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趣缘社群中的互动机制——基于关系事件模型的动态分析

宋庆宇

杭州师范大学

社会学系

副教授

数字趣缘社群中的互动机制

——基于关系事件模型的动态分析

来源 | 《社会学研究》2026年第2期

作者 | 宋庆宇

责任编辑 |政光景

本研究通过关系事件模型探究数字社群中互动机制的生成逻辑及其与传统互动的差异。研究发现，驱动互动的逻辑从个体的社会特征与关系依赖向内生性时序依赖转变，技术触发的行为惯性替代了深层的情感联结；即时互惠与微观路径依赖构成核心机制，确保了异步互动情境下的对话连贯性；嵌入互惠呈显著负向效应，揭示了线上社会互动中的非对称依赖，挑战了传统互惠规范。研究表明，数字社群是技术逻辑重塑下的“脱域”产物，探究数字社群的维系机制有助于理解原子化时代的社会整合。

一、引言

随着全球社会经济的发展，休闲活动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发生了结构性转变（Rojek et al.，2006）。在传统工业社会，休闲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马克思，2004）。而在现代社会，休闲已从对抗疲劳的消遣转变为个体实践自主性与构建身份认同的关键场域（Wynne，1998）。在中国，这一转型伴随着城市化与市场化进程而不断深化，休闲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根据《中国休闲发展年度报告（2024）》，我国城乡居民每日休闲时间平均为5.71~6.80小时（中国旅游研究院，2024）。这表明休闲是当代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然而，在休闲地位提升的同时，传统联结机制却在弱化，个体正逐渐走向原子化。

在传统社会支持式微的背景下，个体迫切需要寻求新的、能够对抗孤独与风险的替代性社会支持。于是，基于自主选择的趣缘组织成为当代个体身份构建与情感支持的“新共同体”（高文珺，2025）。随着数字技术深度介入社会生活，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不仅通过降低组织成本和破除时空障碍加速了数字社群的涌现，而且通过提供常态化的“在场”空间，将数字社群塑造为集集体决策、情感劳动与符号互动于一体的数字化场域。技术赋能驱动数字社群演变为一种典型的局部社会（Fine & Hallett，2023），其内部互动不仅是信息交换的过程，更是社会规范和微观秩序生成的过程。因此，深入研究数字空间中的互动机制，对于理解数字时代社会团结的微观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社会学中关注微观互动的理论为理解数字环境中的社会互动模式提供了理论起点。例如，符号互动论强调个体如何通过互动赋予客体和行动以意义，以及文化规范如何在此过程中被创造与维持（张庆熊，2024）。虽然该理论主要指涉面对面互动，但其关于情境定义与解释的洞见，是理解数字时代社会互动与意义建构的基石。戈夫曼（Erving Goffman）对日常生活中自我呈现的分析，已被广泛应用于数字现象的研究（Murthy，2012）。在数字互动中，尽管表达方式高度简化，但个体维持自我形象的动机依然强烈。这种基于有限符号的中介化印象管理，已成为数字社群微观互动的核心实践逻辑。

数字技术深刻重塑了社会连接，催生出以兴趣认同为核心的新型社会群体（王天夫，2025）。在制度约束相对缺乏的数字空间内，非正式组织成为观察社会秩序形成的关键样本。作为连接个体行动与宏观结构的“微型公共领域”（tiny publics）（Fine & Hallett，2023），数字趣缘社群既是产生互动规范与集体认同的平台，也是微观互动沉淀为社会结构的演化场域。既有研究表明，线上互动的特征直接影响了社群规范的形成。首先，非语言信息的结构性匮乏制约了情境感知（Lieberman & Schroeder，2020；萨斯坎德，2022：33-39），促使社群通过建立文本和符号规范以作补偿。其次，匿名性和去抑制化效应削弱了个体责任感，并可能诱发攻击性行为（熊波、金泽璨，2024）。最后，数字社群的秩序源于沟通理性与平台工具理性之间的内在张力（Spracklen，2015）。这体现为个体去中心化意图与平台算法架构、监控逻辑之间的结构性对抗。这种个体自主性与技术约束的动态平衡，共同驱动了数字社群规范与互动秩序的演化。

尽管过往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数字社会中的关系与规范，但大部分研究都局限于静态分析，忽视了在线互动的动态特征。为此，本研究将以一个大学生趣缘组织微信群为研究对象，具体考察其社会互动，以进一步探究：数字趣缘社群中的互动机制与传统线下互动是否存在差异？如果存在差异，二者的结构性和过程性区别是什么？这对理解数字时代的社会生活有何启示？在具体分析方法上，为克服静态社会网络分析的局限性，本研究将采用关系事件模型捕捉线上互动的动态性（斯科特、卡林顿主编，2018：696-698；何蛟龙，2025）。通过这种分析，本研究旨在揭示数字趣缘社群如何通过行为构建自身规范，并分析其与传统社群的本质区别（Schwarz，2021:63-73）。这些探讨将为理解数字时代的社会生活提供重要的理论启示。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社交媒体作为数字时代的一种公共空间，重构了传统社会互动的时空逻辑与关系网络。在数字社会中，这种重构尤为显著地体现在围绕共同兴趣而自发形成的趣缘组织中。这些群体内部的社会互动，尤其是其专属媒介空间中的符号建构与关系维系过程，构成了研究数字社会中非正式组织内部互动机制与规范的重要对象。社交媒体不仅是戈夫曼笔下“互动秩序”的数字化延伸（Goffman，1983），也是齐美尔（Georg Simmel）所言的“社会化形式”发生的虚拟空间（陈柙兵，2023）。

（一）社会互动理论及其数字延伸

社会互动是构建社会秩序的基石。符号互动论指出，人类行为的意义源于对共享符号的共同建构（Blumer，1966）。在趣缘组织中，共享符号不仅包括语言，还包括社群特有的表情包、行话和标签，它们是群体成员进行交流、构建群体文化的基础（Papacharissi，2015）。戈夫曼（2008）的拟剧理论进一步指出，个体会通过精准的自我形象管理来确保互动行为中的可预测性。

数字技术已成为影响上述互动的结构性变量。数字技术在压缩时空的同时，引发了“情境折叠”（context collapse），使个体在同一数字场域内部面临多重社会关系的重叠（Marwick & Boyd，2011；王天夫，2025）。在“网络化的个人主义”背景下（Rainie & Wellman，2012），个体不再单纯地嵌入地域性社会空间中，还基于兴趣与需求在数字平台上“穿梭”。这种高度自觉的身份管理，迫使个体需要预设一群严苛的“综合观众”来调整言行，从而增加了自我呈现的复杂性（Marwick & Boyd，2011）。

数字趣缘社群是上述特征集中展现的场域，为成员提供了“严肃休闲”（serious leisure）的专门空间（Stebbins，2017）。社群中的成员通过遵循特定规范（如发布频率、术语使用）来获取身份认同与声望。因为缺乏身体的共同在场，此类社群常被视为“稀薄的社会系统”（Fine & Hallett，2023）。不过，社群中高频、异步的数字交流有效克服了地理限制，将个体兴趣和行为转化为持续的群体生活。在此过程中，社群规范通过对符号使用与互动节奏的把控，维系了数字化互动秩序。

（二）社会规范与互惠机制

互惠性是维系社会互动的核心，体现为个体遵循回报规范进行的资源交换（Gouldner，1960）。莫斯（Marcel Mauss）在《礼物》中提出的给予、接受和回报三重义务，构成了非正式组织内情感与物质联结的基础（莫斯，2017：62）。布劳（Peter Michael Blau）的社会交换理论进一步指出，在以情感和共同兴趣为基础的趣缘组织中，信息与情感等非物质资源的交换是维系关系的主要方式（布劳，2012）。

在机制逻辑上，莫尔姆（Linda D. Molm）区分了即时回报的直接互惠和植根于社会系统的间接互惠（Molm，2010）。对趣缘组织而言，间接互惠尤为关键。该机制通过跨时空的资源流动构建起群体内部的互助网络，这一网络蕴含的风险与时间延迟成为培养信任的“试金石”（齐美尔，2002），比直接交换更能增进群体的团结和信任（Lawler & Yoon 1996；Molm et al.，2007）。数字技术通过改变互动成本与范围，重塑了互惠的实现路径（Pelaprat & Brown，2012；Surma，2016）。平台技术从三个维度深刻影响了互惠感知。一是可见性与可量化性。点赞、评论等痕迹使成员贡献显性化，有助于建立个体声誉，抑制“搭便车”行为（Walther et al.，2011）。二是结构化激励。积分、勋章等算法机制将非正式的广义互惠制度化，强化了持续贡献的动力。三是弱关系互惠。核心成员对普通用户的回应形成了非对称的广义互惠，成为强化集体身份认同的关键。

随着数字技术的普及，休闲活动日益经由在线平台和社交媒体实现，催生了大量的数字趣缘社群。这些组织通常围绕特定的休闲活动而建构，其互动和规范管理高度依赖于数字媒介。数字平台不仅改变了趣缘组织的运作方式，更深刻地影响了组织中互惠的实现和感知。数字趣缘社群中的互动往往基于“弱连带”或非对称关系开展。例如内容创作者与粉丝的互动就是如此。博主或核心成员通过对普通成员评论的点赞或回应表示酬谢，由此形成一种间接的、广义的互惠关系。这类互惠行为是数字社群维持成员忠诚、强化集体身份认同的关键。

尽管数字技术提供了便利，但是匿名性、弱连接等特征导致的义务感削弱是一个巨大挑战，迫使数字社群需要依赖更强韧的内部规范与激励来维持良性运行（Kollock，1999）。在此背景下，互动节奏成为透视数字社群规范的核心指标。即时通讯则显著加快了互动频率，使实时反馈成为常态，这种高频互动节奏反映了成员间的互动期待与情感承诺。据此，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1。

假设1：在基于即时通讯的数字趣缘社群中，当成员A向成员B发起互动事件后，成员B回复成员A的概率将显著提升。

（三）互惠及其驱动机制

在数字趣缘社群中，互惠的本质需通过微观层面的事件流来理解。正如戈夫曼（2008）所强调的，诸如社群规范、声望地位等宏观社会秩序实际上是微观互动累积的产物。在数字场域中，互惠不再是静态的关系链路，而是具有高度时间敏感性的事件序列。在数字互动中，个体互动的顺序与频率（如集中回复与实时交替互动）蕴含着截然不同的互动意图与关系属性（Chowdhary et al.，2023）。这种时间维度的差异深刻影响着社群中的影响力格局和成员参与深度（Stebbins，2017）。由此可见，研究趣缘组织互动的关键，在于捕捉其动态过程中的结构性特征。

研究社会互动的动态过程，使得我们可以分析不同行动者的行为。正如阿伯特（Andrew Abbott）的观察，社会结构是行动者对过去事件模式的符号化积淀，“由于在任何时刻，既定的关系结构就是存在的全部……过去的所有影响都是通过过去行动赋予那些关系的形态来发挥作用的。当然，记忆提供了对过去的符号记录，然后对其进行重新阐释和重塑，并将其作为当前行动的基础。但在首要意义上，社会结构本身就是社会过程的记忆”（Abbott，2001）。在关系事件框架下，这种“记忆”与“重新解释”过程主要通过两种互惠机制驱动。一是嵌入性机制，侧重于互动的历史累积，即成员基于长期参与和情感投入形成了稳定的路径依赖，将过去互动的广度与深度转化为当下的互动意向。二是依赖性机制，侧重于互动的相对排名，即成员基于对特定兴趣资源的排他性需求，通过调整当前行动次序，在注意力竞争中实现对互动对象的择优选择（Kitts et al.，2017）。

1.嵌入性机制

传统结构论认为，行动嵌入在稳定的社会网络中，通过情感与信任维系资源依赖（Granovetter，1985）。对于趣缘组织而言，这种嵌入性源于休闲活动本身的持久性与承诺性。根据斯蒂宾斯（Robert Stebbins）的严肃休闲理论，趣缘组织成员并非只进行消遣，而是长期努力进行技能学习，并从中获得自我实现和社会认同（Stebbins，2017）。这种“职业生涯”般的投入强化了社群中互动的“黏性”（Kitts et al.，2017）。而在关系序列中，嵌入性机制体现为两个维度。一是嵌入惯性，即基于过去资源流动的路径依赖，成员倾向于继续将资源或关注给予过去曾与其发生交换的伙伴。二是嵌入互惠，即长期互动形成的相互回报的规范，这是维系社群团结的关键机制。

然而，数字技术的介入重塑了线下互动的逻辑（王天夫，2025）。一方面，数字记忆强化了互动惯性。在数字平台中，社群成员无需在同时空进行互动，例如各地的人可以通过论坛帖子或群聊等进行交流（郑丹丹、董珂含，2023）。这种互动的异步性带来了灵活性，允许延迟回复，体现出成员对社群的持久认同（Ellison et al.，2012）。异步通信与持久记录为互动提供了超越人类记忆限制的组织记忆，平台通过存储历史互动痕迹减少了重复互动的摩擦成本，进一步锁定了行为路径（Best & Krueger，2006）。

另一方面，“一对多”传播导致了互惠失衡。数字平台的高效率分发机制打破了传统人际交换的投入回报平衡（郑丹丹、董珂含，2023）。当核心成员提供的高质量内容同时惠及众多受众时，内容的“公共品”属性凸显，而个人的互惠义务随之被稀释（Ribeiro et al.，2025）。这使得理性的社群成员倾向于以最小付出获取最大收益，导致传统“有恩必报”的互动模式失衡。这种失衡并不意味着关系的解体，而是数字社群在互动异步性和信息高分发效率逻辑下形成的稳定互动状态。综合以上讨论，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2a（嵌入惯性）：在数字趣缘社群中，两个成员间过往互动累积频率越高，未来发生互动的概率越高。

假设2b（嵌入互惠失衡）：在数字趣缘社群中，个体在长期互动中单方面接收的信息资源越多，其在后续互动中回应该信息发出对象的意愿越低。

2.依赖互惠机制

依赖互惠机制体现了社会交换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的思想（Pfeffer & Salancik，2006；布劳，2012），强调行动者在资源交换中对特定对象的结构性依赖。在非正式的趣缘社群中，这种依赖不再体现为对物理资源的掌控，而转化为对稀缺兴趣资源与注意力的争夺（Spracklen，2015；Fine & Hallett，2023）。当行动者A拥有行动者B渴望的专业技能或独特内容时，这种资源不对称便构成了互动的结构性前提（Ye et al.，2018）。

数字社交媒体极大地压缩了依赖互惠的时间尺度，使其呈现以下新特征。一是注意力驱动的即时互惠。在信息过载环境下，注意力成为最稀缺的资源（王天夫，2025）。技术可供性带来的快速反馈循环使得互惠呈现时间压缩特征，即瞬时的行为响应替代了深层的情感联结。这种低门槛、高频率的互动通过降低沟通成本，构建了数字空间中的非正式的联结关系。二是指标化驱动的选择性互动。点赞量、声誉值等量化指标形成了指标化社会资本，极大地提升了信息透明度（陈福平，2024）。透明的互动痕迹构成了个体的历史背景，诱发了基于路径依赖的对象选择——成员更倾向于响应那些在近期互动序列中占据高位的发送者，以维持局部的结构平衡（边燕杰，2024）。这种基于相对排名而非绝对累积的选择逻辑，构成了数字社群互动的微观驱动力。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2c（依赖惯性）：在数字趣缘社群中，成员越倾向于向特定对象发起互动，其未来继续与该对象互动的概率越高。

假设2d（依赖互惠）：在数字趣缘社群中，成员越倾向于接收来自特定对象的互动，其未来向该对象做出互动反馈的概率越高。

（四）优先依附

“优先依附”是揭示网络演化中“强者愈强”现象的核心机制，即在资源或连接方面已占据优势的节点在未来更容易吸引新的连接（Barabsi & Albert，1999；DiPrete & Eirich，2006）。在社会交换理论的视域下，这一累积优势源于个体的策略性选择，个体倾向于与高中心性节点建立联系，以期获得更高的潜在回报（布劳，2012），从而在动态互动中巩固自身的结构性优势（Newman，2001）。

在非正式趣缘组织中，优先依附的形成机制从传统的权力和资源依赖转向了次文化资本与情感能量的博弈，并受数字媒介的深度形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次文化资本吸引力的算法放大效应。核心成员依靠对专业兴趣的深度掌握与高质量内容产出而获取声望。数字平台的推荐算法与社交可见性进一步放大了这种初始优势，导致注意力的两极分化与可见性的极度不平等（Salganik et al.，2006；宋庆宇等，2022）。核心成员生产的内容往往处于社群注意力幂律分布的顶端（Himelboim et al.，2013），构建出一种高可见度的结构性中心。

其次是互动仪式链的自我强化。根据戈夫曼与柯林斯（Randall Collins）的理论（Goffman，1967；Collins，2004），数字社群中的“点赞—评论—转发”构成了数字化的互动仪式。成员对高声望个体的回应不仅维系了地位等级，更为发送者注入了情感能量。这种成功的互动体验提升了高声望成员的自我效能感，促使其以更高频率投入后续内容生产（Berger et al.，1972），从而拉大了社群内部互动频率的差距。

最后是圈层地位的限定性。这种优先依附呈现明显的“水平分布等级性”（Fine & Hallett，2023）。核心成员积累的象征资本通常局限于特定的兴趣子系统内部，呈现子系统化的特征。这种特征在不同的趣缘社群间构建了一系列平行且互不兼容的等级阶梯，使得行动者的威望与权力仅在其特定的微观社会情境中生效，构筑出横向散布且边界分明的地位格局（Fine & Hallett，2023）。

综上，在微观事件序列中，优先依附体现为发送者惯性与接收者吸引力的双重累积。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3a：在数字趣缘社群中，成员作为发送者的频率越高，其未来发起互动事件的概率越高。

假设3b：在数字趣缘社群中，成员作为接受者收到的关注和回应越多，其未来吸引他人发起互动的概率越高。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2020年1月1日至7月31日为观测窗口，选取某高校跑步爱好者微信群的全部聊天记录作为分析对象。该跑团前身为2015年北京高校运动会组建的12人代表队。截至2020年1月初，社群规模已扩展至64人，且在研究观测期内保持稳定。受当时公共卫生事件影响，研究期间成员均处于未返校状态，该社群公共活动转移至线上，这为观察大规模的数字化互动提供了理想的准实验场景（宋庆宇、刘能，2023）。在数据采集前，研究者已向群内成员明确告知研究目的，并履行了知情同意程序。本研究数据共包含12017条带有精确时间戳的原始记录，为刻画社会互动的动态过程提供了坚实基础。

（二）研究方法：关系事件模型

为了揭示数字趣缘群体中互动行为的动态生成机制，本研究采用关系事件模型（Relational Event Model，简称REM）作为核心分析工具。REM最早由巴茨（Carter T. Butts）提出，是一种专门分析具备时间戳的关系事件序列数据的统计框架（Butts，2008），尤其适用于分析数字平台上的瞬时互动行为。

REM将每一个社会互动事件定义为一个四元组e=（s，r，c，t），其中,s是事件的发送者，r是事件的接受者，c是事件的类别，如点赞或发送消息，t是事件发生的精确时间。REM的核心思想是通过风险函数（hazard function）λsr(t)来刻画在t时刻，发送者s对接受者r执行特定互动行为的瞬时可能性：

λ0是基线发生率，即当所有自变量xsr(t)取零时，群体内互动事件的整体频率。

xsr(t)是与事件（s，r）相关且随时间变化的协变量向量，代表了某一社会机制在t时刻的量化指标。

β是参数向量，其符号和大小反映了对应机制xsr(t)对互动发生率的贡献方向与强度。

依据研究假设，本研究将驱动互动的因素操作化为一系列xsr(t)统计量，分为内生和外生两大类。内生统计量用于检验网络结构和互动历史的影响；外生统计量用于检验参与者属性和群体特征对互动的影响。

REM采用部分似然方法进行参数估计，该方法是Cox比例风险模型在关系数据上的扩展，能够高效处理大规模、高密度的事件序列数据。在该方法中，每个事件都是在特定时刻的潜在可能事件集合中发生的。因此，在研究时段内，成员的进入或退出会被实时纳入风险集的动态调整中，从而有效消除因样本变动而导致的估计偏差。本研究将采用序数时间模型分析互动数据，旨在深入理解数字趣缘社群互动秩序的底层逻辑。

（三）变量设定

1.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互动序列中的“下一个事件”。具体而言，在每一个关系事件观测时刻t，给定成员属性特征及历史互动序列，因变量表现为一个涵盖了风险集R(t)内所有可能“发送者—接收者”对，即有向对的二元变量。若在时刻t，某一特定的有向对之间实际观测到了互动行为的发生，则该变量取值为1；对于风险集中其余未实际发生互动的有向对，其取值均为0。

2.自变量

依据上文的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本研究的自变量分为以下三类。

一是行为者属性。这类变量主要考察个体特征对互动倾向的影响，包括性别、群内角色、竞赛能力资本、技术装备资本。其中，竞赛能力资本指成员是否参加过正式的高水平体育竞赛，其被视为跑团内部的核心资本，直接决定了成员在组织内的技术声望与地位等级。技术装备资本指成员是否拥有运动手表等专业跑步装备，其不仅是个体在社群中经济与专业投入的代理变量，更是成员对跑步亚文化深度认同的符号表征（宋庆宇、刘能，2023）。

二是双边效应。此类变量属于事件层面协变量，用于分析发送者与接受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调节互动的概率。相似性效应衡量发送者与接受者在上述身份变量上的相似程度以及二者间的关系强度。本研究采用二元匹配方法对关系强度进行操作化，即当A和B在某一属性上相同时取值为1，否则为0。

三是序列统计（Sequence Statistics，简称SSS）。此类变量体现了REM的核心优势，它通过计算过去事件序列的特定模式来测量互动行为在时间维度上的动态演化逻辑（Butts，2008）。SSS允许研究者指定特定的事件路径，并以此推测背后的互动机制。例如，惯性模式用于衡量发送者s重复指向既往对象的倾向；互惠模式用于衡量接受者r响应发送者s过去行动的强度。

REM通过将SSS嵌入事件风险函数λ中，使得模型能够灵敏地响应互动结构与行为动态之间的复杂耦合关系，从而在捕捉连续行为机制方面显著优于静态或阶段化方法。REM的因变量结构允许模型在控制了参与者属性的异质性及双边效应后，直接对内生性动态机制的相对强度和显著性进行统计推断。本研究使用的序列结构特征见表1。

四、实证结果

（一）描述性分析结果

本研究分析的大学生跑步微信群由64名社群活跃成员构成，其核心特征如表2所示。在成员构成方面，该社群呈现显著的男性主导特征，男性成员占比高达73.4%。社群内部存在明确的组织分层，有14.1%的成员担任领导角色。在专业资本方面，社群成员的专业化水平较高：60.9%的成员被认定为精英成员，具有较高的竞赛能力资本，且同样有60.9%的成员拥有专业技术装备。该趣缘社群显著的专业化特征反映了社群成员在“严肃跑者”身份构建上的共同倾向。这体现了严肃休闲社群成员的自我选择机制，即只有追求严肃跑者身份认同的跑者，才会选择长期留在这个社群。在社群关系强度方面，基于互动频率定义的二元组关系中，有38.3%的关系被界定为强关系。这一分布表明，虽然该大学生跑步社群在整体上以弱关系为基础，但其内部嵌入了近四成互动更为频繁且稳定的强关系。

本研究选取归一化熵（normalized entropy）来测量该跑步社群中信息发送的集中程度(Kulisiewicz et al.，2018)，从而推断群体中的参与平等程度。它能揭示互动是集中于少数活跃成员，还是分散于全体成员。归一化熵的取值范围为0~1，值越大表示分布越平均。本研究选取的社群的归一化熵值为0.766，表明社群中的互动分布较为均匀，反映了社群的高参与度和去中心化的互动模式。

（二）REM分析结果

本研究在REM中纳入个体、事件以及网络结构等变量，模型结果如表3所示。

1.即时互惠

模型结果显示，即时互惠（PSAB-BA）具有极强的正向效应（系数为1.492，P<0.001），其风险比为4.448。这意味着，在控制了个体属性、内生结构变量与外生协变量后，若A向B发起互动后，B随即向A做出回应的发生率是其他潜在互动对平均发生率的4.448倍。这一结果强烈支持了假设1，即数字社群中的互动不是随机发生的，而是存在着高度即时化的时间依赖性。

这种“秒回”行为体现了异步环境下对话连贯性的内生逻辑。尽管微信群缺乏物理在场的强制力，参与者仍通过高度结构化的“参与转移”规律维系了互动的顺位。这与伦肖（Scott Leo Renshaw）等人在无线电紧急通讯中观察到的系统性轮次转换逻辑具有相似性，即时回馈不仅是社交礼仪，更是降低互动不确定性的核心策略（Renshaw et al.，2023）。这证明了在数字社群的异步环境中，对话的连贯性被参与者建构为一种微观互动规则。

从戈夫曼的互动秩序视角来看（Goffman，1967），数字趣缘社群不仅没有消解面对面互动的轮次规范，反而通过技术实现了秩序的时间压缩。即时互惠确保了微观层面交互的可预测性，还确保了信息传递链条不会中断。在此意义上，即时互惠构成了趣缘组织作为“微型公共领域”的沟通底座（Fine & Hallett，2023）。它通过对注意力资源的即时分配，确立了基于行为表现而非制度地位的结构优势。这种惯例性的轮次维护，在强化成员群体意识的同时，也为后续地位分化提供了支点。

2.嵌入机制

嵌入机制描述了社会关系如何在反复互动中积累行为“黏性”，进而形成稳定的关系模式。在数字趣缘社群中，这一机制呈现“强惯性”与“弱回馈”并存的非对称特征，这种机制的运作可能因异步通信、记录持久性以及一对多传播等数字媒介特性而发生改变。

从模型结果看，嵌入惯性（FrPSndSnd）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系数为0.378，P<0.001），其风险比为1.460。这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后，如果成员A在过去更倾向向成员B发起互动，那么在下一个观测时刻，其继续向成员B发送消息的概率比基线水平高出46%。这一显著的路径依赖效应强烈地支持了假设2a。数字平台的数据持久性构建了一种超越人类记忆的“组织记忆”（Kitts et al.，2017），极大地降低了再次互动的成本，使得互动模式一旦建立便具有极强的结构黏性。之所以产生这一结果，有如下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平台记录了所有的互动历史，这使得成员能够轻松回顾和识别既有的互动对象，压缩了互动惯例的形成周期，巩固了关系惯性；另一方面，成员间一旦建立互动模式，再次互动的“摩擦成本”极低。这种低成本的重复互动进一步增强了关系黏性。

模型结果还表明，嵌入互惠（FrRecSnd）呈现出人意料的负向效应（系数为-0.516，P<0.001），其风险比为0.597。这意味着，若成员A长期单向接收成员B的信息，其在后续互动中主动回馈成员B的发生比将显著下降40.3%。这一“互惠失灵”现象验证了假设2b，挑战了传统社会交换理论中“有恩必报”的普适性规范。这一负向效应揭示了数字趣缘社群中互惠规范的独特性。一方面，数字媒介极大地降低了信息消费成本，导致“搭便车”行为普遍化。高质量的信息在社群中被视为数字公共物品，成员在获取信息价值时，不再感受到传统面对面互动中的社交回馈压力。另一方面，这种非对称性反映了社群内部的权威分化——高地位成员持续输出信息以积累声望，而普通成员则演化为纯粹的信息消费者。

综上所述，数字趣缘社群在“弱关系约束”下表现出极强的行为路径依赖。社群通过瞬时反馈维持了对话的连贯性，而嵌入互惠的结构性失衡则促使组织内部产生了功能分化。社群的存续不再依赖于传统的理性权威，而是依赖于“表演—消费”式的不对称交换逻辑。这种技术中介下的互动规范，使单向依赖与习惯性互动成为数字社群互动的新常态。

3.依赖机制

依赖机制强调行动者在进行资源交换时，其交换决策的依据来自对当前需求和替代方案的可得性的理性评估。在数字社群高频、低成本的互动环境中，该机制的运作高度依赖于快速的反馈循环，这使得注意力和即时回应成为了稀缺资源。依赖机制还强调行动者基于注意力稀缺性进行的理性评估。在低摩擦成本的数字环境中，该机制通过快速反馈循环实现对特定互动对象的选择优化。

模型结果表明，依赖惯性（RSndSnd）具有极强的正向效应（系数为2.553，P<0.001），其风险比高达12.841。这表明，若成员B在成员A的互动历史排名中占据首位，成员A再次向其发起互动的概率是向其他目标发起互动概率的12倍以上。这一发现有力支持了假设2c，揭示了数字互动中的行为锁定效应。在社会结构因素约束相对较少的数字趣缘社群中，历史互动轨迹构成了行动者响应行为的主要动力机制。这种机制使得社群秩序的维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由技术介导的行为惯性，而非每一步互动的工具理性考量。

模型结果同样表明，依赖互惠（RRecSnd）呈现显著的正向效应（系数为0.953，P<0.001），其风险比为2.593。具体而言，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如果成员A在最近的互动序列中接收到来自成员B的信息，那么成员A主动反馈成员B的概率是其他随机配对情形下的2.593倍。该结果证实了接收者的回馈倾向深受近期互动序列排名的影响，验证了假设2d。从社会交换理论视角看（Gouldner，1960；布劳，2012），数字社群中的每一条消息都构成一次微型馈赠，其极强的即时性诱发了接收者的互惠义务。这一发现重新界定了数字秩序中的互惠本质。在即时通讯环境中，互惠并非体现为实质性的资源交换，而是体现为对他人行为的“序列承认”。这种基于事件依赖的互惠具有强烈的即时性，反映了数字社群互动秩序对即时激活机制的底层依赖。

综上，依赖惯性与依赖互惠共同刻画了数字趣缘社群中的微观互动逻辑。数字趣缘社群中的互动秩序并非建立在深层的社会资本积淀上，而是由“短期行为动量”与“即时交易式互惠”双重驱动而构建。这种基于事件依赖的结构虽具备极高的交互弹性与爆发力，但在面对外部冲击或内部冲突时也呈现显著的脆弱性。这为理解注意力经济下非正式社会结构如何通过技术触发维持内部秩序提供了经验支撑。

4.优先依附机制

优先依附机制揭示了数字社群中资源和注意力分配的非均衡动态过程，映射了数字社群内部等级秩序的生成逻辑。本研究发现了两种不同的优势累积机制——发送者的行为惯性和接受者的偏好依附。

首先，模型结果说明，发送者活跃度优势（NTDegSnd）呈现极强的扩张性（系数为12.049，P<0.001），其风险比高达170901.7。这一发现验证了假设3a，表明高频活跃成员在下一时刻继续发起互动的概率远超其他成员，形成了显著的发送权极化。这种超额惯性是严肃休闲活动中身份承诺机制的体现（Stebbins，2017）。在跑者社群中，持续的信息发布不仅是社交行为，更是一种身份的建构与强化。数字平台通过降低互动门槛，使少数核心成员能够通过持续的“数字劳动”积累超额的行为动量，从而在互动流中形成事实上的信息发送优势。这种自我驱动的中心化机制，构成了非正式组织在缺乏行政指令下仍能维持高频产出的核心动力。

其次，模型结果还显示，接收者受欢迎度优势（NTDegRec）具有显著正向效应（系数为1.898，P<0.001），其风险比为6.67。该结果验证了假设3b，证实了数字社群中存在累积优势机制造成的“马太效应”（Barabási & Albert，1999），即成员过去的受关注度转化为一种可量化的社交资本，吸引互动流向其集聚。这表明，在注意力稀缺的数字场域中，成员的数字声誉具有显著的引力效应。受欢迎度高的成员被默认为社群的意见领袖，从而会卷入更多的互动事件中。这种偏好依附机制导致了社群结构的层级分化，促成了中心—边缘结构的自发形成。

综上，本研究量化了数字社群中优先依附的强度，并揭示了其二重性特征。核心成员地位的巩固主要依赖于内在的承诺强化机制，表现为极高的内容产出频率；而次级流量分配则遵循外在的累积优势机制，表现为稳健的被动互动集聚。这种双重动态机制的共存，解释了数字趣缘社群互动秩序的非均衡本质。数字趣缘社群并非平等的协作网络，而是形成了由极少数高承诺成员驱动，由声誉资本引导的注意力极化结构。这种结构虽然保证了社群在微观层面的活跃度，但也预示了互动秩序对核心成员行为惯性的高度依赖。

5.内生结构与个体属性效应

除核心驱动机制外，模型的控制变量与协变量分析进一步揭示了社群互动的内生规范及异质性特征。

（1）参与者转移与数字礼仪

模型中显著的参与者转移效应（P-shifts）揭示了该社群沟通集约化与秩序优先的结构取向。第一，互动扩散（PSAB-BY）与多目标活跃（PSAB-AY）均显著为负，表明成员倾向于回避将行为扩散至第三方，体现了注意力经济下注重专注沟通的内生规范。第二，对话抢占（PSAB-XY）的风险比接近于零，仅为0.018，表明该社群存在高度稳定的数字礼仪，对“打断”或“插话”行为具有极强的规制力。

（2）结构冗余与功能独立

传递闭合（OTPSnd）的效应虽显著但较为微弱，而共同发送伙伴（OSPSnd）几乎没有影响。这意味着，数字社群中基于“结构冗余”的内聚力并不明显。成员之间的联系更倾向于直奔主题，即互动是基于特定的功能需求或兴趣点直接发起的，而不需要通过中介伙伴来发起。这种功能独立的特征体现了数字社群极高的沟通效率——它不再通过层层嵌套的社会关系网来运作，而是由直接、任务导向的连接所构成。

（3）个体属性与数字资本转化

一是性别与表演性互动。男性在发送与接收层面均表现出更高的积极性，但在事件层面的总发生率略低。这表明男性成员倾向于在数字前台扮演活跃度高的表演者角色（Goffman，1967），但此类互动可能因缺乏社会润滑功能而限制了其在网络中的深层扩散。

二是成就转化与象征资本。竞赛能力资本在各层面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线下成就成功转化为线上象征资本，成为驱动互动中心性的核心力量，体现了虚拟互动对专业能力的高度依附性。

三是技术装备的景观效应。技术装备对接收互动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但在事件层面具有正向影响。这说明专业装备更多作为一种“数字景观”提供了话题，虽能吸引注意力，但未必能转化为深层的社交回馈意愿与行为。

四是领导角色的工具性。领导者在接收层面显著为负，但在事件层面显著为正。这表明领导者倾向于成为工具性任务的发起者与权威背书者，而非社交互惠的回应者，符合其作为“微型公共领域”组织者的功能期待。

五是关系脱钩。值得注意的是，关系强度对互动频率并无显著影响。这一发现挑战了传统社会学中强关系促进互动的预期，证明了数字趣缘社群的事件流脱嵌于传统社会关系，转而由即时需求与数字资本驱动形成。

（三）模型诊断与预测效能评估

本研究采用巴茨建议的多重诊断指标对序数时间关系事件模型的拟合优度与预测能力进行了系统评估（Butts，2008）。评估结果显示，该模型在偏差残差（deviance residuals）、随机猜测等效数（random guessing equivalent）以及经验累积分布函数（empirical cumulative distribution function）等关键指标上均表现优异，显著优于随机基准模型。具体而言，该模型显著压缩了风险集中的预测搜索空间达百位规模，并能以极高的精度识别实际发生的互动事件——约80%的观测事件被准确归类在模型预测概率排名的前2%之内。此外，预测效能分析表明，该模型对接收者的预测精度显著高于对发送者的预测精度，这进一步印证了社群内部互动秩序由受欢迎度等吸引力机制驱动的理论。综上所述，本研究采用的模型具有高度的预测特异性与稳健性，为解释数字趣缘社群中的微观互动提供了坚实的方法基础。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运用关系事件模型揭示了数字趣缘社群互动中时序依赖的深层逻辑，论证了数字技术对互惠性等经典社会互动机制的结构性重塑。这些发现深刻地反映了数字趣缘社群作为当代社会团结的一种微观基础的重要性。在个体原子化日益加深的宏观背景下，灵活、低成本且目标导向明确的非正式社群成为个体构建身份认同、获取社会支持和进行意义生产的核心场域。本研究通过对新型互动机制的精细刻画，为理解数字社群的演化规律奠定了实证基础，表明数字时代的社会联结正向着更加灵活、去中心化且工具理性化的方向转型。

（一）数字社会与互惠性

本研究重新审视了经典社会互动理论在数字环境中的适用性。研究发现，相比于传统的社会互动，数字空间中的互动秩序同时具有延续性与重构性（Burger et al.，2009）。

一方面，数字社群中的互动在短期内遵循依赖互惠的逻辑。这一发现印证了互动的“即时清算”交易逻辑，即互动被视为一种低成本的短期交换。这一机制是维持数字社群高活跃度和互动持续性的核心动力，契合布劳（2012）关于个体对回报的理性追求与规避社会成本的判断。另外，依赖互惠的显著性结果进一步揭示了在注意力经济下交换客体的性质流变。接收者对近期消息的及时反馈，实质上是对发送者成功吸引其注意力资源的符号化确证。这种对注意力占据行为的即时强化，标志着互惠的标的已从传统社会交换中的实质资源，转向了高度易逝且具有强时序依赖性的注意力。

另一方面，数字社群的长期互动秩序则展示出与传统社会互动模式的显著差异，即嵌入性互惠的结构性弱化。这一负向效应直接挑战了古尔德纳（Alvin W. Gouldner）所强调的“有恩必报”的普遍规范（Gouldner，1960）。尽管短期的互动仍遵循即时互惠规范，但长期来看，这种单向的“资源接收”却固化了一种非互惠的互动模式。接收者的行为路径嵌入在“低成本消费”的结构中，使其在长时间尺度上不再具有回馈的动机或压力。因此，数字媒介极大地降低了信息消费的成本，使“搭便车”行为普遍化。社群成员得以长期单向获取价值，而无需承担传统社会互动中伴随的回馈义务或社会压力。另外，长期单向的资源依赖（负互惠效应）反映了社群中存在的声誉—内容驱动的权威结构。地位高的成员通过持续输出信息获得声誉和地位回报，从而无需接收者的直接回馈，这种机制进一步固化了信息流动的非对称性。

综上，在数字社会中，趣缘组织等非正式组织的数字社群表现出了关系的弱约束效应，但在互动上表现出极强的行为路径依赖。这种非正式群体表现出很强的功能分化，这种分化依赖于声誉—内容驱动的权威生产和成员的低成本参与，二者共同维系了数字趣缘社群这一“价值共同体”。因此，虽然未来人类社会可能存在更多的自由交流，但互动机制的非对称性表明，数字社群中的交流正被工具理性影响。这种长期互惠规范的结构性弱化，使得数字社群难以有效积累深层的社会资本。

（二）数字社会与互动秩序

戈夫曼的“互动秩序”理论在分析异步数字环境中的社群互动时，依然展现出强大解释力（Rawls，2015）。数字社群的互动秩序并非仅仅是对物理空间秩序的简化或替代，而是技术媒介与固有社会性需求相互作用的结果。个体通过持续的印象管理，来确保数字自我呈现的稳定性，并致力于维护一种可预测、可信赖的交互连贯性。

然而，数字平台重塑了互动的时空形态。在缺乏非语言线索的环境中，互动规范的关键在于时间性的结构化。传统的互动要求即时响应，而异步数字互动则将“即时性”具象化为一种高度结构化的即时互惠行为，并成为社群互动中的核心关系评价指标。快速回复、点赞和发送表情符号等行为，成为维持在场感和执行“面子工作”的数字化道具。这些行为不再是独立的回应，而是时间敏感、方向明确的离散式关系事件，共同构成了即时互惠的行动回路。

总之，本研究不仅拓宽了非正式组织互动机制与规范的实证视阈，更揭示了数字社群维系的社会基础。在高度个体化的数字背景下，趣缘组织正演变为承载社会连接和身份构建的主要场域。即时互惠这一微观机制通过高效地生成连贯性互动、积累情感能量和建立结构优势，证明了即使在去中心化的异步互动环境中，非正式组织也能内生出稳固的微观秩序。这一机制是趣缘组织得以在碎片化环境中存续并发挥社会功能的关键。因此，这种非正式的、去中心化的互动架构，构成了锚定个体社会归属感的基础。探索和分析这种微观社会结构，为我们理解数字时代社会形态的演进提供了实证基础。

（三）数字社会与优先依附

本研究为数字社群中的优先依附效应提供了经验支撑。研究发现，相较于接受者，高产的内容提供者在网络中更易获得累积优势。这种非对称的强化机制，会产生少数具有很高中心性地位的信息提供者。

这种地位的分化与“数字资本”的出现密切相关。平台提供的即时、可量化的反馈（如点赞、评论、消息数量等）使得个体的“活跃度”和“受欢迎度”转化为高度可见、易于积累的资源。在工具理性驱动下（Spracklen，2015），个体为追求量化指标而进行表演和生产，从而加速了地位层级的建立和固化。并且，这种地位层级的固化速度远超线下社群（Fine & Hallett，2023）。

高产出者地位的确立主要源于其内在的行为惯性和对该兴趣活动的长期投入。这种强大的发送者惯性构成了一种排他性机制，这一机制将成员自然分化为核心贡献者和边缘参与者，构成了社群结构高度中心化的内生动力。

（四）数字趣缘社群中的互动机制

综合上述研究结果，我们认为数字社群并非线下关系的简单映射，而是实现了驱动逻辑从个体的特征依赖向内生性时序依赖的转型。传统线下社群强调结构嵌入性（Granovetter，1985），互惠被视为维持长期稳定关系的基石，且受行动者的社会特征与信任积累影响。然而，本研究发现的负向嵌入互惠揭示了线上互动与线下互动的本质差异，即在数字环境中，长期的信息获取并未转化为回馈的义务，而是呈现单向依赖。

这种“互惠失衡”现象根源于数字社会极大地降低了反馈义务的社会压力。成员倾向于将高能力者的经验分享视为“数字公共物品”，而非个人恩惠。这种在面对面社交中极难维持的模式，在数字空间中却成为一种常态，甚至成为维持群体活跃度的润滑剂。另外，不同于受物理空间强约束的线下互动，数字社群通过即时互惠机制实现了互动的“脱域”。正如巴茨所言，关系事件框架的核心在于行为对行为的触发，而非静态社会特征的匹配（Butts，2008）。本研究证实，线上互动已显著脱离社会背景的约束，转向依托技术赋能下的时序依赖。

本研究也发现了数字社群内部两种截然不同的行为模式，这反映了数字社群内部秩序与权力的微观来源。一是核心成员的表演性贡献模式。极显著的发送者活跃度优势反映了其强烈的身份认同。这是一种符合斯蒂宾斯的严肃休闲理论的行为模式（Stebbins，2017）。核心跑者持续发送信息并非为了获取直接回馈，而是为了在线上空间通过数字表演建构其专业跑者的身份认同。这种模式具有极强的行为惯性和自我强化特征，其驱动力源于核心跑者的内在追求而非外在的回馈。二是接受者的工具性消费模式。这类成员表现出强烈的偏好依附和工具性消费倾向。他们获取指导和资源，但并不承担维护关系的成本。这种一方表演、一方消费的行为分野，使得数字社群形成了基于注意力与信息价值的稳定的分层结构。

综上，趣缘群体等非正式组织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提升。本研究显示，数字趣缘社群呈现一种区别于传统组织或地缘社群的弹性结构，这种弹性结构具有两方面特征。一是去中心化与微观极化的共生特征。归一化熵反映了数字趣缘社群表面上的平等参与，而REM模型揭示了微观机制上的惯性垄断。这种独特性表明，数字趣缘社群是一种进入门槛低、参与梯度高的组织，它允许大量“潜水者”存在，同时依靠极少数的核心成员维持群体的活力。二是弱关系约束下的强路径依赖模式。本研究发现关系强度对互动频率无显著影响，这证明了数字趣缘社群是一种典型的弱连接组织（Granovetter，1973）。然而，这种弱关系并未导致社群瓦解，社群的稳定性不依赖于成员私下的情感深度，而依赖于共同体内的重复性互动（Fine & Hallett，2023）。一旦某种互动模式建立，技术记录和行为惯性便会诱发锁定效应。这种以行为惯性弥补情感缺失的机制，正是数字社群在原子化时代能够存续的独特逻辑。

（五）本研究的局限性

本研究是运用REM对数字趣缘社群中的互动机制进行动态分析的初步尝试，虽为理解非正式组织的微观社会过程提供了新视角，但仍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是数据观察边界的局限。由于微信群的痕迹数据难以捕捉到平台之外的社会互动，未被观察到的关系事件可能导致测量误差并影响结果的稳健性。其次是未观察到的异质性风险。尽管模型控制了个体特征，但社交媒体使用强度以及深层互动偏好等关键变量的缺失，仍可能引发遗漏变量偏误。再次是样本情境的选择性。本研究聚焦于单一高校的跑步社群，该社群基于身体实践的互动模式未必适用于其他类型的数字社群。最后是模型方法的局限。本研究采用的REM主要关注互动的结构动力学，未能对互动文本内容进行深入挖掘，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互动意义的解释力。未来可以尝试将REM与自然语言处理方法结合，更全面地还原数字社群的互动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