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项好政策，为何救不了东汉？

汉光武帝为平抑民愤

所采取的措施（节选）

本文摘自《两汉社会生活概述》，作者为谢国桢，文章有删节。

公元29年3月4日，汉光武帝刘秀下诏大赦，这并非一次孤立的仁慈，而是一个庞大“纠偏”工程中的一环。

谢国桢先生的文章，带我们回到东汉初年那个矛盾丛生的社会现场：刘秀为“平抑民愤”，曾雷厉风行地推行“度田”“释奴”“赎刑”三大政策，看似直指豪强兼并、奴婢苦难、刑徒悲惨等沉疴。但文章犀利指出，这些举措在执行中迅速变形——“度田”沦为“河南南阳不可问”的偏私游戏；“释奴”令下，外戚家中依旧奴婢成群；“赎刑”更是让法律成为富人的特权。

重温这段历史，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位中兴之主的努力，更是一个王朝在结构性矛盾前的无力：任何未经根本变革的修补，终难逃“阳奉阴违”的宿命。

汉朝统治者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挽救其危机局势，便针对当时的情况，提出打击豪强、丈量田地、释放奴婢等三项措施和政策，来平抑民愤。尤其是东汉光武帝刘秀，虽然不像王莽那样要恢复井田制度，徒尚空言，而是有具体的措施，在剔除统治者压榨侵吞的积弊上，也起过一定的作用。因而，东汉在恢复生产和繁荣经济方面也有所进展，但是执行得终究是不彻底，也是不可能彻底施行的。

东汉初年采取了一些打击豪强地主的措施：

（1）仗量田地。汉初在关中开辟土地，兴治沟渠，发展生产，来拱卫京师长安。由于膏腴满野，故称“陆海”。及至光武建都洛阳，政治中心乃由长安移到洛阳。南阳为光武故乡，因此特别注意于洛阳以东的地区开垦田地，提高生产。兴修鸿陂渠，灌溉田亩数千顷。汝阳一带尤为殷富，“鱼稻之饶，流衍他郡”。光武帝时特别注意度田（丈量田地），而且行之甚力，度田不实者，多因之致罪。光武帝度田的目的是专为着充实帝室，中饱统治者的私囊；而限制官吏的名田，尚在其次；至于富人的土地侵吞，害及贫民，就不在帝王的心目中了。就是这种清丈田地，也是有偏倚，仗量不均，清查不实的。《后汉书·刘隆传》说：是时天下垦田，多不以实，又户口年纪，互有增减。（光武）十五年诏下州郡，检核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优饶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遮道号呼……帝见陈留吏牍上有书，视之，云“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显宗（明帝）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帝令虎贲将诘问吏，吏乃实首服。

所以仗量田地清查田亩，在光武帝时就根本实行不通。到了明帝、章帝以后，宦官外戚专权，土地的兼并、奢侈风气，更超出于前汉，人民的痛苦更形增加了。

（2）释放奴婢。在汉代存留着奴隶制的残余，地主每家蓄养奴婢和虐待奴婢是社会上一个严重问题。王莽时规定了“民田奴婢，不得买卖”。就是有奴婢之家，自“上公以下，率一口出钱三千六百”，以此来限制大地主官僚蓄养奴婢的数量。光武帝为了维护统治者的权利和地位，使奴隶不至于和农民在一起起来反抗，因之对于释放奴婢和改善奴婢的待遇，确有明文规定。如建武七年五月甲寅诏：“吏人遭饥乱，及为青徐贼所掠为奴婢下妻，欲去留者，恣听之；敢拘制不还，以卖人法从事。”十一年八月诏：“敢炙灼奴婢，论如律，免所炙者为庶民。”又十月诏：“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十三年冬十二月诏：“益州自八年以来，被掠为奴婢者，皆一切免为庶民。”在光武时不止一次地颁布释放奴婢的命令，并规定奴婢不得买卖，改善对奴婢的待遇，被解放的奴婢称为庶民。

在法律上规定不得乱杀奴婢，使其人身得到保障，实际执行了没有，执行得如何？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在当时可能表面上执行过，而骨子里仍是阳奉阴违。如《后汉书·郑兴列传》说，兴以“私买奴婢，坐左转莲勺令”。当时，奴婢不但买卖，还可以互相赠送。《后汉书·李恂传》说：“贾胡数（李）遗恂奴婢、宛马、金银、香罽之属，一无所受。”而买卖奴婢还是普遍的，如《三国志·魏书·杨俊传》说：“宗族知故为人所掠作奴仆者凡六家，俊皆倾财赎之。”那么因为无钱被掠作奴仆而不能赎的，不知要多少家了。所以在光武颁布明令不久，外戚马防兄弟贵盛，奴婢各千人以上。折象家僮八百人，资财二亿。大官僚梁冀“取良人，悉为奴婢，至数千人，名曰‘自卖人’”。这可见到东汉末年，贵族家庭蓄养的奴婢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奴婢受着鞭挞凌辱、目不忍睹的不平等待遇，生活的痛苦是可以想见的。前汉王褒曾著过一篇《僮约》。“僮约”就是一个买卖奴婢的契约，也叫作券文。券文上说：“神爵二年正月十五日，资中男子王子渊（褒的别字）从成都安志里女子杨蕙买亡夫时户下髯奴便了（奴名），决资万五千。奴当从百役使，不得有二言。晨起早扫，食了洗涤。居当穿臼缚帚，截竿凿斗，锄园斫陌……奴老力索，种莞织席。事讫休息，当舂一石。夜半无事，浣衣当白……奴不得有奸私，事事当关白。奴不听教，当笞一百。”王褒所写的“僮约”虽然是戏言，然可以反映出汉代地主豪强虐待奴婢的惨况。那时贫民一做了奴婢，正如王褒所说“不如早归黄土陌，蚯蚓凿额”了。

当然也有地主豪门的豪奴恶仆仗势欺人这类事经常发生。如前汉霍光的家奴与御史魏相的家奴争道，“诸霍在平阳，奴客持刀兵入市斗变，吏不能禁”。霍氏的家奴头子监奴冯子都和王子方等人，狐假虎威，不可一世，“视丞相亡（蔑）如也”。汉辛延年的《羽林郎》诗句说：“昔有霍家奴，姓冯名子都，依倚将军势，调笑酒家胡。”其猖狂傲慢的情况可想而知。这种倚势凌人的豪奴恶仆，他们早已失去其阶级的本性，欺压良民，作恶多端，已经不齿于人类。这种败类是少数，而受着苦难和不平等待遇的贫苦奴隶总在多数，而且是大多数。

武梁祠画像中的刑徒罪人

（3）允许刑徒自赎。在汉代建筑宫殿陵苑，修治沟渠道路，开采盐铁等项大工程，以及纺织、陶冶、铸铜、髹漆等官营手工业生产的精美物品，皆是由大量的刑徒惨淡经营和制造出来的。刑徒是创造社会财富、发扬祖国文化的主要劳动力之一。可是刑徒的身份和待遇，尚不能与奴婢相比，他们受到的肉体责罚和桎梏，生活的痛苦，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最近在山东诸城县发现了刑徒被髠钳的一张石刻汉画，可以略见一斑。汉代修建工程所使用的刑徒动以十万计算。《汉书·陈汤传》说，修昌陵时，“卒徒工庸以臣万数，至然（燃）脂火夜作，取土东山，且与谷同价，作治数年，天下遍被其劳。”这样数字庞大、夜以继日的劳作的刑徒的来源如何呢？一是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有些大臣官吏得罪了当权执政者，因之被罪而罚作为刑徒。这在刑徒中实占少数。二是贫苦大众，主要是农民。他们在统治者的横征暴敛之下，稍有不遂，就被横加以罪名，使成千上万的农民充当了刑徒，这在各类工种中占绝对的多数。定刑徒的罪名也有等级和年限的区别。据《汉书音义》说：“一岁刑为罚作，二岁刑已上为耐。”耐是“轻刑之名”，犯耐罪而私自逃跑的就叫作亡命。又《汉旧仪》说：“髠钳为五岁刑，完城旦舂为四岁刑，鬼薪（也写作新）白粲为三岁刑，司寇为二岁刑，罚作（名复作）为一岁刑。”凡是犯罪的刑徒，官吏则收容在都城中名叫“若卢”的监狱里，至于一般农民刑徒则在普通的监狱里。表现好而刑期未满者，不戴刑具，要比刑徒身份略高，叫作弛刑。这些弛刑徒可拨到边疆上充当卒徒。在服刑期内调配到工地上充劳役的，有技能者叫作五任；没有技能者只充当小工，还须戴上刑具工作，叫作无任。尽管刑罚这样严重，待遇又区别得这样酷苛；可是只要有势力有钱财，就可以赎罪。如大官僚李燮“以谤毁宗室输作左校，未满岁，（安平王）果坐不道被诛，乃拜燮为议郎……擢河南尹”。又如文学家蔡邕以得罪权势，髠钳为徒，不久就以钱财来赎罪，得免于徒刑。《后汉书·明帝纪》载：建武中元二年建武十二月甲寅诏“……天下亡命殊死以下，听得赎论，死罪入缣二十匹，右趾至髠钳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舂至司寇作三匹”。至于女徒，《汉书·平帝纪》载：元始元年（1年），“天下女徒已论归家，（出）顾山钱月三百。”只要有钱，就可以赎罪；若是无钱的贫苦劳动人民，就只有长期作刑徒了。

洛阳是东汉的首都所在地，在洛阳四周围营造的工程是众多的，无疑是使用了大量的刑徒。最近在洛阳附近偃师县佃庄附近发现了汉代刑徒野葬墓地。这些刑徒的尸首，似乎用薄薄的棺材浮葬在野地里，身边还有手铐和脚镣，身上只放两三枚五铢钱，最多的也不过九个五铢钱和一个盛水的瓦罐子，身后的惨状如此，则其生前的痛苦生活可知。身旁还有一块墓砖，上面刻着刑徒的籍贯、姓名、罪行、死期和所作的任务，如有一块砖刻着“五任汝南南顿鬼新黄柏元初六年闰二月死”。又一块墓砖刻着“无任南阳武阴完城旦捐祖永初元年七月九日物故死在此下”。从这里不但可以看出悲惨的情况，而五任和无任的区别，也可以弄明白了。据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编写的《东汉洛阳城南郊的刑徒墓地》这篇报告说，这些刑徒多来自幽、兖、豫、荆、青、徐、冀、并八州之地。考察这些刑徒的骨骼，多半是中年受残酷的虐待，未能到刑满之期而中途死亡，墓葬的年代多半是从汉永元四年（92年）到延光四年（125年）时期。工徒的待遇，既然这样，农民的生活的凄惨状况，更可想而知，因之为时不到四十年就激起了黄巾农民军大起义，八州之人，因身受切肤之痛，群起响应，“襁负归之”。农民起来反抗统治者如火如荼的情况，就形成轩然大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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