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女孩在中国商场走丢，急得蒙头转向：这里的繁华让她们又惊又怕

她们是从朝鲜两江道来的。那里多山，冬天冷得能冻裂水管，县城只有一条主街，天黑后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金英美二十岁，李春香十九岁。两个人从小一起长大，家里都是种玉米的。去年，她们通过劳务选拔，来到中国山东一家服装厂打工。这是她们第一次离开朝鲜，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看见高速公路。出发前，英美的妈妈塞给她一包干辣椒，说：“到了中国，别给朝鲜人丢脸。”

第一次进城，像闯进了另一个世界

在工厂干了两个月，发了第一笔工资。领队金组长决定带姑娘们去市里最大的商场开开眼界。司机有事，工厂派了一辆中巴，把十二个朝鲜姑娘送到市中心。

下车那一刻，所有姑娘都愣住了。

高楼，全是高楼。玻璃幕墙反射着阳光，刺得人睁不开眼。马路上汽车密得像蚂蚁，红绿灯交替闪烁，人行道上的人流推着人往前走。金英美攥紧了李春香的手，手心全是汗。

“英美啊，这里……比平壤还大吧？”春香小声问。英美没见过平壤，但她觉得，这里比电视里看到的任何地方都大。

商场有五层，里面有电梯——不是那种一层一层的，是站在上面就能自己往上走的“会动的楼梯”。姑娘们不敢踩，看着别人站上去，才小心翼翼地迈腿，有人差点摔倒，引来后面中国大妈的催促：“快点快点，磨蹭啥呢？”

金组长提前交代了纪律：不许单独行动，不许和陌生人说话，不许拍照，两个小时后在门口集合。然后让翻译带着大家，排成一队往里走。

琳琅满目的商品，把她们看哭了

商场里什么都有。

化妆品柜台，摆着几十种口红，英美从没见过那么多颜色。她偷偷看了一眼价签——98元。她一个月的工资是3500元，要寄回家里3000元，自己留500元。98元，够她吃半个月的早饭。

春香被一家奶茶店吸引。透明的杯子里，黑色的珍珠在牛奶里翻滚，上面还顶着一层白色的奶盖。她咽了咽口水，问翻译：“那个……多少钱？”翻译看了一眼：“十五。”春香低下头，拉着英美走了。十五块，她一天的饭钱。

最让她们震撼的是超市水果区。西瓜堆成了小山，标价“0.99元/斤”。春香以为自己看错了，揉了揉眼睛，又看了一遍。她想起在老家，一个西瓜要卖到四十多块人民币，只有城里当官的才吃得起。这里，西瓜居然比白菜还便宜。

她站在那里，眼泪差点掉下来。

一转眼，队伍不见了

两个姑娘边走边看，不知不觉落在最后面。英美想找金组长，一抬头，眼前全是陌生的中国面孔。她踮起脚尖，看不见任何一个穿同样灰色工装的姐妹。

“春香，人呢？”她的声音开始发抖。

春香也慌了。两个人像无头苍蝇一样，从一楼跑到三楼，又从三楼跑回一楼。到处都是人，到处都是柜台，每一条通道都长得一模一样。她们不敢问路，因为不会说中文；不敢找保安，因为金组长说过“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英美急了，眼眶红了。她想起出发前妈妈说的“别给朝鲜人丢脸”，硬忍着没哭。可春香没忍住，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她一边走一边擦，擦完又流。

一个中国小孩指着她们对妈妈说：“妈妈你看，那两个姐姐在哭。”妈妈拉走孩子，小声说：“别管闲事。”

商场广播里，响起了朝鲜语

金组长发现丢了两个人，脸都白了。翻译急得到处跑，一层一层找，嗓子喊哑了也没找到。最后实在没办法，打电话给我——我是工厂派来接送他们的司机。

我赶到大门口，听翻译结结巴巴说完，脑子里冒出一个主意：“商场有广播室，你试试用朝鲜语喊她们的名字。”

翻译冲进广播室，对着麦克风，用带着口音的朝鲜语喊：“金英美同志！李春香同志！请到一楼服务台集合！请到一楼服务台集合！”

声音从天花板的喇叭里传出来，回荡在商场的每个角落。

英美和春香正在二楼一个角落里抱头痛哭，突然听到了自己的名字——还是朝鲜语。两个人猛地抬头，像溺水的人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她们手拉着手，跌跌撞撞跑向电梯。

我在服务台看见了她们。两个姑娘满脸泪痕，头发也散了，胸前的徽章歪到一边。英美看到我的第一句话是：“我们……我们不是故意的。”声音小得像蚊子，嘴唇还在哆嗦。

我说：“别怕，没事了。跟我走。”

领队的训斥，比走丢更让她们害怕

金组长看到她们回来，脸上的表情从惊恐变成了暴怒。她用朝鲜语劈头盖脸地骂，声音大得周围的中国人都回头看。英美和春香低着头，眼泪又下来了，一句都不敢回。

金组长骂完，怒气冲冲地对我喊：“不逛了，回去！”

我看了看表，才逛了不到一个小时。但我知道，她怕了——如果两个姑娘真的走丢了，她回去没法交代。

回厂的路上，车里死寂。姑娘们都不敢说话，春香还在小声抽泣。我把车停在一家社区超市门口，说：“这超市虽然不大，但牙膏、毛巾、零食都有，你们要买什么，进去买吧。”

姑娘们下了车，走进那间不到一百平米的小超市。她们挑了很久，英美买了一管牙膏、一块香皂，春香买了一袋方便面和一包饼干。结账的时候，英美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十块钱，数了又数。

回厂后，英美在宿舍里给我发了一条微信——翻译帮她装的软件。她写：“谢谢你。今天我以为再也回不来了。中国很大，很漂亮，但不是我的家。我想妈妈了。”

我看着这条消息，鼻子一阵发酸。

她们从朝鲜来，在流水线上踩缝纫机，每月寄回三千块养家。她们不敢坐自动扶梯，不敢买十五块的奶茶，在大商场里像受惊的小鹿。她们走丢了，哭成泪人，被领队骂得狗血淋头，最后连那个五层楼的商场都没逛完。

我们眼里的日常，是她们眼里的冒险。我们随手可得的繁华，是她们一辈子都够不到的梦。

这不公平。但谁又能改变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