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有人发难，让韩先楚在两大军区很被动，宋清渭：不符合程序

韩先楚是新中国开国上将里非常传奇的一位，在东北打出“旋风”之名、海南岛力主尽早进攻、抗美援朝多次抵前指挥，他用诸多战绩，证明了自己的军事能力。

建国以后，他也长期受到重用，在大军区干了几十年，后又回到中央任职，可谓于大风大浪中屹立不倒。

不过呢，毕竟他多年来身处高位，遭遇的冲击还是有的，最麻烦的一次是在1974年。彼时福州、兰州两大军区都暗流涌动，让韩先楚非常被动。甚至有人采取不符合组织程序的做法，想把扣在韩先楚头上的“帽子”坐实。

幸好，关键时刻，毛主席、周总理都对韩先楚施以援手，让他转危为安。韩先楚的两位秘书宋清渭（88年中将，94年上将）、姚科贵（88年少将）对这段惊险往事都记忆深刻，后来在回忆录中都有相关记述。

那么，当初针对韩先楚的“风”从何而来，最终又用什么办法解决了呢？

一、针对之事，蓄谋已久

1974年初，在相关集团的指示下，一名新华社记者来到福建省军区，带领军区机关的“造派”，将省军区第一政委倪南山和副司令员抓了起来，给他们罗织罪名，以此来逼迫他们配合。

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听说后觉得太胡闹，让赶紧把人放了，并批评了福建省军区里一起去的干部。

这件事被捅到中央，文g小组有的人暴跳如雷，马上批评福州军区和福建省委，并下达文件指责他们长期捂盖子，必须要揭开。

名义上是批评福建现任的一众干部，但关键在于“长期”这个词。

当时福州军区政委李志敏才来工作一年多，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1973年末对调后才过来的，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兼革委会主任原来也是韩先楚担任，八大军区对调后，廖志高接任了这两个职务。

所以他们都很“新”，称不上长期，矛头实际指向的就是在福建工作多年的韩先楚。

因为有中央级别的人指使，福建的大街小巷开始出现对皮定均、李志民、韩先楚不利的标语，有人甚至提出要“揪”韩先楚，让皮、李承认自己在福建省军区事件上“站错立场”的“错误”。

很快福建的地方和军队都出现各种声音，一些干部在会议上说韩先楚是“死党”。曾经担任过韩先楚秘书的秘书宋清渭、姚科贵还在福州军区工作，他们的回忆录里就有相关乱象。

二、梁子早结，借题发挥

宋清渭时任29军副政委，他曾经当众反驳并指出三点：一是新任司令员皮定均每逢提及到韩先楚，都会称同志，如果韩先楚真有什么问题，皮定均断然不会如此；

二是指责最多的是韩先楚为101死党，说韩先楚一直在帮着捂盖子，但来来回回讨论了这么多次，除了扣帽子，没有任何实质证据，最多就是以前的一些称赞材料。之前副主席地位那么高，谁敢说自己没有说过吹捧的话？

三是韩先楚调动了职务，但没有被隔离审查，他是兰州军区司令员，又是中央委员，福州军区党委怎么能直接将这种高级别干部定性为“死党”呢，程序上不符合组织原则。

奈何宋清渭这时没什么话语权，没起到作用，最终福州军区将韩先楚定性为101死党，并起草电报上告中央。宋清渭看到电报后连忙去找有关同志，表示这样的内容应该慎之又慎，不能这么直接草率。

但对方根本没听他说的，等宋清渭结束这一系列大小会议回到29军军部，还是收到了军区下发的电报。

到底谁要这样针对韩先楚呢？韩先楚另一位秘书姚科贵专门去了解过，把事情记录在了回忆录里。他说，这背后都是王江张姚搞得鬼。

因韩先楚一直不愿意靠紧那个集团，并多次有过争执，对方觉得韩先楚难以“掌控”，就怂恿福州军区、兰州军区的人乱搞材料。1974年正是“批林批孔”最严重的时候，韩先楚历史上又跟“林”关系很深，就被拿来做文章了。

关于韩先楚跟那些人的矛盾，最严重的还是在九届二中全会前后。当时很多人批评南京军区张政委不应该留在军队，事情闹得很大。

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对这位张搭档也没好感，见整体气氛如此，就安排秘书李文卿帮自己代笔写信，附和请张政委离开军队的意见，准备呈给中央。

当李文卿写好拿过来给许世友签字时，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正巧在一起聊天，知道此事后让许先别上交，自己也写一封，到时一起交。

而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住在韩先楚隔壁，有天串门得知后，也写了一封。就这样，三封内容相近的信呈递了上去。

按照规定，大军区司令员有重要工作必须向军委及中央做书面汇报，内容先交由101批阅，等他批示后再送往毛主席处。这三封信本来也不算什么大问题，主要是说及自己的意见。

但“林办”叶主任不知出于什么心理，竟没有往上呈递，而是将信给扣了下来锁在北戴河的住处，结果九一三后就坏事了。政治部把信给搜了出来，一些人就开始乱传，说是什么“效忠信”。

虽然周总理、毛主席都认为三位大军区司令员没有过界，决定把事情压下去，但韩先楚也是彻底得罪了那四个人。因此，“批林批孔”的时候，韩先楚的问题就遭到刻意放大，处境相当难受。

三、反复申诉，最终澄清

1974年3月，韩先楚在兰州军区也收到了“九号文件”，他想到这种事情不应该隐瞒组织，军区党委常委会时他就把事情说了出来，并表示自己已向中央致电说明情况。没想到的是，常委有些人却加以指责，要他“坦白”。

没过多久，军区还收到了来自福州军区、福建地方的大字报、小字报等，有人将其转发传达，让韩先楚更是被动。

最危险的是，1974年8月23日至9月10日那四个人里的王，趁着毛主席在外地养病、周总理住院治疗期间，向韩先楚施压，要求他本人承认“九号文件”是“正确的，表示拥护赞成”。

气得韩先楚顶了回去：“你们这是逼迫。”眼见韩先楚不愿低头，那些人持续攻击，在一些小问题上不断扩大化。

幸好韩先楚很得毛主席、周总理信任，他不断写信、发报申诉，一直找上级反映情况，这些声音最终被两位首长听到。

周总理治疗刚刚结束，就先电话打给兰州军区，说“九号文件”跟兰州军区无关，先遏制住了正进行的攻击；随后总理又指示福州军区，直言这个定性中央绝不会接受，立即退回去。福州军区自此不再往兰州那边送材料。

因为有两位首长的保护，韩先楚得以度过最危险的风波，只是福州军区那边有人对他不满，对定性事宜一直执行“拖”字诀。

关乎到声誉的事，韩先楚特别重视，从1974年3月24日自己接到“九号文件”开始，他就给中央打电话、发报，后来一有机会他也着急申诉，算起来在几年的时间里，韩先楚给上级反映问题、发言等有33次之多，但无论他怎么摆事实讲道理，事情还是没推动。

随着相关集团粉碎，他再次向中央各部门写书面报告，诉说看法，提出申请等。最终在1982年，中央致电福州军区和福建省说九号文件是错误的，应予撤销。这才还了他的清誉，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