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安徽首任副省长，72岁临终前才圆入党梦，一生颠沛从未忘初心

1959年，合肥安徽省立医院的一间普通病房里，72岁的余亚农躺在病床上，生命早已耗尽了大半气力。气息微弱得像风中残烛，稍不留意便会熄灭，可他那双浑浊的眼睛，却执拗地睁着，不肯有半分闭合，仿佛在等一个迟到了整整半个世纪的答案——那是他藏在心底半生，拼了一辈子也想抵达的信仰归宿。

当工作人员俯身凑近，将那句迟来的宣告轻轻送进他耳中：“省委批准你的入党申请，你现在是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了”，老人干涸了许久的眼眶，瞬间泛起细碎的泪光。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缓缓点了点头，嘴角艰难地扬起一抹释然的笑，随后便安详地闭上了双眼，走完了那跨越三个时代、波澜壮阔的一生。

这位在生命终点才圆了入党梦的老人，是新中国成立后安徽省第一任副省长，是皖北百姓口中最接地气的父母官。可说来也有意思，绝大多数安徽人，只记得他晚年勤政为民的模样，却鲜少有人知道，这位老人的前半生，藏着怎样一段跌宕起伏、热血沸腾的过往。

余亚农生于1887年，老家在安徽寿县下塘集，也就是如今的长丰县。和那些出身豪门、自带光环的革命志士不一样，他的起点，不过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耕读之家。父亲余海门既是乡间的教书先生，也是个勤恳本分的农民，白天扛着锄头下地，挣些粮食维持一家生计，到了晚上，便点起一盏油灯，教乡里的子弟读书识字。

网图

在这样半耕半读的日子里长大，余亚农从小就养成了坚韧正直、沉稳务实的性子。他亲身尝过田间劳作的艰辛，看惯了底层百姓的疾苦，也在父亲的诗书教化里，明辨了是非，埋下了家国情怀的种子——那时候的他或许还不懂什么叫“救国救民”，却早早在心里认定，不能让乡亲们一直过着苦日子，不能让这破碎的山河一直沉沦下去。

1904年，18岁的余亚农，不甘心困在乡间、碌碌无为一辈子。他告别了故土和亲人，揣着一腔热血，毅然考入了安徽武备练军学堂。这所学堂，在当时的安徽，既是最有影响力的军事学府，更是晚清末年革命思想悄悄传播的重要阵地，无数和他一样怀揣救国理想的青年，都在这里汇聚，一颗颗革命的火种，就在这样的角落里悄然孕育。

鲜为人知的是，余亚农入学后没多久，革命先驱徐锡麟就来到这里，担任安徽陆军小学堂会办——后来这所武备学堂，也改建成为了陆军小学。徐锡麟的革命思想，就像一束强光，一下子照亮了这个出身农家的年轻小伙的内心世界。

徐锡麟

彼时的大清王朝，早已腐朽不堪、风雨飘摇。官场里贪腐成风，苛捐杂税一层叠一层，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西方列强环伺在国门之外，铁蹄肆意践踏华夏国土，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内忧外患之下，神州大地满目疮痍，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

徐锡麟在课堂上，从不讲那些刻板无用的军事教条，每一句话，都离不开国家的危亡、百姓的苦难，他拼尽全力，向这些年轻学子传播反清救国的革命理念，唤醒他们心底的家国情怀。余亚农听得心潮澎湃，课后常常主动找徐锡麟请教，两个人围坐在一起，畅谈救国方略，聊到动情处，常常彻夜不眠。就在这一次次的交流里，革命的种子在他心底深深扎根，再也无法动摇。

有人曾疑惑，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凭什么能有这么强烈的救国情怀？其实答案，就藏在他从小到大的所见所闻里。他亲眼见过乡亲们被苛捐杂税逼得家破人亡，见过列强的士兵在自己的国土上横行霸道、肆意欺凌，见过贪官污吏欺压百姓、鱼肉乡里，无恶不作。

这些刻骨铭心的画面，像一根刺，深深扎在他的心里。他比谁都清楚，唯有推翻这腐朽的封建统治，唯有把列强赶出中国，才能让苦难的中国人真正站起来，才能让这破碎的华夏大地重获新生。这份根植于底层的悲悯与担当，成了他一生追随革命、永不言弃的底气，也成了他无论遭遇多少挫折，都不肯低头的勇气。

1910年，经革命先驱吴禄贞介绍，23岁的余亚农正式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从此，他成了一名坚定的革命战士。正值血气方刚的年纪，他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把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救国救民的革命事业。

很多史料里，只简单记载了他加入同盟会的时间，却忽略了他肩负的第一个重任——秘密联络安徽各地的革命力量，为武昌起义筹备力量、传递情报。这份工作，危险得要命，稍有不慎，就会掉脑袋。为了完成任务，余亚农乔装成走街串巷的货郎，背着一个简陋的货箱，走遍了安徽的各个州县。

同盟会

白天，他佯装叫卖杂货，和路边的百姓闲聊拉家常，看似漫不经心，实则在暗中摸排当地革命志士的踪迹，搜集清廷驻军的情报；到了晚上，他就蜷缩在破庙、柴房里，借着微弱的油灯，小心翼翼地整理情报、传递同盟会的指令。那段日子，他风餐露宿、饥寒交迫，常常吃不饱、睡不好，还数次遭遇清廷兵丁的盘查，好几次都险些暴露身份。

最凶险的一次，他被清兵追捕，情急之下，只能躲进野外的草堆里，整整蛰伏了一天一夜，不吃不喝，靠着顽强的意志，才躲过了清兵的搜查，侥幸脱险。即便这样，他也从未有过一丝退缩，反而觉得，越是危险，越要坚持下去——他心里清楚，自己多坚持一天，革命就多一分希望。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的浪潮，像一股洪流，席卷了整个中国。消息传到安徽的时候，余亚农激动得彻夜难眠，他立刻响应同盟会的号召，火速赶回合肥，联络当地的革命志士，发动起义，成功光复合肥城。

这场起义，让余亚农一战成名，先后被推举为全椒民军司令、革命军第1军训练处代理处长。他着手训练新兵，培养革命的后备力量，手把手地教士兵们打仗、识字，为辛亥革命在安徽的推进，立下了汗马功劳。

可谁也没有想到，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后，天下并没有迎来期盼已久的太平。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一心想要复辟帝制，大肆屠杀革命志士，昔日并肩作战的战友，有的妥协投降，有的壮烈牺牲，曾经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瞬间跌入了低谷。

这是余亚农人生中第一次遭遇重大挫折，也让他彻底看清了封建残余势力的顽固与狠毒。身边不少人，见革命无望，都选择了放弃，要么归隐田园，要么苟且偷生。可余亚农没有，他毅然决然地投身“二次革命”，高举讨袁大旗，和袁世凯的反动势力，展开了殊死搏斗。

袁世凯

奈何敌我力量太过悬殊，二次革命最终还是失利了。余亚农被袁世凯当局通缉，被迫流亡上海、广东等地，过上了颠沛流离、隐姓埋名的生活。即便居无定所、朝不保夕，即便随时都有可能被追捕、被杀害，他也从未放弃过心中的革命信念。他一边躲避追捕，一边暗中联络反袁志士，一点点积蓄力量，等待着东山再起的机会。

流亡期间，他结识了素有“民国第一杀手”之称的王亚樵。两个人，一个沉稳务实，一个刚烈果敢，行事风格截然不同，却怀揣着同样的爱国救国初心，一见如故，成了无话不谈的挚友，携手投身反蒋抗日的正义事业。

外界曾有流言，说余亚农追随王亚樵，不过是为了寻求庇护，实则不然。彼时的蒋介石，早已背弃了革命初心，实行独裁统治，打压异己、屠杀爱国志士，早已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余亚农与王亚樵，志同道合，都对蒋介石的独裁行径深恶痛绝，他们携手并肩，不为名利，不为庇护，只为推翻独裁、抗日救国，只为还老百姓一个太平盛世。

蒋介石

在合作期间，余亚农负责联络反蒋力量、筹备革命物资，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底线——只针对那些独裁者与汉奸卖国贼，绝不伤害无辜的百姓。他用自己的方式，坚守着革命的道义，也守护着心中的那份初心。1914年，他还响应孙中山先生的号召，远赴日本东京，参加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返回上海后，继续谋划反袁起事，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自己对革命的忠诚。

1926年，北伐战争爆发，看着打倒北洋军阀、统一全国的希望就在眼前，余亚农毅然加入国民联军，投身北伐洪流。凭借着过硬的军事才能，还有英勇无畏的作战风格，他屡立战功，先后担任国民联军第2军第8旅旅长、第1军第3师师长、第34军89师师长等职，手握重兵、指挥千军，迎来了自己军事生涯的辉煌时期，也为推翻北洋军阀统治、推进国家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

可就在北伐胜利在望之际，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与革命群众，国共合作彻底破裂，革命再次陷入了黑暗深渊。余亚农亲眼目睹了蒋介石的残暴行径，内心悲愤交加，他坚决拒绝执行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的命令——宁可被削去兵权、遭受打压，宁可丢官弃职，也绝不违背自己的良知，绝不残害自己的同胞。

“四一二”

这次变故，让他彻底认清了蒋介石的反动面目。他没有选择再次流亡，而是留在了国内，暗中联络进步力量，继续坚守革命斗争，一点点寻找着真正能拯救中国的道路。他心里清楚，这条路，注定不好走，可他别无选择——救国救民的初心，不允许他退缩。

1928年，济南“五三惨案”爆发，日军占领济南，大肆屠杀中国军民，犯下了滔天罪行。消息传来，余亚农怒不可遏，他主动请战，率部驻守黄河大桥，与日军第6师团斋藤旅团，展开了殊死激战。

那时候，他的部队，装备落后、补给紧缺，士兵们手里的武器，大多是老旧的步枪，甚至还有人拿着大刀长矛，可面对装备精良、气焰嚣张的日军，他们没有丝毫畏惧。余亚农带着士兵们，坚守阵地三天三夜，击退了日军一次又一次的疯狂进攻，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黄河大桥，守住了中国的国门防线。

济南“五三惨案”

战斗中，余亚农身先士卒、冲锋在前，身上多处负伤，鲜血染红了军装，可他始终不肯后退半步。他对着身边的将士们振臂高呼：“黄河大桥是中国人的国门，就算拼尽最后一滴血，也绝不让日军越雷池一步！”这句话，字字铿锵，句句有力，彰显了中国军人的铁血气节，也刻在了每一位将士的心里。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侵华野心彻底暴露，东北沦陷、华北告急，华夏大地，危在旦夕。余亚农义无反顾地加入了“铁血锄奸团”，分工负责抗日宣传与汉奸特务调查。他深入敌占区，乔装成普通百姓，搜集日伪情报，宣传抗日救国的理念，组织锄奸行动，处决了多名卖国汉奸，让日伪势力闻风丧胆。

那段日子，他数次身陷险境，曾被汉奸告密，遭日军围追堵截，躲在客栈的地窖里三天三夜，靠着少量的干粮充饥，浑身是伤，却始终没有放弃。最终，在当地百姓的掩护下，他成功脱险，可即便经历了这样的生死考验，他的抗日初心，依旧没有丝毫改变。

冯玉祥

1933年，冯玉祥在张家口组建抗日同盟军，高举抗日大旗，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抗击日军。余亚农闻讯后，立刻率部奔赴张家口，被任命为预备队司令，协助冯玉祥收复沽源、多伦等失地，打响了一场场抗日胜仗，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信心。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蒋介石却暗中勾结日军，处处打压抗日同盟军，断其补给、派兵围剿，最终导致抗日同盟军被迫解散。这次挫败，像一盆冷水，浇在了余亚农的头上，却也让他彻底醒悟：依靠国民党反动派，根本无法实现抗日救国的理想，唯有中国共产党，才是拯救民族危亡、带领人民走向解放的希望。

1936年，受李济深、民族革命大同盟委托，余亚农与张献廷一同，携带密信前往延安，联络中国共产党，商议反蒋抗日大计。这是他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一次远行，也是他革命信仰的重要转折点。在延安，他受到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等中共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深入了解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革命纲领与为民初心。

李济深

那些日子，他走遍了延安的大街小巷，看到了共产党人一心为民、艰苦奋斗的模样，看到了百姓们安居乐业、团结一心的场景，也彻底坚定了追随中国共产党的信念——他知道，自己终于找到了那个能拯救中国、能让百姓过上好日子的组织。

当他带着延安的喜讯，满心欢喜地返回梧州，准备复命挚友王亚樵时，却得知了一个让他悲痛欲绝的消息：王亚樵已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只留下了一抔黄土。在王亚樵的墓前，余亚农泪如雨下，立下誓言：定要完成挚友的遗愿，追随中国共产党，将抗日救国的事业，进行到底。

全面抗战爆发后，1938年春，余亚农回到了安徽阜阳，组建了安徽抗日人民自卫军第五路军。这支队伍，发展得很快，没多久就扩充到了4000余人，成员五花八门，有农民抗敌协会的会员，有热血沸腾的师生，也有国民党的退伍官兵。

抗日队伍网图

这支队伍，虽然装备简陋、成分复杂，却在余亚农的带领下，成为了皖北抗日战场上的一支劲旅。为了提升部队的战斗力，余亚农主动联系中共豫皖边工委，邀请共产党员进驻部队，协助训练士兵、建立政治工作制度；他还积极对接新四军彭雪枫部，虚心学习新四军的游击战术与政治工作经验，甚至公开提出“一切向新四军学习”的口号。

在他的努力下，这支队伍的面貌焕然一新，纪律严明、作战勇猛，始终坚守着抗日救国的初心，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粉红色的队伍”。1938年9月8日，日军占领亳县（今亳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百姓们深受其害。余亚农率第五路军二、三支队出击，配合新四军武装，奋勇作战，成功收复亳县县城，随后又联手攻克了涡河北岸乌山庙汪伪据点。

这场胜仗，极大地鼓舞了皖北人民的抗日信心，也让余亚农的名字，深深烙印在了皖北百姓的心中。可这份功绩，却让国民党顽固派心生忌恨。接任安徽省主席的桂系将领李品仙，极力破坏抗日统一战线，下令取消自卫军番号，通缉余亚农，还派兵围剿这支抗日武装。

抗日战争网图

一边是日军虎视眈眈，随时都有可能发动进攻；一边是自己人背后捅刀，步步紧逼。余亚农看着亲手组建的部队，看着身边并肩作战的将士，心里满是不舍，可他更清楚，不能让内战爆发，不能让日军有机可乘。为了避免内战、保全抗日力量，他顾全大局，毅然放弃了亲手组建的部队，接受改编后，隐居淮北，隐姓埋名，继续暗中开展抗日斗争。

他放弃了兵权，舍弃了名利，甘愿过着清贫的生活，靠经商耕地糊口，却从未中断过抗日工作。他暗中联络革命志士，传递日伪情报，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活动，始终坚守在抗日一线。这份舍小我为大我的胸襟，这份不计得失的担当，远比战场上的厮杀，更让人动容。

抗战胜利后，余亚农满心期盼着，终于能迎来太平盛世，百姓们能过上安稳日子。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蒋介石却悍然发动“内战”，再次将人民推向了战火深渊。这一次，他彻底看清了蒋介石的真面目，也彻底断了所有的幻想。他毅然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应邓子恢之邀，前往苏北，加入民盟、民革，全身心投入到兵运与策反工作中。

邓子恢

这项工作，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凶险，深入敌营，稍有不慎，就会引来杀身之祸。可余亚农毫无畏惧，凭借着多年在国民党军队中的人脉，凭借着自己的真诚与坚定，他联络进步将领，宣讲共产党的政策，分析时局大势，一点点打动着那些尚有良知的国民党将领，成功策反了多支国民党部队。

1949年渡江战役前夕，余亚农奉命前往宁沪芜地区，执行策反重任。当时，国民党在此布下重兵，防守严密，到处都是特务，策反的难度极大，几乎是九死一生。可他没有退缩，冒着生命危险，秘密联络国民党96军将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诉说百姓的苦难，讲解共产党的初心，最终成功策动该军起义，为渡江战役的顺利推进，扫清了重大障碍，也为解放战争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安徽解放、新中国成立后，余亚农迎来了自己人生的新篇章。他先后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皖北政协副主席、皖北行署监委会副主任，后来又当选为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成为了新中国建设的践行者。

安徽解放网图

此时的他，已经年过花甲，头发早已花白，可依旧精力充沛，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安徽的重建与发展事业中。历经多年战火，安徽早已经济凋敝、民生困苦，百姓们连基本的温饱都成了问题。余亚农深知百姓的疾苦，他脱下了军装，放下了官架子，穿着朴素的布衣，踩着泥泞的小路，深入田间地头、走访街巷村落，倾听百姓的心声，解决百姓的难题。

他大力推动农业生产，牵头兴修水利、开垦荒地，亲自到田间地头，查看庄稼长势，解决农民的灌溉难题，一点点让安徽的粮食产量稳步提升；他重视教育事业，走遍了安徽的各个州县，推动各地新建校舍、完善办学条件，让那些出身寒门的子弟，也能有书可读、有学可上；他关注医疗、交通等民生短板，牵头修缮道路、改善医疗设施，全力提升百姓的生活质量。

在寿县调研时，他看到当地因缺水，庄稼连年歉收，百姓们愁眉不展，心里很不是滋味。他立刻牵头制定水利方案，亲自督办工程进度，日夜坚守在工地，查看工程质量，最终彻底解决了乡亲们的灌溉之忧。百姓们无不交口称赞，都喊他“接地气的好省长”——在他们眼里，余亚农不是高高在上的副省长，而是和他们一样，扎根土地、心系百姓的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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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此时的余亚农，还不是中国共产党员，但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始终践行着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他的思想，早已与共产党的革命理念高度契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是他埋藏心底半生的愿望，这份执念，伴随他走过了反清、讨袁、北伐、抗日、解放的每一段征程，从未改变。

1959年，余亚农积劳成疾，病重住院，住进了安徽省立医院。生命垂危之际，他依旧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再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申请书上的每一个字，都写得恳切而坚定，字字句句，都饱含着他一生追随革命、渴望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赤诚之心。

党组织综合考量了他一生的革命贡献，考量了他的赤诚初心，经安徽省委特批，免除了他的候补期，直接吸收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于是，便有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老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终于圆了自己半生的入党梦，带着释然与满足，安详离世，享年72岁。

余亚农的一生，跨越了晚清覆灭、民国动荡、新中国建立的峥嵘岁月，历经反清起义、讨袁护国、北伐战争、抗日救亡、解放战争等多个历史阶段。他数次身陷绝境、屡遭挫折，被通缉、被打压、被追杀，尝尽了人间的苦难，却始终坚守着救国救民的初心，从未动摇、从未放弃。

他不慕名利、不计得失，前半生，浴血奋战，保家卫国，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出生入死；后半生，勤政为民，鞠躬尽瘁，为了安徽的发展、百姓的幸福，殚精竭虑。他用一生的坚守，诠释了什么是家国担当，什么是信仰力量。

他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却用脚踏实地的行动，践行着自己的初心；他没有显赫的家世背景，却凭着一腔热血与铮铮傲骨，走出了一段传奇人生；他半生追光，终得正果，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一位爱国志士对国家、对人民的无限忠诚。

如今，那段烽火岁月早已远去，那些浴血奋战的日子，也渐渐被岁月尘封。可余亚农的革命精神与家国情怀，永远镌刻在历史的长河中，永远留在安徽百姓的心中。他的故事，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坚守信仰、勇担使命，在新时代的征程中，砥砺前行，不负家国，不负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