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了三个儿女，到老了一点福都没享受到，全是吸血鬼

腊月二十八，别人家灶台上炖着肉，满巷子飘香。我王桂兰坐在出租屋里，守着一碗白水挂面，窗外鞭炮噼里啪啦响，震得我胸口一阵阵发闷。

手机突然亮了，是大儿子建国发来的消息："妈，今年过年我们去三亚，就不回来了。对了，您那张信用卡能不能先帮我还一下？就八千，下个月还您。"

我盯着屏幕，手指冻得发僵，打了几个字又删掉。八千块，是我在早餐店刷了四个月盘子攒下的。

六十二岁了，三个孩子，没有一个说一句"妈，过年回家吧"。

我把手机扣在桌上，眼泪啪嗒掉进面汤里。这辈子，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要说我这一辈子，就一个字——熬。

三十年前，丈夫老周在工地上出了事故，瘫在床上七年，最后还是走了。那年建国十五，老二建军十二，小女儿翠翠才八岁。三张嘴等着吃饭，我白天在纺织厂上班，晚上去夜市摆摊卖卤味。冬天手上冻疮烂得露肉，我往上面抹点猪油，第二天照样干活。

那时候我就一个念头：孩子大了就好了。

建国成绩不好，初中没毕业就出去打工了。我心疼他，把摆摊攒的两万块给他开了个手机维修店。结果他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到一年店就黄了。后来他跟我说要做生意，我又把房子抵押贷了十万。钱打了水漂，债却压在了我头上。

建军倒是考上了大专。学费、生活费，我一分没少给。毕业后他在省城找了工作，娶了个城里媳妇。婚房首付三十万，我把老家的房子卖了，又跟亲戚借了八万，凑齐了。搬家那天，亲家母上下打量我，嘴角撇了撇："建军妈，以后就别老往这边跑了，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生活。"建军站在旁边，低着头，一句话没帮我说。

翠翠是最让我省心的，嫁了个开货车的小伙子，日子本来过得去。可她婆婆厉害，翠翠三天两头哭着打电话跟我要钱，说孩子上幼儿园要钱，老公跑长途亏了要钱。我在早餐店一个月挣两千，一千五给翠翠，剩下五百够我吃饭就行。

我以为，当妈的掏心掏肺，孩子总会记着。

去年冬天我查出糖尿病，医生说要长期吃药，一个月药费四百多。我给三个孩子打了电话，建国说他还欠着信用卡的钱。建军说房贷压力大，让我去申请低保。翠翠倒是哭了一场，最后说："妈，我实在拿不出来，要不你把药减一减？"

减一减？那是我的命。

我挂了电话，坐在出租屋那张吱呀响的铁架床上，窗外路灯昏黄，照着墙上的裂缝。我突然觉得这辈子像一场大雾，走了几十年，什么都没看清。

年三十那天，我一个人去了附近的社区活动中心。那里有免费的饺子，居委会刘姐招呼我坐下，塞了一盘热腾腾的韭菜鸡蛋馅饺子过来。

"桂兰姐，孩子们呢？"

"忙，都忙。"我笑了笑，低头咬了一口饺子，烫得眼眶发酸。

旁边坐着个老太太叫秀芬，七十出头，头发全白了，精神倒还好。她听了我的事，筷子往桌上一拍："你呀，就是太惯着他们了！我以前也这样，后来想通了——你越是把自己掏空了给他们，他们越觉得理所当然。"

秀芬说她前几年也差不多，两个儿子轮流找她要钱，她把退休金全贴补进去，最后住院没人管。后来她学了一招：把钱攥在自己手里，谁来要都不给。结果呢？孩子们反倒开始轮流回来看她了。

"人心就是这样，你手里有东西，他们才惦记你。你啥都没有了，他们连电话都懒得打。"

这话像一盆冷水浇下来，又像一把火烧上来。

回到出租屋，我拿出手机，给建国回了消息："信用卡的钱我还不了，我自己看病还不够。"

建国半天没回。

我又给建军打了电话："我糖尿病的药费，你们三个一人分摊一点，每人一百五。"建军在那头沉默了好一会儿，最后说："行，我跟您嫂子商量一下。"

我没有再给翠翠打电话，我想等她主动找我。

除夕夜的鞭炮声一直响到后半夜，我躺在床上听着外面的热闹，心里反倒比往年平静。六十二年了，我总算明白一个道理：当妈的要是连自己都不心疼，谁会心疼你？

窗外烟花升上去又落下来，映得天花板一闪一闪的。我翻了个身，第一次觉得，这张硬板床睡着，也没那么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