盒子里，藏着什么？】
汤定元家里穷，父亲虽是村里的私塾先生，每次送他去县城读书都要四处借钱。1931年江南发大水，田里颗粒无收，学费凑不上，他只能辍学回家。
但那台矿石收音机，在他心里扎了根。
他开始省吃俭用，把零花钱攒起来，去杂货铺买零件，凭着记忆把拆开看过的收音机一点点拼。
第一次，没有声音。
第二次，还是没有。
第三次，线圈接错了。
第四次，一阵沙沙的杂音从木盒子里钻出来，接着是人声，断断续续，像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
汤定元坐在屋里听了很久，直到天彻底黑透，才想起来点灯。
【这个声音，是怎么从那么远的地方跑到这里来的？】
这个问题在他心里埋了很多年。
后来他考进了无锡师范学校。
学校管得很严，师范生一律住校，每晚在自修室坐满两小时。别的同学做作业，汤定元看书——不是课本，是从图书馆借来的萨本栋译《普通物理学》，上下两册。
他终于知道矿石收音机里的声音，是怎么从上海跑到金坛来的——他忽然全想通了。
是电磁波。看不见、摸不着，却真实存在。
【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这样的东西？】
他把两册书从头读到尾，又从尾读到头。不认识的词逐个查字典，不会推的公式从基础一步步往前算。
那年他十五岁。
正是这两本书，在日后的乱世里，成了他没有扔掉的唯一行李。
02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
汤定元在无锡师范读到第二年。日本人的飞机往南方飞，炸弹落下来，学校停了课。他和几个同学商量，决定往西走，去找国民政府。
没有火车，没有汽车，靠两条腿。
沿路的村子已经逃空，偶尔能在废弃的房子里找到点吃的，大多数时候只能沿路讨饭。「求乞」——这是汤定元后来自己用的词。
他们一路走到武汉，走了将近一个月，进了难民收容所，住大通铺，每天喝稀粥。
等到国民党教育部安排下来，他被分到国立四川中学师范部继续读书，只读了三个月就毕业了。毕业后政府说没法安排就业，让大家自己想办法。有出路的同学陆续走了，最后剩下十三个没有退路的人，商量着说：要不去考大学试试看？
他们都觉得不可能考上，不过是去摸摸底，看大学的题目是什么水平，好下一年做准备。
发榜那天，十三个人里有四个考上了中央大学，汤定元是其中之一——考的物理系。
进了中央大学，第一件麻烦事是英语。
理学院院长孙光远看见汤定元的名字，直接说：
「你以后要多读读英语。你入学考试的英语是0分，破格录取的。」
汤定元没有吭声。
无锡师范的英语本就教得有限，流亡那几年英语书早丢光了。他没有去找老师诉苦，只想一件事：怎么把英语学好。
他发现自己不擅长背单词，硬背两遍就忘，于是改了个法子——遇到不认识的词就查字典，把中文意思用铅笔注在旁边，一个词查了忘，忘了再查，少则三五次，多则十几二十次，直到记住为止。
他那本英文版《普通物理》，开头几十页密密麻麻注满了中文字，小字挤在英文单词之间。到了书的中间，注解开始稀疏。再往后，每隔几页才有一两个。到后半本，中文字彻底消失了。
没有人教他这个方法，是他自己摸索出来的。
就这样，他花了四年，把英语从0分读到了能流利阅读专业文献的程度。
03
1948年，汤定元赴美留学，先到明尼苏达大学，后转入芝加哥大学物理系。
芝加哥大学的物理系不是一般的地方。费米在这里的地下室建起了世界上第一座核反应堆，杨振宁和李政道都曾在此求学。汤定元进了高压物理实验室，在劳森教授手下做研究助理。
他拿到的第一个课题，是研究金属铈在高压下的相变。
他用金属铍做高压容器，让X射线穿过铍壁，拍高压下样品的衍射图像。铍的强度不够，压力一高就有裂的风险。
汤定元盯着破裂的铍容器想了很久，有了个主意：用两片金刚石，各自磨出半圆形的槽，合起来就是一个圆形孔道。金刚石是世界上最硬的东西，不会碎。
劳森教授听完，沉默了一会儿：
「你去试试。」
试了，成了。
这个金刚石高压容器后来发展成国际高压物理实验室的标配仪器，沿用至今——不过这只是副产品。
真正的发现是：金属铈在高压下的相变，不是晶体结构改变，而是原子外层电子被「挤进」了内部的空轨道，一种全新的相变机制。论文发出去，两位诺贝尔奖得主布里奇曼和鲍林亲自写信肯定。
那年汤定元三十岁，博士论文已经开了头，方向是用新的高压容器研究碳酸钙的相变。导师劳森说，这个方向做完是一篇很漂亮的博士论文。
前途，是真的一片光明。
1950年6月，汤定元拿到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的硕士学位。
同年，朝鲜战争爆发了。
汤定元每天买一份《纽约时报》，仔细看战况进展。有一天，报纸上说志愿军把美军从鸭绿江边推回了三八线。他看完报纸，走进实验室，脸上带着一点止不住的笑意。
一个美国同事瞥见了，开玩笑：
「今天你高兴了，你们打了胜仗了。」
汤定元愣了一下，笑容没了。
他坐在实验台前，盯着面前的仪器，什么都想不进去。
【你们。他说的是「你们」。】
【在这里，我永远都是「你们」。】
那晚他在宿舍里坐到半夜，窗外是芝加哥的街灯，黄色的，冷的。想起从武汉流亡到重庆的那段路，想起父亲借债送他读书的样子，想起在无锡师范图书馆里抱着《普通物理学》发呆的那个下午。
【我为什么在这里？博士学位，对我到底有什么用？】
1951年3月，汤定元按规定去移民局办理护照延期。
办事员拿起他的档案，翻了翻，抬起头：
「共产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
「我是学科学的，不懂什么主义。」
「国民党和美国，是资本主义。现在中国大陆，是共产主义。」
汤定元想了想：
「如果国民党是资本主义，那我宁愿是共产主义。」
对方脸色一变，换了个问题：
「美国不是很好吗？」
「美国有许多很好的地方。我来美国，是为了学科学。」
办事员往椅背上一靠，冷笑一声：
「我知道你们中国人，不都是想赚美元吗？」
整间办公室安静了一秒。
汤定元直起身子，声音放大了：
「是有个别中国人想留下来赚钱，但大多数人不是。我就是要回国的。」
对方以为抓住了把柄，把笔举起来：
「你这话是否作准？我要记录下来的。」
「那当然。我已经订好了1951年5月10日离开旧金山的船票。」
对方愣了一下，低下头，在表格末尾写了几个英文字母：
departed before May 10
Departed，在英文里有「强制出境」的含义。
汤定元站起来，拿回护照，走出了那间办公室。
离开芝加哥之前，他把移民局的调查表和芝加哥大学的博士证书一起销毁了。
不是赌气——他想得很清楚：他不打算再回来了，带着这些东西只会让事情复杂。
劳森教授在实验室门口送他，很遗憾地说：
「你回去做了研究，可以把论文寄来，我们还是可以给你博士学位的。」
汤定元握了握劳森的手：
「谢谢您。」
拎起两只箱子，走了。
1951年5月10日，旧金山码头，「戈登将军」号海轮汽笛长鸣。
6月2日，「戈登将军」号抵达广州虎门——那天，是林则徐虎门销烟纪念日的前夜。
同年8月，美国政府宣布禁止中国留学生回国。
汤定元比那道禁令，早走了三个月。
04
回国后，汤定元进入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工作。
研究所给他安排了一张办公桌、一间实验室和几个年轻助手。他环顾四周：仪器是旧的，设备是缺的，资料是没有的。
但这还不是最大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他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在芝加哥，他做的是固体物理最前沿的高压相变，但那个方向在当时的中国没有任何应用的可能。他需要找一个既跟得上国际前沿，又对国家有用的方向。
他开始大量读文献。那年头获取文献没有网络，全靠图书馆。他每周去图书馆待两整天，把能找到的国际期刊从头翻到尾，把相关文章用卡片记下来。
日积月累，卡片塞满了好几个鞋盒子，超过三千张。
1956年，国家制定「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半导体被列为四大紧急发展项目之一。汤定元就从这里切进去。
他用实验室里仅有的一台光学测试仪器，研究锗的光电导光谱。锗是一种半导体材料，光照上去会产生电流，现象看着简单，背后的机制很复杂。
他测了一遍，数据对不上理论。
测了两遍，还是对不上。
测了三遍，他发现问题不在测量，在理论本身有个漏洞——前人的模型忽略了表面复合的影响。他重新建立数学模型，把表面复合速度纳入进来，理论曲线与实验数据一一贴合。
对上了，完美地对上了。
1957年，他带着这个结果去民主德国参加国际固体物理会议，宣读了论文。散场后，有人专门走过来，用英语说：
「你们中国，已经有这样的研究了？」
汤定元笑了笑，没有说话。
【我们的，还远不止这些。】
但他清楚，光靠基础研究不够。
这几年读文献，他越来越意识到一件事：红外技术，是一个即将改变战争形态的东西。
红外线，是比可见光波长更长的电磁波，肉眼看不见，但任何有温度的物体都会辐射红外线。人有温度，发动机有温度，导弹喷口有温度——只要有温度，就能被红外探测器「看」到，在黑暗中，在云层后面，在几十公里之外。
这意味着导弹可以追着飞机尾焰飞过去；卫星可以从太空俯瞰地面的热源分布；一支军队的调动，在红外眼镜面前无处遁形。
这个技术，美国在保密条件下研究了近二十年，直到1959年才公布了一小部分。苏联也在搞，但对中国封锁得死死的。中国，在这件事上是真正的一片空白。
汤定元在办公室里踱步，手里攥着那些卡片。
【这件事，得有人来做。那个人，为什么不能是我？】
05
1958年，汤定元提起笔，给时任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元帅写了一封信。
信里写了三件事：红外探测器是什么、能做什么、对国防建设有多重要；国内的研究现状——空白，完全的空白；他愿意带队，从零开始承担红外探测器的研制任务。
信写得很短，很直接，没有废话。
他不知道这封信会不会有人看，也不知道看了会不会有回应。但他觉得这件事必须说出来——连提出来的人都没有，那就真的永远不会有人做了。
回复来得很快。国家正式下达了红外技术研究任务。
汤定元拿到通知，在实验室里站了很久，然后把助手们叫进来：
「我们要做硫化铅红外探测器，从材料开始做起。」
助手们互相看了一眼，其中一个小心翼翼地问：
「硫化铅是什么？」
「一种半导体材料，能吸收红外线，产生电信号。」
「那……我们从哪里开始？」
「从查资料开始。」
汤定元转身，打开了那排装卡片的鞋盒子。
接下来半年，是汤定元这辈子最难熬的半年之一。
没有现成工艺，就自己摸索。没有合适仪器，就自己设计搭建。材料纯度不够，换工艺。器件响应率上不去，调结构。噪声太大，查来源，一个一个排除。
他每天第一个进实验室，最后一个离开，午饭直接在实验台边吃。
遇到问题，他不立刻动手试新方案，而是先坐下来，把已知条件和目标全部列在纸上，把所有可能的原因逐一写出来，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他跟助手们说：
「做事之前，要先把来龙去脉、已知情况和目标都弄得一清二楚，专心认真地去做，就能把事情做好。」
半年后，中国第一批性能优良的硫化铅红外探测器，在汤定元的实验室里做出来了。同时还建起了一套完整的测试系统，涵盖黑体响应率、噪声频谱、光谱响应测试——这套系统后来成为全国红外探测器实验室建设的样板。
06
1960年，三年困难时期开始了。
全国粮食短缺，工厂停工，项目一个接一个砍掉，科研经费第一个被压缩。
五六十年代，红外技术曾经热过一阵，各单位一哄而上。但困难时期一来，大多数单位的红外项目悄悄下马了。
汤定元在北京街上碰见以前一起开会讨论红外技术的同行，那些人口气已经变了：
「现在这个时候，搞这个不合适吧？」
「等情况好一点再说。」
「等情况好一点。」
这话让汤定元心里发堵。他清楚「等情况好一点」在科研领域意味着什么——方向一丢，队伍一散，再要重新聚起来，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他去图书馆查了一批最新国际期刊，看完在笔记本上写了一行字：
【美国红外技术的进展速度，超过了我的预期。】
中美之间的差距，每过一年就会再拉大一截。这不是危言耸听，是他从数据里读出来的事实。
他再次提笔，给聂荣臻写了第二封信，只说一件事，但说得很重：
红外技术研究，不能中断。但也不能再搞「一窝蜂」——什么单位都上，力量分散，人人在做，人人做不好，到最后等于没做。必须聚散为整，集中全国的科研力量，选定专业机构攻关。
这封信，比第一封更难写。第一封是说「这件事重要，应该做」，第二封是说「这件事已经快撑不住了，必须做出选择」——分量完全不同。
这封信寄出去之后，发生了一件连汤定元自己都没有预料到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