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尖女法医回忆录：那些死者知道并告诉她的事

这是一本顶尖女性法医回忆录，以此为蓝本的纪录片《法医芭芭拉•布切尔》（第一季）已上线各大流媒体。

作为一名从酗酒及自杀倾向中解脱出来的女性，作者芭芭拉•布切尔开启了始料未及的人生旅程：入职纽约市首席法医办公室，成为纽约史上第二位扮演法医调查员角色的女性，更是首名在这一岗位上坚持超过三个月的女性，而且一干就是二十几年。

她的日常工作就是调查各式各样的死亡现场：双重谋杀、决绝自杀、未成年人奸杀……大部分场景都令人心碎。她在书里详细描述了自己在法医调查工作中具体的工作内容（如怎样翻转尸体以更好地寻找证据），以及险象环生的工作过程，包括幸运地躲过诱杀装置袭击等等。在职业生涯后期，她还参与到“9•11”等大型恐怖袭击现场的调查中，和同事们一起，根据遇难者亲属描述，辨识出了21900具遗体。

《那些死者知道的事：一位女法医的回忆录》，芭芭拉·布切尔 著，蒋 漫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6年出版

>>内文选读：

在9·11现场，找到死者、识别他们的身份、让他们回家

难道是高度失控？飞行员出了问题？

随后，我惊恐万分地看着另一架飞机冲着南塔撞了上去，炸成了巨大的火球。

纽约遭到了袭击。

我打电话给首席法医办公室。我打了调查部办公室、赫希医生、理查德、通讯台……都是忙音。我试了一次又一次，没人接，只有忙音。一片沉默。我打了鲁文的手机，感觉等了很久很久，才转到语音信箱。我不断地重拨，不断地留言，感觉越来越绝望。我需要做点什么，需要制订计划。我需要听听赫希医生怎么说。

我很想按照培训过的方案去做，但没有受过这种培训。没人受过这种培训。我们对这样的事情毫无准备。我收拾了几件衣服，始终紧紧盯着电视。镜头拉近到高处的巨大窗户，玻璃已经不见了，浓烟和火焰喷涌而出。里面的人们站在窗台上，紧紧抓住窗框。然后，他们从窗台上掉了下来，从空中坠落，掉到了地面广场上。最后，新闻控制室里终于有人清醒过来，将镜头转开，不再播放这样的惨剧。我要回到工作岗位上。

电视里传出了一个紧张的声音：有飞机撞上了五角大楼。

遭到袭击的不仅仅是纽约。

就在我尝试观察、分析、推测，拼命想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的时候，世贸中心南塔的顶部以一种诡异的角度倾斜了。紧接着，大楼仿佛咽下了最后一口气，轰然倒塌。这个数百万吨的庞然大物瞬间化成火堆和碎石，无数人被埋在了里面。我尖叫一声，目瞪口呆地看着那些飞机撞击后逃出来的人在市中心的街道上奔跑，身后满是混凝土的碎屑和碎石。我猜测死亡人数可能达数万，受伤人数则可能达数十万。有些人可能还活着，但我很难想象他们是否真的能逃离。

我们要怎样才能找到遇难者尸体？

我们怎么把尸体搬出来？

能搬到哪里去？

后来，我好不容易打通了鲁文的电话。

“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去哪里报到？”

“听着，芭芭拉。赫希医生带着几个人去了那里，搭了一个停尸间。黛安和他在一起。还有法证部的一辆车，解剖部的艾米也去了。大楼塌了之后他们就没消息了。无线电失灵了。”鲁文的声音出乎意料地平静。

天呐！拜托！千万不要！一定要保佑赫希、黛安和艾米。

我挂了鲁文的电话之后，马上打电话给阿斯伯里公园警察局。我告诉他们我的工作单位，说现在需要进城，问他们能不能帮忙。一名警长告诉我，他们刚刚派来一辆满载急救人员的大巴，正在准备运送另一队人员，大约两小时后出发。他会为我保留一个位置。

太好了！我能到现场去了！

我刚挂断电话，眼角的余光就瞥见北塔断成了两截。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但就是发生了。

我心急如焚，不停踱步。我迫切地想回到曼哈顿，但又很害怕将要面对的一切。我对自己现在身在新泽西怨恨不已。纽约是我的城市，我的家。我们纽约的人正遭遇不幸。

父母从佛罗里达州打电话来询问我的情况。在确认我安然无恙后，父亲问的第一个问题是：“那你为什么没和同事一起过去？”我因内疚和羞愧而涨红了脸。他说得没错。我本该和同事们在一起，帮助他们评估情况，做我该做的事，而不是待在新泽西州，像游客一样在电视上观看这一切。

“难道你觉得我是不想去现场吗？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是每天一起工作的同事！那些消防员我都认识！见了鬼了！”

除了担心，我已经不太记得那天后来还干了些什么——天哪，这样说真是太轻描淡写了。当然，我一直在看新闻。我惊恐地坐在那里，努力保持冷静，痛恨自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不停地给办公室打电话，不断按重拨键，最后终于拨通了副主管比尔的电话。

“他们都没事，都活着。赫希现在在纽约大学急诊室，他说黛安在新泽西。艾米受伤了，另外还有一个法医，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他们都没有什么大碍。”

上帝，谢谢你！

多年以后，黛安告诉了我那天发生了什么。“我感觉到有一股力量，就像爆炸或裹挟着碎片的风一样，把我们吹倒在地上。我和赫希被这股力量推着，沿着人行道翻滚出去。我被吹到了天桥底下，像胎儿一样蜷缩在地上。赫希趴在我身上，用身体遮挡住我。他用手和胳膊护住我的头，把我搂在怀里。他捂住的是我的头，而不是他自己的。我能看到水泥块和钢筋碎片掉落在四周，砸在我们身上，笼罩着我们。他救了我一命，芭芭拉，是赫希救了我一命。”

那天有很多人都是英雄，赫希会这样做，并不让我意外。

后来不知为何，黛安和赫希被冲散了。黛安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她只记得自己一个人被铺天盖地的碎石击打着，心想：唉，我就要死在这里了。她以为自己会死在这样一个悲壮的时刻。她并不感到害怕，只是无法理解所发生的这一切，不知道这一切将如何结束。然后，她感觉到有湿漉漉的沙子落在身上。似乎过了很久很久，轰鸣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死一般的寂静。哦，我终究没有死在这里。起初只是一个小小的念头，后来黛安为自己能活下来感到欣喜若狂。她甚至感觉不到任何疼痛。

我也问了赫希医生，当时发生了什么。他的描述和黛安的相差无几，但他没有说自己用身体保护了她，也没有说一直陪着她，直到她安全了才离开。他说，当时碎石砸向他的时候，他也在平静地等待死亡。他并不害怕。听到这里，我不禁微微一笑。这就是赫希：即使面对死亡，也总是那么绅士。

有人说，赫希草草地自己缝合了手臂上十英寸长的伤口，但事实并非如此。他让医生清理和缝合伤口，包扎脚踝，拄上拐杖，然后才回到办公室。后来的X光胸片显示，他的大部分肋骨在大楼坍塌时断裂。当时他呼吸一定很痛苦，但他对此只字未提。

纽约市的每家医院都进入了高度戒备状态，医护人员拿着担架和急救设备守候在医院外，等待即将到来的数千名重伤员。只是，他们并没有等到。现场的人要么死亡，要么没有生命危险。

那天晚上，我几乎一夜未眠，辗转反侧，责怪自己为什么不在现场。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我就起床了。我必须回到纽约。新泽西州的高速公路像末日电影一样空旷寂静。当我绕过一个弯道时，天际线透过雾霭映入眼帘。我哽咽着，把眼泪咽了下去。那是我的城市。原来的世贸中心已经被夷为平地，仍然冒着滚滚浓烟，太阳从浓烟中升了起来。

我驱车前往林肯隧道，因为我知道中城比灾区附近更容易通行——“灾区”这个词，对于纽约人来说是多么难以接受啊！我把车缓缓驶向隧道，把徽章伸出窗外，让用货车堵住入口的警察看。一名身着防暴装备的警察举起手，拦住了我。

“法医办公室，”我给他看我的徽章，“我得回办公室。”他仔细查看了我的证件，然后里里外外检查了我的车。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才说：“祝你好运，小心点。”他向我招手，让我跟着护送人员。我如释重负，差点哭了出来。我要回家了。

我直奔赫希医生的办公室，必须亲眼看到他安然无恙。见到他坐在办公桌后叼着烟斗的样子，我终于放下心来。我太激动了，冲过去抱住了他。他疼得大叫起来。大片紫色瘀伤布满了他的手臂和肩膀。他安慰我说没事，甚至开玩笑说，他会想念那件灰色西装外套，因为医护人员在评估他的伤口时把它剪掉了。

处理灾后应急工作让我们手忙脚乱，毕竟我们同时还得继续开展日常的死亡调查和尸体解剖工作。即使发生了如此大的灾难，死亡也不会停止。不过那天整个城市只有一起凶杀案，是一名波兰移民在布鲁克林的贝德福德•斯图维森特区被枪杀，当时他正在赶往帕斯马克超市准备开始这份新工作的路上。这起案件一直没有破获。

副首席法医决定让我们双线并进，一组处理9·11的遇难者，另一组处理日常工作。在联邦灾难停尸行动响应小组（DMORT）组长汤姆•谢泼德森的帮助下，法医和医护人员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建立起了一个登记、检查、标记和存放遇难者遗体的系统。停尸房门外的街道上摆放着一些轮床，用来接收遇难者遗体。遗体再被送到车库，长条形的金属托盘放在锯木架上，充当临时的检查台，周围乱七八糟地堆满了各种箱子。这套系统每天都在改进，逐渐增加了一些独立的工作站：指纹、照相、DNA 取样、证据收集、X光和法医牙科鉴定——这是一项令人心碎的工作，通过牙科记录识别已支离破碎的遗体的身份。不仅仅是我们法医办公室，还有联邦调查局特工、纽约警察局证据专家、侦探、指纹技术人员、牧师、搬运遗体的狱警、法医牙医、制作桌子的木匠等等。成百上千的人前来帮助我们，大家都想做点什么，都想和其他人在一起。和这些人一起工作让我感到很振奋。在这起可怕的“大屠杀”发生后的短短几天内，每个人都被动员了起来，全心全意、坚强热切地投入工作。大家的紧张程度可想而知，使命感就像电荷一样从一个人传递到下一个人：让死者回家与家人团聚。找到他们、识别出他们的身份、缅怀他们。我们的专业工作突然变得非常私人，大家建立起了同舟共济的情谊，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

晚上，我在街上搭建的接收台工作，打开尸体袋，将从现场运来的遗体分开并贴上标签，然后交给法医病理学家检查。在现场工作的消防员和警察处于救援状态，试图找到幸存者。看上去属于同一个人的遗骸会被集中到一个裹尸袋里，但大多数情况下，裹尸袋里装的都是多个人的器官。完整的尸体并不多。我看到一具遗体被抬过我的桌子，直接送到了法医正在工作的检查站。那是一名消防员，身上的防护服将他被压扁的身体碎片固定在了一起。我看到他扭曲的脸，赶紧转过头去。他一定不希望别人看到他现在的样子。

第二天早上，赫希医生把我叫到他办公室，他要去世贸中心现场勘查残骸，并与应急管理办公室的人开会，估算我们需要多少东西才能找回所有的遗骸。

他问我愿不愿意跟他一起去。

我当然愿意。

原标题：《顶尖女法医回忆录：那些死者知道并告诉她的事》

栏目主编：朱自奋

文字编辑：蒋楚婷

本文作者：芭芭拉·布切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