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媒笔下的卖国贼，被日方砍掉经费后，转头给中国培养了三位院士

|议史纪

编辑|议史纪

一个日本“国宝级”科学家，在自己国家被砍经费、挤出赛道，最后跑到中国来带团队、带设备，把三个学生送成院士。

藤岛昭，这个被日本媒体骂过、被中国高校抢着请、被学生尊称老师的老头子，一辈子干的事其实就两件：琢磨光催化，带学生做实验。

日本砍下基础研究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藤岛昭第一次被邀请到北京。那会儿北京的市政条件还挺简陋，路不算平，设施也赶不上东京，但中方接待很认真，专车接送、专机安排，把他请到西安看刚开放不久的兵马俑。

那次行程，外人看着就是一个访问日程，他自己则多了一条固定路线：日本—中国，两边来回跑。

从八十年代开始，他几乎每年都会来中国，做报告、带学生，指导的中国学生加起来已经三十多人。

他没怎么弄那些华丽的场面，最常见的动作就是在实验室里站着，看数据、看样品、看年轻人做实验，遇到问题就一起围在设备前调参数。

那时候他是日本化学界的“招牌人物”，当过日本化学会会长、东京理科大学校长，也被选进欧洲科学院，在国内拿过一大串奖，光催化领域的人基本都知道他。

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二十一世纪初。

大概在2000年前后，日本对外部科技竞争的焦虑开始明显：美国这边有谷歌、苹果往上窜，中国这边有腾讯、阿里在长个头，自己昔日的招牌企业索尼、松下，日子越来越难过。

面对这种局面，日本官方嘴上说要押注未来，但实际操作上，基础研究经费一刀刀往下砍，钱更多地投去短期能见效的项目。

藤岛昭的实验室就遇上了这波削减。实验经费被压缩，维持日常运转都开始吃力，更别说做那种看不见立刻回报的长期课题。

他在公开场合提过，做基础研究越来越难，连实验室都不好撑，话不算激烈，但信息很直接：条件在变差，很多以前习以为常的操作，开始变得费劲。

同一时期，日本别的高校里，情况也差不太多。北海道大学的上田多门，长期研究混凝土，申请一台新设备要跑流程、写材料，等审批，一圈下来时间就过去了。

到2018年前后，他干脆直接去了深圳大学，做同样的研究。到了深圳之后，仪器想要什么型号，就按需求列清单，学校很快就能配齐，日常工作重点回到了实验和工程本身，而不是怎么熬过一堆预算表。

可以看到，一个是光催化，一个是混凝土，方向不一样，经历却有点像：在日本的时候，花的力气越来越多用在“求资源”；到了中国之后，同样的人、同样的研究方向，日常动作集中在“搞科研”本身。这种落差，对任何一个做学术的人来说，都很实在。

2023年前后，藤岛昭从东京大学退休，本来按照日本学界常规，可以轻松做个名誉职位，偶尔出出席、写写文章，领着一堆头衔安稳收尾。但中国给他递过来的是另一套安排：中国工程院邀请他担任外籍院士。

当时整个工程院的外籍院士只有三十多人，他就是其中之一，级别摆得很清楚——不是简单挂个名，而是当作重要科研力量给进来的。

更有意思的是，他早在2000年底就已经主动试水。那次他专门跑到中国来看学生江雷，进实验室看布置，看课题，看学生团队。看完之后，他给出的评价非常直接：你在这里安心搞研究，这一点就很重要。

然后没几个月，他和东京大学的桥本教授一起，帮江雷搭了一个实验室，把值上千万日元的仪器整套发了过来。

为了保证安全，这些设备不是普通货运渠道，而是跟着“向阳红号”科学考察船走，等于按科研级别单独护送。

到了2021年，上海理工大学举行了一场任命仪式。学校书记、校长都出面，把藤岛昭和他的团队正式接进来，全职落在学校的新材料和化学相关学院。

在这个基础上，学校准备建一个光电材料与光催化国际研究院，场地、实验室面积、科研经费，都按重资产配置。

同一年，上海官方对外宣传中，还特地把这件事拿出来说，说他和团队全职加入，震动了日本学界。

站在城市的角度，这不只是引进一个个人，而是把一支在光催化领域成型多年的队伍整体接过来。对他自己来说，这意味着今后的项目立项、学生培养、产业合作，重心都会从日本转到中国。

一门三院士

很多人第一次听说藤岛昭，往往是通过光催化这三个字。简单说，就是用二氧化钛这类材料，在光照下分解水、降解污染物、杀菌除味。

一九七二年前后，他和导师一起发表了著名的水分解实验，后来被业内叫作本田—藤岛效应。这件事在国际化学界地位不低，他之后拿到的奖项、社会职务，很大一部分都围绕这条主线展开。

这项技术后来跑出了实验室，实际用在不少地方。巴黎卢浮宫玻璃金字塔，表面有一层透明涂层，主要就是光照后的自洁效果。

国内大家更熟悉的，是大剧院那种自洁玻璃、浴室防雾镜面，还有一些空调里用来分解甲醛、杀菌的部件。这些看起来挺日常的东西，背后就是几十年光催化研究积累出来的成果。

他在中国带的学生里，后来不少人自己成了顶尖学者。江雷、姚建年先后进入中科院，另一个学生也走到了院士层级，一位老师带出三位院士，一门三院士这个说法，就是这样来的。

江雷从国内大学一路读到研究生，回国后在中国科学院系统内做研究，课题经费、项目申报基本都靠中国平台；姚建年同样是在中国科研机构长期任职。

藤岛昭这边则是在日方身份的基础上，不断往中国这边输送资源，前期是仪器和共同课题，后期是整个团队一起扎根。

东京理科大学曾经为光催化建过一栋专门的科研楼，投入接近十亿日元，聚集了一批国内外研究人员。

在那段时间，日本在光催化领域掌握了很强的话语权，产业界也有不少公司跟进开发涂层、建材、自洁外墙之类的产品。按理说，以这种基础，完全有条件继续把这个领域牢牢握在国内。

但现实是，从2000年前后起，日本整体科研经费的倾斜，让类似这种长周期项目慢慢变得不那么好做，很多年轻人不得不去做更“好结题”、更容易拿到经费的方向，原来那条又深又窄的路，自然就冷清了。

反过来看中国这边，正好是加码阶段。

无论是中科院系统，还是地方高校、研究院，在材料、能源、环境方向大规模上马项目，需要有经验的领军人物来撑门面、定方向。

藤岛昭这样的科学家，一旦愿意全职过来，自带成熟体系，既可以做基础研究，又能带应用转化，对任何一个城市来说，都是难得的机会。

由于平台规则，只有当您跟我有更多互动的时候，才会被认定为铁粉。如果您喜欢我的文章，可以点个“关注”，成为铁粉后能第一时间收到文章推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