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江籍电影人贾霁，和《武训传》《宋景诗》两部历史电影不得不说的故事

镇江的运河畔，曾走出一位将笔锋化作投枪的文艺战士——贾霁（1917-1985）。

这位从江南水乡走向延安窑洞的革命者，既是中国电影史上首部农民起义史诗《宋景诗》的编剧，也是新中国文艺史上首场重大批判运动中《不足为训的武训》的作者。

他的双重身份，折射出中国文艺的转型轨迹。

贾霁，笔名艾分、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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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生于镇江的贾霁，早年就读于南京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后来因为参与进步活动被开除。

1937年10月，这位20岁的青年背着简单的行囊奔赴延安。

到达延安后，他在抗日军政大学完成军事训练后，转入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深造。

延安的黄土高坡上，他如饥似渴地吸收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何其芳、周立波等师长探讨艺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

1939年毕业时，贾霁与同学们高唱《毕业歌》开赴前线。

一开始，贾霁在华北《新华日报》当记者，他背着行囊穿越封锁线，用纸和笔记录着敌后军民的抗战故事。

1940年，他随徐向前部挺进山东时，担任八路军山东纵队鲁迅宣传大队戏剧教员，在沂蒙山区的土台子上教战士们排演《送郎参军》。

这个用门板搭成的舞台，成为他文艺实践的第一课。

当看到莒南县农村剧团用他的剧本动员出300多名新兵时，他真正理解了"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的深刻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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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文艺如何发展的思想上，有过很多争论。

1948年夏天，中国制片厂将武训的故事拍成电影《武训传》，由孙瑜执导，赵丹主演，1950年上映。

1951年2月，影片在上海和南京等地公映后，叫好叫座。于是，孙瑜带片进京放映，周恩来，朱德等出席观摩，评价甚好。

但不久，《武训传》就受到了批评。

1951年4月25日，《文艺报》刊出贾霁的《不足为训的武训》，这篇3000字的文章如投石入湖，激起了新中国文艺史上最剧烈的涟漪。

他特别提到武训行乞30年办"义学"却从未质疑封建教育制度，这种"善行"恰如"在毒树上嫁接甜果"。

贾霁的批评，引发了一场批判运动，并迅速升级。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指出《武训传》"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

这场全国规模对《武训传》的批判运动，改变了很多文艺家的命运。

贾霁后来在日记中写道："我批判的是作品中的历史观，而非否定武训个人。一个乞丐能省下每文钱办学，这种毅力值得敬佩，但方向错了，毅力越大危害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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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宣传反封建欺压的精神，1953年春，贾霁加入了“宋景诗历史调查组”，与陈白尘、阿甲等文艺家踏遍鲁西8县163个村庄，搜集宋景诗的资料。

在冠县桑阿镇的土墙上，贾霁发现清道光年间刻的《黑旗军歌》。

在莘县朝城集的茶馆里，92岁的老农用颤抖的手画出宋景诗起义路线图。这些浸透着泥土气息的发现，推翻了国民党时期对宋景诗"土匪头目"的污名化定性。

在创作电影剧本时，贾霁坚持"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他笔下的宋景诗既非脸谱化的英雄，也非神化的完人。

这个清末农民领袖会因粮饷问题与捻军产生摩擦，会在攻城时下令"勿伤百姓"，更会在得知母亲被害后仰天痛哭。

这种复杂的人性刻画，源于贾霁在山东文协工作时的深刻体悟——他见过太多在减租减息运动中既想挣脱枷锁又顾虑重重的农民。

1955年上映的《宋景诗》创造了多个第一：

新中国首部彩色宽银幕历史片。

首部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主旋律电影，

更是首次将民间说唱艺术融入电影语言的尝试。

当崔嵬饰演的宋景诗挥动黑旗高呼"杀尽赃官"时，银幕上下响起的不仅是观众的掌声，更是一个民族对自身历史的重新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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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霁是中国电影“金鸡奖”评选的最早呼吁者，他培养的首批电影硕士生中，有三位后来成为了金鸡奖评委。

1980年，他在给学生的信中写道："文艺是时代的号角，但号角手首先要听懂时代的心跳。宋景诗的刀光剑影与武训的破碗长衫，都是中国农民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生存状态。我们的任务，是用艺术让后人看见这些状态背后的社会结构。"

1985年12月6日，贾霁在镇江病逝。遵照遗嘱，家人将他的骨灰撒入长江。

这位从运河走出的文艺战士，最终又回到了生命的起点。

贾霁留下了200万字的著作，其中《编剧知识》被译为英、法、俄三种文字；《宋景诗起义故事》成为研究清末农民运动的重要文献；而那篇引发轩然大波的《不足为训的武训》，则在改革开放后被学者重新解读为"中国文艺批评史上最早的意识形态分析案例"。

今天，当我们重温《宋景诗》中"黑旗卷起千堆雪"的壮阔画面，或是在《武训传》的争议中思考艺术与政治的关系时，贾霁这个名字始终是个无法绕过的坐标。

看这些镇江记忆，却已淹没光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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