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文|葛亚夫
读辛弃疾的“春事到清明,十分花柳……”我心头一颤,醉妃海棠的春色里,晃悠悠走出姨父,和他一生的踉跄与清明。
姨父是一个乡村货郎。一根桑木扁担两个筐,晃悠悠挑起一个家、四个娃；一个拨浪鼓一声声吆喝,“咚咚咚”披星戴月地走街串巷。他一直在路上,风餐露宿,再怎么紧赶慢赶,回到家都已熄灯灭火。
姨父有走不完的夜路。我曾问他怕不怕?他笑着指指天。我抬头望去,只有那耀眼的光头,和光头上皎洁的月亮,照亮他风雨兼程的路。一百斤的身子,一百斤的倔犟。辛弃疾说“待与青春斗长久”,他斗的是比青春更蛮横的日子,是肩上的生活和命运。
小时候,姨父是我的骄傲。“针头——线脑——奶糖——发卡哟……”还没见人,他的声音就敲开家家户户的门。整个村庄都是他的舞台,他则站在中心,满面春风,舌灿莲花。两个箩筐里,他能给婶娘们翻出针头线脑和十里八乡的趣闻逸事,能给叔伯们翻出戏文里的忠奸善恶,也能给孩童们翻出糖果玩具和城里的汽车楼房。“酒如春好,春色年年如旧。”他面色红润,一副微醺的模样。有时是因为路上饮了酒,更多时是因为赶路撵出了汗。
姨父挑着两个箩筐,一步三晃,路边的菜花、桃花也跟着晃,整个人和春天都迎风招展、花枝乱颤。我总是第一个看见他,屁颠颠迎过去,给他带路、拿马扎……姨父变魔法般,手往怀里一伸,就掏出汗津津的新玩具、零食。他冲我笑,手指压在嘴上。我笑着点头,这是我们的秘密——不能让我爸妈知道。爸妈留他在家吃饭,他头摇得像拨浪鼓:“趁晌午家里有人,还得赶下一个村。”我给他拿馒头、鸡蛋,他也不要,拍拍软塌塌的破包,说带的有,还多呢!吃不完。
我进城工作后,姨父有次到单位找我,但就是不肯进办公室。他推一辆自行车,车子跟他久了,从形象到骨肉都像他——车座缠着一层层布条和胶带,车轮有些弯,转着歪扭的曲线,“吱嘎嘎”摩擦车杠。他的腿也走不了直线,前几年走夜路摔断了右腿,要靠一截木棍扶持。
“我没事,就路过,看看你。”他搓搓手,手往怀一伸,掏出汗津津的塑料袋,一层层拆开,挑两张100的新钱,递给我。“看你瘦的,买点好吃的,也没给你带啥……”我抬起头,使劲眨眼、吸溜鼻子。我拉起姨父,要带他去吃大餐。他不愿意,我要送他,他手摆得像拨浪鼓,怕我的同事看见,丢我的人。我的心隐隐作痛,像小时候那样,远远看着,目送他离开。
他一颠一簸地走,车轮一撇一捺地转。樱花谢了,一片片落在那顶光头上,却再也没把光头点亮。
姨父走得很突然。我带父母去看他,他躺在床上,像一截枯枝。他想坐起来,却没有力气。我喂他,吃两口面包他就摇头,累了,吃不动了。倒春寒真冷!雪下了一夜,没过膝。姨父没挺过去,他走了一辈子的夜路,还是在夜里迷了路。
送葬那天,表哥抱着姨父的遗像,一颠一簸地走,姨父在表哥的怀里一步三晃,冲我笑。恍惚间,我又听见“咚咚”的拨浪鼓声,从田间的土路上,从菜花、桃花盛开的春天里,晃晃悠悠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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