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1950年3月的一个清晨，浙江温州城外的码头上，一个中年男人提着简单的行李，登上了开往杭州的轮船。
此人名叫胡兰成，1906年出生于浙江嵊县，曾在抗战期间担任汪伪政权宣传部政务次长、行政院法制局局长等职务。
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改名换姓，从武汉逃到南京，又从南京逃到上海，再从上海辗转至浙江诸暨，最后藏身温州。
在温州这座沿海小城，他化名"张嘉仪"，自称是河北丰润张氏后人，在温州中学教书度日。
这一待，就是将近五年。
五年里，胡兰成小心翼翼地隐藏着自己的真实身份。他结识了温州的文化名流刘景晨、徐步奎等人，还认识了浙江大学的词学教授夏承焘。
这些人都以为他是一个因战乱流落在外的文人，对他的文采颇为赞赏。胡兰成在温州期间，完成了一部名为《中国文明之前身与现身》的著作，这就是后来《山河岁月》的前身。
可平静的日子在1950年初被打破了。学校以各种理由罢免了他的教职，虽然还让他住在宿舍里，但这个信号已经足够明显。
更让胡兰成不安的是，他在雁荡山教书时，曾遭遇过一次大规模的搜查，虽然侥幸过关，但那种恐惧一直萦绕在心头。
就在此时，一封来自北京的信改变了一切。写信人是著名学者梁漱溟，信中提到北京的情况，也暗示如果胡愿意北上，可以考虑学术方面的安排。
这封信让胡兰成看到了希望。距离日本投降已经快五年，或许时局真的有了转机，或许他能在新的环境下获得一个合法的身份，不必再东躲西藏。
胡兰成买好了去杭州的船票。临行前，他给温州的朋友们写了告别信。
信中，他用了一个隐晦的比喻，将自己比作化身白衣秀士的蛟龙。朋友徐步奎回信说，风雨时至，蛟又乘水而去，世人才会惊觉。
轮船缓缓驶离码头，温州城渐渐远去。胡兰成站在船舷边，心中充满期待。他计划先到杭州，见见旧识，然后经上海北上，最终到达北京。在那里，或许能开启人生的新篇章。
船行至温州湾外，海风呼啸而来。胡兰成回头望了一眼越来越远的陆地，心中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感觉。他当时还不知道，这一去，将再也回不来了。
01
胡兰成，1906年生于浙江嵊县胡村。
家里穷，穷到什么程度？他后来在《今生今世》里写过，小时候一家人吃饭，桌上常年只有咸菜和稀粥，逢年过节才能见到一块豆腐。
穷人家的孩子要出头，只有一条路——读书。
胡兰成确实聪明。在嵊县的私塾里，先生常常拿他的文章给别的学生看，说这孩子将来能成大器。
1920年，十四岁的胡兰成考入绍兴第五中学。家里拿不出学费，是族里凑的钱。他母亲把家里唯一一只下蛋的母鸡卖了，换来几块银元，塞进他的包袱里。
临走那天，母亲站在村口说："出去了，就好好念书，别给胡家丢人。"
胡兰成点了点头，头也不回地走了。这一走，他确实没给胡家"丢人"，但他后来做的事，比丢人严重一万倍。
1927年，他到燕京大学副校长室做抄写员，后来又去广东教书。这期间他娶了第一任妻子唐玉凤，嵊县老家的姑娘，温顺贤惠。
唐玉凤跟着他吃了不少苦。两人聚少离多，但唐玉凤从不抱怨。
1937年，唐玉凤病逝。邻居跟他说："玉凤走的时候，一直喊你的名字，喊到最后，声音都没了，嘴还在动。"
胡兰成跪在棺材前，哭了一场。
但这个男人的眼泪，干得很快。唐玉凤去世不到一年，他就娶了第二任妻子全慧文。
真正改变胡兰成命运的，不是女人，是政治。
1936年，胡兰成在《中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被汪精卫看到了。
汪精卫当时还是国民政府的二号人物，专门派人把胡兰成请到南京，两人长谈了一个下午。
汪精卫对胡兰成说："你的文章有见地，中国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从此，胡兰成成了汪精卫的幕僚。
1938年12月，汪精卫从重庆出逃，经昆明飞往河内，发表"艳电"，公开主张与日本"和平"。举国哗然。
胡兰成没有犹豫，立刻追随汪精卫而去。
1940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胡兰成被任命为宣传部政务次长，后来又兼任行政院法制局局长。他的工作，说白了，就是替日本人和汪伪政权写文章、做宣传，粉饰太平，美化侵略。
当时有人劝过他。他在南京的一个旧同学，专门找到他，在秦淮河边的一家茶馆里，两人面对面坐着。
旧同学说："兰成，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这是卖国。"
胡兰成端着茶杯，笑了笑："你不懂。汪先生走的是曲线救国的路，将来历史会证明，我们是对的。"
旧同学猛地一拍桌子："曲线救国？前线的士兵在拿命挡日本人的刺刀，你在南京替日本人写文章，你管这叫曲线救国？"
胡兰成脸色变了变，放下茶杯，站起来说："道不同，不相为谋。"
说完，他转身走了。
02
在汪伪政权的那几年，胡兰成过得很滋润。有官职，有俸禄，出入有车，在南京上海的文化圈里混得风生水起。
1943年冬天，他在上海读到了张爱玲的小说《封锁》，坐在书房里发了半天呆。第二天就托人打听张爱玲的住址，登门拜访。
张爱玲住在上海静安寺路赫德路口的公寓里。胡兰成第一次去，张爱玲没见他，让姑姑把他打发走了。
第二次去，张爱玲见了他。两人一谈就是五个小时。
张爱玲当时二十三岁，胡兰成三十八岁。一个是上海滩最耀眼的女作家，一个是汪伪政权的高官。
1944年，两人结婚。没有婚礼，没有宾客，只有一纸婚书。婚书上写着："胡兰成与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岁月静好，现世安稳"——这八个字，是胡兰成写的。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一个字都没做到。
结婚不到半年，胡兰成被派到武汉办《大楚报》，到了武汉立刻就跟一个十七岁的护士好上了。
张爱玲在上海，对这一切毫不知情。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到武汉时，胡兰成正在《大楚报》的办公室里。
报社的人跑进来，脸色煞白："日本人投降了。"
胡兰成手里的笔掉在了桌上。
街上已经有人在放鞭炮了，欢呼声隐隐传来。那些欢呼，是全中国人的欢呼。但对胡兰成来说，每一声欢呼都像一记耳光。
他知道，自己完了。
03
日本投降后的第三天，国民政府就公布了第一批汉奸名单。
胡兰成的名字，赫然在列。
汪伪政权的大小官员，被抓的被抓，被审的被审。陈公博被执行枪决，褚民谊被处死，周佛海被判死刑后改为无期，死在了监狱里。
这些人，都是胡兰成的旧同僚。
胡兰成比他们都跑得快。日本投降当天，他就开始收拾东西，从武汉到南京，从南京到上海，一路狂奔。
在上海，他找到了张爱玲。
张爱玲看着他，问："你打算怎么办？"
胡兰成说："我要走，越远越好。"
张爱玲沉默了很久，从抽屉里拿出一沓钱递给他："这是我最近攒的稿费，你拿着。"
胡兰成接过钱，没有推辞。
他从上海逃到浙江诸暨，投奔了一个叫斯颂德的朋友。在诸暨，他认识了一个叫范秀美的女人，很快就跟人家好上了。
1946年2月，张爱玲从上海赶到诸暨去看胡兰成。到了才发现，他身边已经有了范秀美。
张爱玲在诸暨待了几天就走了。临走时，她对胡兰成说了一句话："你自己保重。"
没有眼泪，没有争吵。她转身走了，背影消失在诸暨的小巷里。
后来她给胡兰成写了最后一封信："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这次的决心，我是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
从认识到分手，不过三年。张爱玲把自己最好的年华，给了一个根本不值得的人。
在诸暨待了几个月后，风声越来越紧，胡兰成辗转来到了温州。化名"张嘉仪"，在温州中学教书，一藏就是将近五年。
直到1950年初，学校免了他的教职，梁漱溟的信又恰好送到。
胡兰成觉得这是天意。他收拾行李，告别温州的朋友们，登上了北去的轮船。
04
1950年3月中旬，胡兰成坐火车抵达上海。
他出了火车站，叫了一辆三轮车，把帽檐压得很低，报了一个地址。
他要去的地方，是老朋友邵先生家。邵先生抗战前在上海做出版生意，跟胡兰成有过来往。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社被改组了，但人还住在原来的地方。
到了邵家，邵先生开门看见他，吃了一惊。
"你怎么来了？"邵先生左右看了看，赶紧把他拉进屋里，反手把门关上。
胡兰成说："我要去北京，路过上海，想在你这里借住两天。"
邵先生皱着眉头："你疯了？上海现在查得很紧，到处都在搞登记、搞审查。你这个时候跑到上海来，不是自投罗网吗？"
胡兰成把梁漱溟的信拿出来给他看。
邵先生看完信，沉默了好一会儿，说："梁先生的面子是有的，但你的情况不一样。你知道现在外面在搞什么运动吗？"
胡兰成摇了摇头。
邵先生压低声音："镇压反革命。汉奸、特务、恶霸，一个都跑不掉。光上海这边，这几个月抓的人就有好几千。"
胡兰成的脸色变了。
邵先生说："你先在我这里住下，哪儿也别去。我帮你打听打听情况。"
那天晚上，邵先生的妻子做了几个菜，三个人坐在一起吃饭。邵先生的妻子一句话也没说，只是不停地往胡兰成碗里夹菜。
吃完饭，邵先生把胡兰成叫到书房。
"我跟你说实话，"邵先生关上门，"北京这条路，走不通。"
胡兰成问："为什么？"
"你想想，梁先生给你写信，是以'张嘉仪'的名义。到了北京，你用什么身份？你的学历、履历，经得起查吗？北京那个地方，随便碰到一个人，都可能认识当年汪伪政府的人。你那张脸，在南京、上海的社交场上露过多少次？"
胡兰成不说话了。
邵先生叹了口气："兰成，北京去不得。你现在最要紧的，是想清楚下一步怎么走。往哪里去，你自己拿主意，我帮不了你。"
胡兰成坐在椅子上，半天没动。
他是真的以为，北京会是一个新的开始。可邵先生的话，像一盆冷水，从头浇到脚。
那一夜，胡兰成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烟灰缸满了也不知道倒。窗外偶尔传来巡逻队的脚步声，每一声都让他浑身一激灵。
第二天一早，胡兰成还是决定出门看看。邵先生拦不住他，只好叮嘱："帽子戴好，别跟任何人搭话，早去早回。"
胡兰成点了点头，推开门，走进了上海三月的晨光里。
弄堂里很安静，几个老太太坐在门口晒太阳，几个小孩在巷子里追逐打闹。
胡兰成沿着弄堂往外走，刚走到弄堂口，拐角处迎面走来一个人。
两个人几乎撞在一起。
胡兰成抬头一看，愣住了。对方也愣住了。
那是一个五十岁上下的男人，穿着中山装，戴着眼镜，手里提着一个公文包。胡兰成认识他——此人姓吴，抗战前在南京的报界工作，跟胡兰成打过不少交道。
吴先生盯着胡兰成看了足足五秒钟，脸上的表情从惊讶变成了惊恐。
他猛地往前一步，一把抓住胡兰成的胳膊，把他拽到弄堂墙角的阴影里。
"胡兰成？"吴先生的声音压得极低，"你怎么在上海？"
胡兰成张了张嘴，还没来得及说话。
吴先生死死攥着他的胳膊："你疯了？你不知道外面在抓什么人吗？"
胡兰成的脸，一瞬间白得像纸。
吴先生压着声音说："上个月，光我知道的，就有三个汪伪时期的人被抓了。其中一个，跟你当年在宣传部是同事。你现在出现在上海，是嫌自己命长吗？"
胡兰成的嘴唇哆嗦了一下，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吴先生松开他的胳膊，往后退了一步："你赶紧走，离上海越远越好。别往北去，北边查得更紧。"
说完，吴先生转身就走了，头也不回。
胡兰成站在弄堂口，像一根钉子一样钉在原地。三月的阳光照在他身上，他却觉得浑身冰凉。
他不知道自己站了多久。直到一个路过的行人奇怪地看了他一眼，他才猛然回过神来，转身快步走回了邵家。
进了门，他把门反锁了三道。
窗外传来高音喇叭的广播声，正在播报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最新消息。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扎进他的耳朵里。
他整个人靠在墙上，衬衫后背洇出一大片汗渍。
邵先生推门进来，看见他的样子，什么都明白了。
"碰到熟人了？"
胡兰成点了点头。
邵先生递给他一杯水："我昨天就跟你说了，上海不能待。"
胡兰成接过水杯，水面晃个不停。
"北京也去不了了。"他的声音沙哑，像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
邵先生沉默了很久，开口说："兰成，你得快做决定。在我这里多待一天，就多一天的危险。不光是你，我一家老小也担着风险。"
胡兰成转过身，看着邵先生，嘴唇动了动："老邵，对不住。"
邵先生摆了摆手："不说这些。你今晚好好想想，明天一早给我一个准话。"
说完，邵先生关上门出去了。
房间里只剩下胡兰成一个人。
他站在窗边，盯着外面灰蒙蒙的天，一动不动。北边去不了，上海待不住，温州回不去。
天大地大，他竟找不到一个落脚的地方。
弄堂里的人声渐渐稀了，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狗叫。天色从亮变暗，从暗变黑。
胡兰成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烟雾在昏暗的房间里缠绕翻滚。脑子里翻来覆去只有一个念头：下一步，往哪走？
东南西北，好像每一条路的尽头都堵死了。
那一夜，胡兰成没有合眼。他在房间里来回走动，走到腿发酸，就坐在床沿上发呆，发完呆又站起来继续走。
窗外的天色从黑变灰，又从灰变白。
05
第三天清晨，天刚蒙蒙亮。
邵家的门被人敲响了。
邵先生去开门，门外站着一个人。
这个人胡兰成也认识——是当年在上海文化圈里的一个旧相识，姓陈。陈先生现在在上海的一个码头上做事，消息灵通。
陈先生进了门，看见胡兰成，脸色一变，但很快恢复了平静。
他没有寒暄，开口就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只有短短几个字，但每一个字都像一颗子弹，打进了胡兰成的耳朵里。
胡兰成听完，脸上最后一丝血色也褪尽了。他连行李都来不及收拾，就做出了一个谁也没想到的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