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公超出轨“堂妹”，妻子携子赴美不回，临死前苦笑：都是报应！

1981年11月20日，在台北荣民总医院。一位77岁的老人躺在病床上已经昏迷多日。他的身上插满了管子，床边放着几本泛黄的英文书。

病房的窗户半开着，11月的台北已有凉意，却没有人记得帮他关上。

窗外的天色灰蒙蒙的，像一块洗旧了的棉布，偶尔有一两声鸟叫传来，更衬得病房里静得可怕。

老人的嘴唇翕动着，似乎有话要说。守在床边的护士俯下身去，听他反反复复地念着同一个名字：那是一个女人的名字。

后来他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像一声叹息：“都是报应，好狠的女人。”

当晚，这位曾经叱咤国际外交舞台的风云人物、被誉为“中国英文第一人”的民国才子：叶公超，孤零零地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那个被他称为“好狠的女人”的，正是他的发妻：袁永熹。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没有家人守在身边，没有儿女为他送终。

女儿叶彤远在美国，儿子叶炜也没有回来。他的妻子更是连最后一面都没有回来见。

这个曾经风光无限的外交家、作家、教育家，怎么就走到了这步田地？一切还得从50年前说起。

叶公超出身名门。1904年10月20日，他出生于江西九江的一个书香世家，祖籍广东番禺。叶家祖上好几代都是进士，家族中英才辈出。

父亲叶道绳曾担任江西九江知府，叔父叶恭绰更是近代著名的收藏家、书画家，历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孙中山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等要职。

不幸的是，叶公超年仅9岁时父亲便去世了。好在叔父叶恭绰将他视如己出，精心抚养。

在叔父的栽培下，叶公超自幼接受良好的教育，五岁时家人便为他延聘教习，习画写字，修读经史，同时学习英文。

他天资聪颖，又得名师指点，所以很小就表现出过人的语言天赋。中学时代便开始留学美、英、法三国，辗转求学，学贯中西。

在美国爱默斯特大学读书时，他师从著名诗人弗罗斯特，在英国剑桥大学攻读文艺心理学硕士期间，他与大诗人艾略特亦师亦友。

1922年，叶公超获得美国爱默斯特大学文学学士学位，1924年，他获得英国剑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后赴法国巴黎大学研究院深造。

多年海外求学生涯，使叶公超的英语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的英语水平在全世界范围内也唯有英国首相丘吉尔可以媲美。

他曾被外国媒体评为“王者英语”，在国际场合从不备稿、即兴发言，却能出口成章，惊艳全场。

有人曾问美学大师朱光潜：“中国人里，谁的英文最好？”朱光潜想了想，说：“可能是叶公超。”

图｜叶公超

1926年，22岁的叶公超学成归国，被聘为北京大学英文系讲师，成为北大最年轻的教授，比胡适当年还要年轻4岁。

后来他先后在暨南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多所名校任教，桃李满天下：

钱钟书、季羡林、卞之琳、杨振宁等赫赫有名的人物都曾是他的学生。

在课堂上，叶公超风度翩翩。他春秋时节总穿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嘴里含着一个栗色大烟斗，十足的英国绅士派头。

他一口流利地道的英语，让学生们心悦诚服，下课后还围在他身边不愿离开。

季羡林后来回忆说：“学生听他的课，有时一头雾水，天马行空，无边无际，他又喜欢逗乐，逗出的笑声差点把红楼扯去一角。”

1929年，叶公超在燕京大学兼课。在一次学术交流会上，一个清冷脱俗的女子闯入了他的视线：她就是燕京大学公认的校花，袁永熹。

袁永熹出身于贵州修文的官宦世家，1906年出生，比叶公超小两岁。

她的父亲袁祚廙曾是袁世凯的谋士，在清末入过袁世凯幕府，做过营口道台，辛亥革命后避入天津租界。

父亲亦官亦商，积累了不少家底，袁家在当地是颇有名望的士绅。

然而1929年，一场突如其来的脑溢血夺走了袁父的生命。袁家随之衰落，袁永熹和兄弟姐妹们只能靠变卖家里的古董字画继续上学。

与叶公超不同的是，袁永熹虽出身名门，却极为沉静独立。

她没有走父亲期望的文科道路，而是凭着优异的成绩考入了燕京大学物理系，成为理工科少有的校花。

父亲的去世和家道的衰落让她看透了许多东西，她选择弃文从理，勤学苦读，很快便在燕京脱颖而出，成为物理系的风云人物。

叶公超被袁永熹特立独行的气质深深吸引。在他的眼中，袁永熹不同于那些浓妆艳抹、追求时髦的女子。

图｜叶公超

她总是素雅示人，身上有种安静祥和、清丽脱俗的气质，让人过目难忘。再加上得知袁永熹父亲去世后，叶公超更对她充满了同情和保护欲。

他开始热烈追求袁永熹，频频为她辅导功课，在图书馆留下她最常翻阅书目的借书条，在她下课途中制造“偶遇”。

这个风度翩翩、才华横溢的年轻教授，很快赢得了袁永熹的芳心。

1931年6月30日，叶公超与袁永熹喜结连理。婚礼邀请了民国大半个文人圈，几乎清华、北大的师生都到场祝贺。

叶公超在婚礼上许下诺言：“此生定不负卿。”当时的人都说，这是真正的才子配佳人，一对神仙伴侣。

婚后，袁永熹一改从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心甘情愿在家做起了家庭主妇，相夫教子。

叶公超则继续在各大学校任教。生活虽然没有以前那样荣华富贵，但两人精神世界相通，日子过得也颇为惬意。

1932年，大女儿叶彤出生，1937年，儿子叶炜出生。两个孩子名字出自《诗经》中的《邶风·静女》：“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

诗意之中寄托着叶公超对妻子深深的眷恋：在他眼里，妻子是“静女”，是那个值得他用心守护的美人。

学者吴宓经常在叶公超家中“蹭饭”，他在《吴宓日记》中多次提及袁永熹，夸奖她是“出众超俗之女子”。那个年代叶公超与袁永熹，确实是知识界公认的神仙眷侣。

然而这桩看似完美的婚姻，从一开始就埋下了暗礁。

婚姻的美好没能持续太久。叶公超天资聪颖、才华横溢，但脾气也大得惊人。

他在叔父叶恭绰的精心教养下长大，从未生出寄人篱下的自卑感，相反，从小脾气就大、性情骄傲，连长辈惹他不高兴了，该骂还是得骂。

他在讲台上谈笑风生，是学生眼中风度翩翩的魅力偶像，可一旦回到家中，他便像变了个人似的。

他把自己的一切都交付给了事业，对外的谦逊与冷静似乎用尽了所有的耐心和温柔。

回到家后，他便毫无保留地将所有焦躁和挫败倾泻给袁永熹。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叶公超随学校内迁，先是到长沙的临时大学，后辗转至昆明，担任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

从繁华京城到偏远闭塞的西南，巨大的反差让他倍感失落。他变得更加焦躁易怒，动不动就因为家中的鸡毛蒜皮大发脾气。

而忙于操持家务的袁永熹，虽然心里委屈，却从不言语。

她变着法儿讨丈夫欢心，甚至亲自下地种菜，只盼改善伙食，让叶公超高兴些。

可叶公超却从未表示过感激，他对她的要求日益严苛，甚至连一日三餐的饭菜都要无懈可击。

有一次，叶公超邀请好友到家中聚餐。袁永熹精心准备了一桌饭菜，但不巧不合叶公超的口味。

就在客人面前，他愤怒地摔下筷子，冷声斥责道：“做个饭都做不好，你还有什么用！”

满座宾客面面相觑，袁永熹却只是默默忍下。

等到客人走后，她才平静地对叶公超说：“饭菜不合口味，我有责任。但你当着客人的面发脾气，也是不合适的。”

没有大吵大闹，没有歇斯底里。她用最冷静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也用最大的忍耐维系着这桩婚姻。

1940年，叶公超的人生迎来一个重大转折。那一年，为了保护西周重器毛公鼎不落入敌伪之手，叶公超应叔父叶恭绰之邀，独自由昆明赶赴上海处理此事。

毛公鼎是西周时期的青铜重器，堪称国宝级文物。叶公超在保护国宝的过程中，不幸被日本宪兵逮捕，投入监牢长达49天。

在狱中，叶公超受到了日本人的严刑拷打。他为保护国宝不屈不挠，始终没有吐露毛公鼎的下落。

而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一个女子频繁出现在他的生活中：叔父叶恭绰的养女叶崇范。

叶崇范生性大胆活泼，小时候就敢自己编造请假信，换上男装在大马路上骑车玩。

叶公超出事后，叶崇范配合叶恭绰营救堂兄，不仅多次探监、四处奔走，还出面仿造了一只足以乱真的假鼎骗过日本宪兵，叶公超这才得以获释。

在危难中，叶公超与叶崇范朝夕相处，感情迅速升温。叶崇范的温柔婉约让叶公超心动不已。

而事实上，叶崇范只是叶公超叔父的养女，两人并无血缘关系，这也让叶公超少了道德的束缚。

出狱后，叶公超与叶崇范公开出双入对毫不避嫌。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美国，此前为了躲避战乱叶公超已安排袁永熹带着两个孩子去了美国。

袁永熹得知消息的第一反应是悲痛，随后是无尽的失望。她再也在国外待不住了，迅速处理好手中的事情，订了最快回国的机票。

当她风尘仆仆赶回国内时，正好撞见叶公超与叶崇范同处一屋。

袁永熹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怒火，当面质问叶公超：“你们在干什么？外界的传言是不是真的？”

叶公超矢口否认：“我们是兄妹，不可能在一起的。”

袁永熹起初还想相信丈夫的解释。可很快她便从知情人那里得知了真相，叶崇范并不是叶恭绰的亲生女儿，只是养女。

袁永熹彻底心寒了。她可以容忍丈夫的坏脾气，可以容忍被当众羞辱，却不能容忍一而再、再而三的欺骗和背叛。

她平静地向叶公超提出了离婚。但叶公超拒绝了。

有人猜测，叶公超之所以不愿意离婚，是因为他本身就比较多情，一方面离不开袁永熹，另一方面对堂妹也有感情，想要坐享齐人之福。

也有人认为，叶公超当时在政治上正处于上升期，需要一个有能力的妻子为自己撑场面，出席重要场合时袁永熹是不可替代的。

不管原因是什么，袁永熹没有继续争辩。她没有大吵大闹，没有当街撒泼，没有毁掉叶公超的事业和名声。

她只是做出了一个无比决绝的选择：带着两个孩子回到美国，从此一去不回。

她不再回信，不再接电话，不再理会叶公超的任何示好。有熟人问起过往，她只是淡淡地说一句：“各人自有因果。”

她没有正式离婚，但也再没有给叶公超任何接近的机会。

这场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婚姻，真正在一起相处的时间，不过短短10年左右。此后整整40年，袁永熹与叶公超没有见过面。

与妻子决裂后，叶公超的仕途反倒一路高歌猛进。抗战胜利后，叶公超回国任外交部欧洲司司长。1949年，他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

1948年冬，国民政府外交部撤退广州之初，叶公超决定把外交部的全部档案运到台湾。

这使得从清朝起到国民党大陆撤退时所有和外国签订的条约、协定等重要文献完整无缺地得到保存，因而得到蒋介石的赞许。

迁台后，叶公超续任外交部部长，并参与了1952年《中日和约》、1954年《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同时担任出席联合国大会的首席代表、驻美大使等要职。

台湾文史学界有“文写叶公超，武写孙立人”的说法，他们一文一武，都曾差一点改变了台湾的命运。

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叶公超堪称光芒四射。他风度翩翩，一口流利的“王者英语”让各国政要为之倾倒。他的即兴演讲，往往赢得满堂喝彩。

然而，光芒万丈的背后，是空无一人的家。袁永熹离开后，叶公超度过了一段极为肆意的生活。

没有妻子管束的他，身边红颜知己越来越多，在国内参加活动时，身边的女伴很少会有重复的。

堂妹叶崇范一直在他身边，两人同住多年，甚至有人说叶崇范“以妻相待”。可始终没有人敢称她“叶夫人”。

社交场合，叶公超总是一个人。座位边空着，签名册上永远不写配偶名。

他从未公开承认过叶崇范的身份。无论身边换了多少女伴，他心底里承认的“妻子”，始终只有袁永熹。

1961年，叶公超在外交事务上与蒋介石意见相左，被突然免去驻美大使职务，召回台湾，并被勒令不得离开。

从此，这位曾经叱咤国际舞台的外交家，被冷落在了台北一隅。家人远在美国，他终日形影相吊。

图｜叶公超作品

晚年寄情于书画创作，怒而写竹，喜而绘兰，闲而狩猎，感而赋诗，日子过得看似悠闲，其实写竹的时候远比画兰多，晚景十分寂寞凄凉。

有一回，他应老友梁实秋邀请到台湾大学讲授现代英美诗歌。重操老本行，叶公超驾轻就熟，名诗名句信手拈来，引得台下听众如痴如醉。

如雷的掌声，让他神采飞扬，恍若回到从前，他感慨道：“还是文人最自由。”

然而讲台下的掌声终会消散，回到家中，依旧是空荡荡的房间。

晚年的叶公超多次托人带信给美国，希望妻儿能回来看他一眼。

他甚至在病床上对护士说：“我的太太和女儿，要回来看我了。”可直到他咽气的那一刻，病房的门始终没有被推开。

叶公超去世的消息传到美国，袁永熹没有赶回来奔丧，也没有流泪。她只是以未亡人的身份托人送去一副挽联，上面写着：

“烽火结鸳盟，治学成家，心虚安危轻叙别；丹青遗史迹，幽兰秀竹，泪痕深浅尽纵横。”

挽联写得极体面，没有一句指责，没有半字怨恨，甚至还在回忆那段战火中缔结的姻缘。

她从头到尾没有说一句难听的话，没有在公众面前撕破脸皮，却用最体面的方式完成了最彻底的诀别。

1995年，袁永熹在美国去世。临终前，她特意交代家人：“不要和叶公超合葬。”

有人说袁永熹太狠心，丈夫已经悔改，何必如此决绝？可仔细想来，她从头到尾没有报复。

她没有毁掉叶公超的事业，没有在公众场合控诉他，甚至连一句难听的话都不曾说过。她只是选择了离开，然后认真地过好了自己的人生。

她在加州大学找到了物理研究助理的工作，靠奖学金资助儿女上学，女儿叶彤和儿子叶炜在她的培养下各自学业有成，在美国成家立业。

她把自己活成了一个独立的知识女性，不依赖任何人。

反倒是叶公超，他大概终于明白了：有些伤害，不是说句“对不起”就能弥补的，有些人，一旦寒了心，就再也不会回头。

图｜叶公超

婚姻里，最可怕的从来不是争吵，而是伤害了对方之后，连一句真诚的歉意都欠奉。

等到追悔莫及的时候，有些门已经永远关上了。

他用一辈子追逐名利，到头来却输掉了最珍贵的人。才华可以赢得全世界的掌声，却赢不回一个人的原谅。

那一声临终的“报应”，大概是他一生中最清醒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