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博这么多文物出自小城喀左，背后有啥历史原因？

圉簋

青铜鸭形尊

饕餮纹甗

青铜簋

兽首环耳罍

制表 董昌秋

省博物馆展出的喀左北洞窖藏考古发掘现场场景模型。

“看见啦，里面有个‘鱼’！”

辽宁省博物馆“古代辽宁”展上，一群观众围着一件青铜鱼尊，弯腰、侧头，反复调整着视线角度。透过底座上那个十字镂空的小孔，有人终于捕捉到了秘密：一条刻在内壁上的“鱼”字。人群中，惊叹声此起彼伏。

这件自带“捉迷藏”属性的青铜器，出土于辽西喀左。3000年前的工匠，把铭文藏在了最意想不到的地方。省博物馆展览策划部副研究馆员温科学说：“馆里常设展览‘古代辽宁’中，‘华风北渐 商鼎周彝’单元特别受欢迎。你仔细数数，30多件商周青铜礼器，绝大多数都来自辽西，来自喀左。”

一座辽西小城，为何撑得起一个独立展览单元？答案，埋在大凌河两岸的泥土里。

辽西地区，尤其是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境内大凌河沿岸的丘陵地带，20世纪屡有商至西周早期大型青铜礼器出土。1941年，喀左小城子洞上村咕噜沟，一件大铜鼎破土而出。重75公斤，半米多高，满身铭文。当时的报纸称其“满盘铭文”。那是辽宁已知出土最早、体量最大的商周青铜器之一。然而，这件国宝被日伪搜得，先运至当地展出，后送奉天（沈阳）。此后，下落成谜。

1955年5月，平房子镇海岛营子村马厂沟小转子山，发现16件青铜器。鼎、甗、簋、盂、卣、壶、罍、尊、盘……其中6件带着铭文，包括匽侯盂、鱼父癸簋、蔡簋、史戍卣、義作父庚卣及鱼罍。专家们发现，周围只有生活遗址，没有墓葬。这是一处窖藏。

1973年，大凌河东岸，平房子镇北洞村南的孤山西北角台地上，发现两座相邻的窖藏坑。第一座坑埋藏着6件青铜器，其中一件壘的颈部内壁，刻着6个字——“父丁孤竹亚微”。第二座坑也出土6件，方鼎、簋、罍、带嘴钵形器……种类各异，各有姿态。

1974年冬天，又是喀左，山湾子村再发现一处窖藏，22件青铜器，15件带着铭文。其中一件“伯矩”甗，它的主人“伯矩”，与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出土的伯矩器，竟来自同一家族甚至同一个人。伯矩曾接受燕侯赏赐，是喀左地区窖藏青铜器与燕侯有关的又一实证。

1979年，坤都营子乡小波汰沟黄土台地上，一件高达86厘米的大鼎现身。形制古朴，浑身无地纹衬托，是典型的商代早期风格。它是辽西迄今出土的时代最早、个头最大的青铜鼎。更令人惊奇的是，伴随它出土的，还有铃首匙、内底悬铃的方座簋等具有北方草原风格的铜器。

重器夺目

在省博物馆“青铜时代”展区，一个身披“沈阳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绶带的小男孩面对渐渐聚拢的观众，认真地讲起来：“这是方鼎。这个字，百度都查不出读音——上面两个‘耳’，下面一个‘又’，有阿姨说应该读‘聂’……”他叫刘十安，来自沈阳市浑南区创新一校，他讲解的这件方鼎，出土于喀左北洞2号窖藏。通高52厘米，重31公斤，腹内长壁铸有24字铭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纂的《殷周金文集成》把它编号为2702。有学者将其解读为“聂”，是商周之际的一个方国名。铭文记载了“戈丮”赏给器主“贝”二百朋——在那个时代，这是一笔惊人的财富。鼎的内底，还铸有“亚侯”徽号。

被誉为省博物馆镇馆之宝的卷体夔纹蟠龙盖罍，同样出自北洞2号窖藏。这件青铜罍由罍身和上盖两部分组成，古代工匠在盖上精心铸造了一条“蟠龙”。龙似随时跃起，正对龙胸腹处，刻着几只蝉，因此被形象地称为“一条吃蝉的龙”。目前，造型相似的蟠龙盖罍在我国仅发现4件，均为西周早期铸造，分别出土于辽宁喀左、四川彭州竹瓦街窖藏及湖北随州叶家山墓地，器形纹饰高度相似，推测均为周人所造，实证商周青铜文化已覆盖中华大地，南北文化交流频繁。

正在展出的“圉”簋，同样让人挪不开眼。

它的耳部，除了上端常见的牺首，还在耳身铸出虎噬猪的形象，虎与猪以圆雕与平雕相结合的手法铸成，形象写实，姿态生动。窄小的耳部使用三种动物题材，上下依附，艺术设计独具匠心，堪称中原商周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融合的典范。

簋的内底，铸有14字铭文，意思是：圉曾参加周王在成周举行的典礼，并受到了赏赐。而这铭文，与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出土的圉器完全相同——应来自同一族或同一人。

这意味着什么？这是喀左地区出土的商周青铜器中，唯一一件既与燕侯有关又与周王室直接相关的器物。它也是辽西出土的青铜器中，唯一一件记载了周王与王都的珍宝。

寻踪古道

“关于辽西出土青铜器的研究，也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不断更新中，越走越深。”温科学说。

商周大型青铜礼器在辽西出土后，考古学家们最先做的，是器物学层面的“认亲”。考古学家陈梦家在《西周铜器断代》中率先点明：喀左铜器群与西周姬燕之间，有斩不断的联系。他认为，包括喀左在内的凌源、朝阳一带，在西周初期，当是燕人的重镇之一。这一判断，让喀左窖藏中“孤竹”“匽侯”等铭文，瞬间成了研究焦点。

随后，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郭大顺，把这批神秘铜器与当地同时期考古文化牵上了线。1979年，考古人员在喀左兴隆庄镇清理发掘了和尚沟墓地，出土的铜壶、铜卣形制、纹饰及铭文均为商末周初中原地区常见，与大小凌河流域窖藏青铜器中的容器多有共性。这一发现将孤立窖藏与青铜时代魏营子文化联系起来，将研究推向深入。

思考，并未止步。行为考古学的引入，又打开了一扇新窗。按照此学说的观点，任何考古遗存，都是多环节、多步骤“过程”的产物。从物质的生产、流通、使用，到埋藏，再到被发现和阐释——每一个环节，都有人类活动与自然力的参与。就喀左铜器群而言，影响“窖藏”面貌的行为，至少包括生产、流通、使用和埋藏四个环节。而以往的研究，往往只抓住其中一环。

那么，喀左青铜窖藏为何集中在大凌河一带？省博物馆原馆长王绵厚，从20世纪80年代初编写《东北古代交通》时，便开始关注并实地考察辽西的“大凌河古道”。除了铜器窖藏点，他还逐一调查了建昌东大杖子、喀左黄道营子、凌源安杖子等遗址和古城址。他发现，这些窖藏与相邻的遗址、城址，全都坐落在大凌河上游的古道上。

这显然是一条至少从青铜时代开始，一直延续到战国、两汉时期的交通干道。

王绵厚分析认为，战国后期燕王喜败走辽西，无论他取道古“卢龙塞”北行，还是经凌源南的渗津河谷古道东北行，最终都要穿过今喀左青铜器窖藏的分布区。窖藏的分布，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为“燕王喜败逃辽西埋藏”的说法，提供了坚实的考古学支撑。

交融见证

“我们注意到一个怪事。”喀左博物馆副馆长侯申光说，“青铜窖藏附近都发现了青铜时期的文化遗址，可偏偏这些遗址里，没出过一件大型青铜器。”遗址与重器近在咫尺，却仿佛隔着一道看不见的墙。从大凌河到西辽河流域，青铜窖藏星星点点。这背后，藏着怎样的文化密码？

郭大顺把目光投向了北洞。那两座窖藏坑，在孤山脚下，一左一右，主次分明——不像是仓促的埋藏，更像是精心安排的祭祀。远在赤峰，牌楼商代铜器窖藏坑也正对着大山，格局与北洞如出一辙。然而，祭祀的具体内容，至今找不到可比的考古材料。

谜底，或许藏得更深。

20世纪80年代，牛河梁遗址群发现后，考古学泰斗苏秉琦注意到，牛河梁遗址与窖藏铜器坑相距仅几十公里，窖藏坑又恰在遗址南部密集分布。他提出：“这里的坛、庙、冢和窖藏坑，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四组有机联系着的建筑群体和活动遗迹？远在距今3000年至5000年间，生活在大凌河上游广大地域的人们，是否曾经利用它们举行重大的仪式，即类似古人传说的郊、燎、禘等祭祀活动？”

如果真是这样，那些青铜重器便不只是窖藏。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赵庆淼，则做了一次细致的“族名排查”。他系统梳理了喀左青铜窖藏出土的近30件带铭文的青铜器，从中筛选出19种金文族名。结果耐人寻味：其中6种，是燕辽两地共有的；另外13种，则各有来路——既有辽西土生土长的族名，也有从中原其他地区远道而来的名字。

他把这张“族名地图”，放回了商末周初的大历史中。那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兴起于西土的周人，历经克商、东征和推行封建等一系列举措，势力持续东扩。周人涌入新占领地区，这是一条自西向东的“横向”洪流。而原本居住在东方的商系族群和东夷集团，在周人的持续挤压下，被迫迁徙：一路北上，播散到燕辽大地；一路南下，徙居江淮流域。这是一条南北分流的“纵向”轨迹。

横与纵，在这片土地上激烈交汇。

赵庆淼认为，这种族群迁徙的“横”“纵”格局，不仅打破了传统的“夷夏东西”观念，更有力地推动了民族融合，加速了族群与地缘格局的重组。黄河下游与燕辽、江淮，被一条条看不见的纽带紧紧连在一起，政治联动日益密切，文化交流频繁往来——不同地理空间由此共同构成了西周国家的重要单元，也为中原王朝重建“天下”秩序、走向更大的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来源：辽宁日报 郭平 文并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