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咚、咚、咚……”
半夜十二点，破旧的木板门被敲响了。声音极轻，却像重锤一样砸在我的心口。
“谁？”我压低嗓子，声音里带着连自己都能察觉到的轻微发颤。
门缝里漏进来一丝微弱的声响，是个女孩的声音，带着哭腔和极度的慌乱：“哥，是我，秀儿。你把门栓死，今晚……千万防着我爹，不管听到啥动静，别出来，天一亮你就赶紧跑！”
没等我再问，门外传来极轻的脚步声，渐渐远去。
我呆坐在漆黑的屋子里，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窗外，月光被乌云遮住，树影婆娑，像无数张牙舞爪的怪物。我脑海里不受控制地浮现出几个小时前，秀儿她爹——那个满脸横肉、左眼有一道长长刀疤的魁梧猎户，在油灯下用磨刀石一下一下蹭着那把杀猪刀的场景。
那一年是1988年，那时的我刚满二十岁，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为了给生重病的母亲凑药费，我咬咬牙，借钱进了一批针头线脑、火柴、电池、蛤蜊油之类的小百货，用一根扁担挑着，成了一个走街串巷的“倒爷”。
平原地区的生意不好做，利润薄，我就大着胆子往大山深处走。那会儿的深山区交通极度闭塞，山民们大半年都不出一次山，对外界的日用品需求极大，只要你能把货挑进去，哪怕价格翻倍，他们也愿意拿山里的皮子、药材或者攒下的毛票子来换。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那天下午，我挑着六七十斤重的挑子，在秦岭的一条支脉里迷了路。
山里的天黑得早，下午五点多，太阳一落山，浓雾就像棉被一样盖了下来。周围全是参天大树，气温骤降，阴冷的风往骨头缝里钻。我心里急得冒火，那山里是有狼和野猪的，要是找不到落脚的地方，我那百十来斤交代在那儿也就是一晚上的事。
就在我几乎绝望的时候，半山腰的树林缝隙里，透出了一点黄豆大小的光晕。
我像抓住了救命稻草，跌跌撞撞地顺着光亮爬过去。那是一座孤零零的木楞房，院子是用粗木头围起来的。我刚一靠近，院子里就传出几声震耳欲聋的狗吠，两条半人高的大黑狗扑到木栅栏上，呲着白牙，口水直拉丝。
“谁在外面？”门开了，一个像铁塔一样的男人端着一盏煤油灯走了出来。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老赵。他身高得有一米八几，穿着一件打满补丁的羊皮坎肩，露出的胳膊上全是暴起的青筋和伤疤。最吓人的是他的脸，一道从左眼角一直劈到下巴的刀疤，在摇曳的灯光下显得格外狰狞。
我咽了口唾沫，强撑着笑脸说明了来意：“大哥，我是山外头卖货的，迷路了。您看能不能让我在您这儿借宿一宿？我不白住，我给钱，或者拿货换也行。”
老赵上下打量了我一番，没吭声，眼神像鹰一样锐利，盯着我那两个鼓鼓囊囊的帆布口袋。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粗声粗气地冲狗吼了一嗓子：“滚回去！”然后转头对我说：“进来吧。”
屋里的陈设极其简陋，除了几样粗糙的木制家具，墙上挂着几张干瘪的兽皮和一把老式的土铳。屋角有个火塘，正咕嘟咕嘟地熬着什么，散发着一股苞谷面的香气。
火塘边蹲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正往里头添柴。她穿着一件明显不合身的旧花袄，洗得发白，身子单薄得像一张纸，脸色更是透着一种不健康的蜡黄。看到我进来，她像受惊的小鹿一样站起来，有些局促地往后退了退。
“这是我闺女，秀儿。”老赵把门栓插上，指了指火塘，“坐吧，山里冷，烤烤火。锅里有糊糊，一会儿盛一碗。”
我连声道谢，放下挑子，凑到火塘边。为了表示诚意，我从口袋里摸出一包大前门香烟，抽出一根递给老赵，又拿了两块上海产的水果糖递给秀儿。
老赵接过烟，放在鼻子底下深深闻了闻，却没舍得抽，而是夹在了耳朵后头。秀儿看着糖，眼睛亮了一下，但没敢接，转头看向她爹。老赵微微点了点头，她才小心翼翼地接过去，小声说了句：“谢谢哥。”
晚饭就是苞谷面糊糊就着咸菜疙瘩。吃饭的时候，老赵话很少，只是偶尔问问我山外头的光景。我为了拉近关系，就滔滔不绝地讲外面的变化，讲我这几个月走南闯北的见闻。
吃完饭，我为了付饭钱和住宿费，伸手去贴身的内衣口袋里掏钱。我那次进山运气不错，货卖了一大半，兜里揣着厚厚一沓子钱，足足有三百多块。那在88年，绝对算得上是一笔巨款了，抵得上城里工人小半年的工资。
当我把那卷钱掏出来，抽出一张十块的递给老赵时，我清楚地看到，老赵原本漫不经心的眼神瞬间凝固了。他的目光死死地钉在我那沓钱上，喉结剧烈地上下滚动了一下，眼神里闪过一丝极其复杂的东西——有贪婪，有挣扎，还有一种我说不清的疯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