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茶是如何走向世界的？——趣谈世界茶叶饮用史

福茶之心

茶觉先生，食茶交友。

1919年，巴黎時髦的茶敘

“茶为国饮。”中国人喝茶喝了1000多年后，随着大航海时代的来临，欧洲商船到了中国，中国茶才进入西方，茶叶才传入西方，茶入西方的身份最先还是“毒药”，后来才成为大众健康饮品。

1890年英国木刻版画《公园里贵妇和小孩的茶饮 》

茶为何物：直叫人“以茶试毒”

“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中国有着悠久的茶叶饮用史。而茶作为商品的记载，到了西汉时才出现。

《僮约》一文，有两次提到茶，就是“脍鱼氰鳖，烹荼尽具”和“武阳买茶，杨氏担荷”。《僮约》的作者王褒，是西汉著名的文学家，《僮约》虽是消遣之作，但是它在不经意间为中国茶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烹荼尽具”就是煎好茶并备好洁净的茶具，“武阳买荼”意为到武阳(今彭山县双江镇)买回茶叶。

从茶史研究的角度，茶叶能够成为商品买卖，说明在西汉时，饮茶已经相当盛行。中国茶叶又是什么时候传到西方的？

100多年（1868—1872年）前，一个名叫李希霍芬的德国人，在中国大地上进行过7次考察，他的足迹遍及当时18个行省的13个。在他的《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一书中，他把古代从东方向西方输送丝绸的通道称为“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成为古代东方与西方之间文化交流的代名词。之不过让人纳闷的是，在西方并没有中国茶的记载。

欧洲最早出现“茶”，是在1559年，威尼斯商人拉莫修撰写的《航海记》一书中，首次提到了茶叶，这与王褒的《僮约》相差了1500多年。在这1500多年的时间里，在西方的文献中找不到一个“茶”字，更说不上茶叶的交易和消费。在《马可波罗游记》中，我们也看不到茶叶的只言片语。

1606年，荷兰人首次从茶叶输往欧洲。但在此后的100多年间，茶叶并没有成为输往欧洲的重要商品。1704年英国商船“根特”号在广州购买470担茶叶，价值14000两白银，只占其船货价值的11%，而所载丝绸则价值80000两，是茶叶价值的好几倍。

1716年，茶叶开始成为中英贸易的重要商品，两艘英国商船从广州携回3000担茶叶，价值35085镑，占总货值的80%。十八世纪二十年代后，欧洲茶叶消费迅速增长，茶叶贸易成为所有欧洲东方贸易公司盈利最大的项目，当时活跃在广州的法国商人罗伯特·康斯登说:“茶叶是驱使我们前往中国的主要动力，其他的商品只是为了点缀商品种类。”清代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在《中国见闻录》一书中写道:“中国有世界最好的粮食――大米；最好的饮料――茶；最好的衣物――棉、丝和皮毛。”

在品茗的历史中，俄国则比欧洲其他国家要幸运得多。1638年，一名叫斯特拉科夫的沙皇俄国使者受命前往蒙古拜见可汗，貂皮作为晋见礼。可汗向沙皇回赠200包中国茶叶。当时沙皇使者对茶叶一无所知，他将茶叶带回了圣彼得堡，沙皇命仆人沏茶请近臣品尝，入口有奇香。从此，俄罗斯人开始了其漫长的饮茶史。

18世纪，英国对茶叶等奢侈品征收重税，走私利润巨大，以致不少水手铤而走险。一位名叫罗伯特·特罗特曼的商贩，就因走私茶叶被打入死牢。

时至今日，不少史学家仍常常在徘徊于他的墓前，抄下墓碑上的铭文，上面留着罗伯特·特罗特曼临终前的一句话：

“一点儿茶叶，我偷的不多。上帝啊，我的血流得冤枉。一边是茶叶，一边是人血。想想，就因这杀死了一个无辜的兄弟！”

如果说英国的罗伯特·特罗特曼死得有些“冤”的话，那么瑞典的孪生兄弟“喝茶免死”就显得“搞笑”了。

1772年，瑞典一大臣向国王古斯塔夫三世报告，从遥远东方传过来一种神奇的树叶，说是可以作饮料，但人们担心饮用这些东西会被毒死。国王灵机一动，他让人把一对被判死刑的孪生兄弟押进皇宫，命令他们:“一人每天饮茶，一人每天饮咖啡，即可免去死罪。”60年后，饮咖啡者因病过世，再过了10多年，饮茶者无疾而终。随后，茶开始在瑞典流行。

1892年德国木刻版画《一杯中国茶》

茶从何来：红茶绿茶“另有种乎”？

从十六世纪西方接触茶算起，在三个多世纪中，茶叶一直被疑为有毒之物。1664年，东印度公司向英王进贡茶叶后，追求时髦的贵族妇女纷纷仿照王室试饮起来，可她们担心茶叶有毒，于是饮茶之后要喝白兰地“排毒”。

欧洲人开始饮用茶了，但在欧洲大地上依然找不到一株茶。

茶是怎么生产出来的？欧洲人一直不解，原因是中国不允许欧洲商人进入内地，茶叶是如何生产出来的，他们不得而知。东方茶引起了西方人的极大好奇。1560年，葡萄牙人克鲁兹乔装打扮混入商人队伍中，他来往于中国贸易口岸和内地，历时4年，他才搞清了茶的来龙去脉。他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写入了《中国茶饮录》，这是欧洲第一本介绍中国茶的专著。

从克鲁兹开始，不少西方探险家打起了中国茶的主意。1848年，受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植物猎人”福琼来到中国考察。

福琼也经过了一番乔装打扮，穿上了中国衣服，弄了一条假辫子。后来，福琼在他《茶国之行》中详述了这次冒险经历。

在一家小旅店的花园内，他发现了一株从未曾发现的植物。他从容不迫地走进客栈，在一张桌边坐下，点了酒菜。吃完饭，福琼又慢条斯理点上中国烟斗，对店主说:“这些小树真漂亮，我从海边来，在那里看不到这些小树，给我一些种子吧。”善良的店主满足了他的请求。连哄带骗，福琼从江浙一带收集到了大量的茶树标本和种子。最后他将23892株茶树和大约17000粒茶种到了印度，并带回了8名中国茶工。

福琼的中国之行还为西方人解开了一个迷团：长期以来，他们一直以为有绿茶树和红茶树之分，而福琼告诉西方人，绿茶和红茶的区别，在于制茶工艺的不同。起初受到了公众的嘲笑，他请印度茶工在英国公众面前手工制茶，亲自验证后才得到了认可。

福琼的中国之行，无疑是世界茶史上重要的分水岭。不久，在印度的阿萨姆邦和锡金，茶园陆续涌现。到十九世纪下半叶，茶叶成了印度最主要的出口商品。从1854至1929年的75年间，英国的茶叶进口上升了837%，随后，“立顿”红茶在全球飘红，至今依然占据世界茶叶第一品牌位置。相对应的是，中国的茶叶国际贸易量的急剧滑落。

1901年荷兰发行的明信片《请品中国茶》

食而不化：探秘藏茶“个中滋味”

面对茶叶这片神奇的“绿色黄金”，19世纪下半叶，英国商界迫切要求打开中国西南门户，目光放在了西藏茶叶消费市场上。又一个英国人来到了中国，他的目标就是川藏茶马古道，寻找一条在中国和印度之间更短更直接的茶叶贸易通道。

这个英国人叫唐古柏，1867年，唐古柏也进行了一番乔装打扮，他计划考察路线是成都—雅安—康定—巴塘—印度。由于受到中国政府的抵制，他走到巴塘受阻，只得沿路返回。虽然考察没有成功，但他发现了藏茶。在他的《蓄辫着袍的英国贸易先锋游记——溯长江而上的探索之旅》一书中写道：

“在进入通往打箭炉的峡口处，我们超过了一队将近200人的从雅州运茶到打箭炉的队伍。在路上我已经发现过有着数百人的长长的运输茶叶的背夫。在陡峭的二郎山山峰脚下的大渡河岸边的羊肠小道上，长长的运输队伍的侧影看上去犹如一道风景线。”

唐古柏考察的路线，正是古已有之的川藏茶马古道。清同治年间，从雅安入藏的茶叶数量达110000引（1引=100斤）。这上千万斤的茶叶入藏，全靠人力背运至康定后，再由马驮入藏。

茶叶是藏族人不可缺少的东西，因而也是川藏贸易最重要的商品。唐古柏设法从客栈老板那里打听到藏茶的制作过程，他对茶叶的产地、采摘、工序、单价、销售分别作了详尽的描写，为印茶仿制雅安藏茶提供了精确的参考数据。

唐古柏认为，在印度阿萨姆邦布拉马普特拉河谷的坡地上种植的茶叶，就能够取代中国内地的茶叶而占领西藏的市场。一旦印度茶叶入藏，印度茶叶在与雅安茶叶的竞争中可轻易获胜。

尽管印茶较雅安藏茶低廉，但印茶并不受西藏人民欢迎，因为印茶在“口感”上也不被西藏人所接受。从1870年后，英印政府不断地派人雅安、打箭炉一带考察川茶种植和藏茶贸易。唐古柏考察的价值在于向官方提供了有关雅安边茶入藏的详细情况和相关数据。但在生产加工上，还缺乏“技术”支撑。

1905年，又一个叫哈奇森的英国人出现在雅安街头。他以雅安为中心，考察茶山（蒙顶山）、茶路（茶马古道）、茶城（雅安、打箭炉）、茶人（吴理真）、茶事（莲花山会）等。在他的笔下，蒙顶山茶产区的概况和历史、管理和税收、生产和加工、运输和销售等内容全部囊括，他们还考证了吴理真的生平和皇茶园七株茶树的来历，哈奇森称吴理真是“雅州茶行业的守护神”。

哈奇森的《供应西藏的印度砖茶：四川任务报告》考察报告，为印茶入藏提供了茶树栽培及砖茶生产加工技术依据。时至今日，印度茶业依然重视当年文献资料的价值，2013年，印度一出版社重印了此书，并公开发行。

在史海中打捞碎片，还原中国茶走向世界的过往，为我们打开了一道“认识自己”的独特窗口。这对于中国茶的复兴，以及以茶文化为代表的生态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无疑有着巨大的作用。（本文作者为雅安日报社记者高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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