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谈及蠡县,皆知其为保定东南之沃野,上有麻山药之珍,下有皮毛业之盛,八十年代呢绒业亦曾发达,走出国门;然鲜有人溯其源流,不知今之蠡县,实承两千余载古名“蠡吾”之遗脉。此名,不仅系冀中文明之古核,更是千年乡关血脉所系,其中故事,非借历史壮士与文人墨客不能尽述。
“蠡吾”之称,肇始于西汉。高帝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分中山郡之地析置蠡吾县,隶涿郡。关于地名之由来,《说文解字》释“蠡”为“虫啮木中”,郑玄注《尚书·禹贡》则云:“地近瀛海,污下多虫,故以蠡名。”然民间传说,更添一笔传奇。相传春秋时期的商圣范蠡,助勾践灭吴后与西施泛舟五湖,曾游历至此。见此处水乡泽国,螺蚌遍野,地形如瓠瓢,遂寓居经商,百姓得其利,因以“蠡”名地。虽学界多认为此说系后世附会,但范蠡在此留下的“蠡瓢”传说,终为这片土地打上了最早的商业文明烙印,使“蠡吾”之名不再仅是地理符号,更添了一份智者的情怀。
东汉之世,蠡吾之名骤然显赫,皆因一位帝王诞生于此。永建五年(公元130年),河间王封子刘翼为侯;越二年,刘翼之子刘志诞生于斯。及刘志年十五,袭爵为侯,旋即被迎立为帝,是为汉桓帝。史载“桓帝生于蠡吾”,这座原本的侯国城邑,瞬间蒙受天恩,身价百倍。延熹元年(公元158年),分中山郡置博陵郡,郡治设于蠡吾城,辖五县,彼时之蠡吾,堪称一方政治中心。桓帝的血脉,让蠡吾城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使得县中大宋台、影三郎等东汉高冢,有了“帝王之乡”的尊贵注脚。
此间风骨,更有壮士以性命铸就。战国末年,樊于期生于蠡县南庄,原为秦将,后因伐赵兵败,畏罪奔燕,被太子丹奉为上宾。当荆轲献计,需以其首级取信秦王时,樊将军为报燕国之危、雪家国之恨,慨然曰:“此臣之日夜所切齿也!”遂自刎献头,成就“荆轲刺秦”之千古壮举。其遗骸归葬故里南庄,旧有“樊将军墓”与祠庙,至今碑记可考。这一刎,将燕赵“慷慨悲歌”的精神刻入蠡吾骨血,让这片洼淀古城,平添了一份铁血忠魂的厚重。
然而,真正铸就蠡吾灵魂高度的,当属历代文人墨客与圣贤大儒。这里不仅有帝王气,更有书卷气。民间相传,境内仉村之名或与孟母仉氏有关,孟尝村则相传因孟尝君途经此地而得名——虽史无明载,却足见蠡吾在百姓记忆中的文化分量。北宋时期,程颢、程颐二程夫子溯其祖籍为“中山博野”,其地盖与古蠡吾渊源深厚。二程于此播撒理学种子,倡“存天理,灭人欲”,将这一方水土推上了儒家文化的高地。清初大儒颜元(习斋),父籍博野,归宗创“颜李学派”,倡导实学,经世致用,亦以蠡吾为精神故土。此外,宋代名相韩琦曾修祖茔于蠡吾北原,自序称“家本深州博野人”。正是这些一代文宗的足迹与深情,让蠡吾从一个洼淀古城,升华为理学渊薮,使得千年之后的我们,依然能在书页间闻到那份尊师重道、经世致用的书香。
岁月流转,沧桑变迁。北魏滹沱河决,大水冲城,旧治沉沦;隋齐之际,名实错位,归并无常。然无论治所如何迁徙,范蠡的商魂、桓帝的王气、樊于期的壮士气、二程与颜元的文气,早已融入这方水土的骨血之中。
及至近代,燕赵悲歌再续新篇。1932年,高蠡暴动于冀中平原爆发,蠡县儿女揭竿而起,成立红军游击队,建立苏维埃政权,虽遭镇压而失败,却为华北播下革命火种,彰显了故土不屈之魂。而当代文坛画坛,更有梁斌、黄胄二梁并峙,光耀门楣。梁斌以《红旗谱》《播火记》再现暴动风云,将乡土记忆熔铸为文学经典;黄胄即梁淦堂,与梁斌同族,以画驴名世,笔墨传神,被誉为“画驴圣手”,其笔下生灵跃然纸上,将燕赵风骨化为丹青神韵,皆为蠡吾文脉之当代传人。
今蠡县古城南门,相传古时称蠡吾门,现属蠡吾镇治所。城内有范蠡路、二梁纪念馆、范蠡公园等,南庄乡存樊将军墓遗迹,高阳县有高蠡暴动烈士陵园。虽或为托古,或为存念,然民心所向,文化记忆之根未断。吾辈生于斯、长于斯,当知:“蠡县”二字,绝非行政区划之符号,实乃千年文脉之容器。其上曾载帝王之威仪,其下曾传理学之薪火,中间更浸透一代代壮士的风骨、文人的情怀与革命者的热血。
故曰:认得蠡吾,方识老家之底蕴;守得此名,即守住吾辈生命之根脉。远隔千里,心存故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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