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乾隆为什么能写四万首诗？

康熙、雍正、乾隆这3个皇帝支撑住了整个18世纪的中国。中国在18世纪呈现出的繁荣是很难得出现的一种情形，我们知道历史上有文景之治、贞观之治这些类似的状况，但是都没有达到持续性的繁荣。18世纪的持续性繁荣本可以给中国带来一个历史性的大转变，因为全球背景完全不一样了，但是繁荣又带来新的问题。

开国皇帝可以没有很好的教育经历，但他们都是在非常直接的实际竞争中磨炼出来的。中国的王朝政治是真正意义上的“家天下”体制，是私有传承，每一个开国皇帝都像秦始皇一样，希望一世、二世，以至万世，永久传下去。怎么能使皇位永久传下去？历代君主有一个共同考虑，那就是培养更多有能力、有正确价值观、正确认识的接班人。所以我们看中国历史上，从二代皇帝开始，基本上每个皇帝都接受过良好的知识训练，他们的老师都是当时帝国内部最好的学者，和他们朝夕相处，培养他们良好的习惯和品质，训练学术鉴赏力、识别力，包括书法、绘画这些爱好。康雍乾都是非常优秀的皇帝。

乾隆皇帝一个人写了4万多首诗，几乎可以匹敌唐朝的全部诗人，但他的诗没有一句能像李杜诗篇那样传诵甚广。我觉得这是体制造成的，乾隆皇帝身边的马屁精太多了，随便写点什么东西都说好。尽管如此，乾隆皇帝在作诗方面的高产量仍然可以反映出他受过很扎实的文化教育。乾隆皇帝还喜欢在书画作品上题字，有的时候题一次还不过瘾，他就反复地题，最后喧宾夺主，他题的东西远远超出原来作品的规模。康雍乾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还有艺术上的训练熏陶，可以和那些最有学问的大臣进行正常的对话，大臣们讲的东西他们能够听明白，他们还要负责科举考试的命题和批卷子。

满洲人刚入关的时候，汉化程度比较低。顺治皇帝是童年继位，一开始对汉文比较生疏，但是经过几年的学习，等到他亲政时，已经能读懂汉大臣写的奏折。当时辅佐顺治皇帝的摄政王多尔衮也是这样，刚入关的时候也不懂汉文，但是后来也在很短暂的时间内使自己获得很大的提升。

清朝前期的几个皇帝都有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也许他们最初没想过大清国能延续200多年，但是他们保持了一种奋发向上的状态。在这之前的明朝、宋朝、唐朝，都没有连续出现高素质的皇帝。

我们讨论18世纪繁荣和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对原来的历史观有一定的调整。过去我们很排斥英雄史观，既然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就不能讲英雄史观。其实我们仔细研究历史的实际情况，不论中国史还是世界史，一个伟大的人物或者一个很坏的人物，都可以导致历史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最典型的，如果没有康雍乾这3位皇帝，会不会出现18世纪的繁荣？可能很多朋友说也会出现，但概率完全不一样。因为等乾隆皇帝去世以后，到了19世纪，不论是嘉庆、道光，还是咸丰，可以看到因为他们的决断力，在很多问题的处理上失策，使盛世终结。所以个人因素在历史上也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

今天中国疆域其实是以乾隆朝为底本，清朝的规模达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它的管理体制很值得注意，对本土也就是18行省的管理汉化程度非常高，和之前的王朝没有太大的区别，就是中央集权的管理体制。地方的总督、巡抚由中央政府统一委派，而且是随时调整，任期一般不会太长。一直到晚清的时候，督抚的家基本上都安在北京，出去任职两三年后就回来。对18行省之外的边地，最开始是用当地的官僚来管理，后来有一个改土归流运动，把土司改成流官。

清朝在18世纪的属国架构也值得我们注意，大清帝国在当时类似于一个邦联体制，周边的国家可以加盟，成为大清帝国的属国。这种属国体制使大清王朝的格局非常不一样，东边的属国是朝鲜，再往大洋里边延伸是琉球。今天的泰国、老挝、柬埔寨，当时都是大清帝国的属国。清朝有两个管理属国的机构，一个是礼部，一个是理藩院。礼部管理那些没有和中国山水相连的属国，比如琉球，和中国本土山水相连的属国归理藩院管理。18世纪中国的盛世体现在方方面面，在经济上，中国的贸易顺差在持续性扩大。在之前的几百年，中国和西方国家一直有长久的贸易往来。到了十六七世纪，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这些国家开始向远东乃至全球拓展，中国和日本都在接纳西方的东来。在北部，中国和俄罗斯在全球化背景下逐步接近，慢慢靠拢接壤，中国向北推，俄国向南推、向东推。这表明中国并不是我们原来讲的绝对的关闭国门。在《尼布楚条约》签署前后，中俄之间的交往是两个帝国之间平等的交往，互相之间没有心理上的嫉恨。俄国使团住北京，还有俄国的传教士和学校，清政府没觉得恐慌。清朝的对外交往，总体上来说扩大了中国的版图，但是不能无限扩大、永远扩大，总要有一些妥协。

对于中国18世纪的繁荣，西方因素也非常重要。18世纪中期，英国开启了工业革命，给全球经济带来了震撼性的影响。机械化的投入、蒸汽机的使用，使动力系统发生根本性变革，劳动效率获得了空前改进。英国的纺织工业品向全球释放，因为成本低，所以势如破竹，但是并没有给中国造成很大影响。由于工业革命导致西方城市生活舒适度提升，市民人口扩大，消费力提升，对中国的瓷器、茶叶、丝绸反而有更高更多的需求。没有外贸的支撑，不可能有18世纪中国的繁荣。

18世纪中国的繁荣还体现在大型文化工程的出现。圆明园是由政府主导的大型主题公园，欧洲馆、大水法都带有很强的奢侈品性质，是奢靡之风，只有经济高度发达、产品过剩的状态下才能出现，在经济贫困产品短缺的状态下是不可能有圆明园的。除了圆明园，还有《四库全书》《康熙字典》以及测量全国土地这样的大型工程，如果没有发达的经济做支撑，这些文化工程、基础工程都难以展开。

中国在18世纪的繁荣是个事实，但繁荣的同时也有问题。近些年来有研究者认为18世纪的繁荣是畸形的繁荣，是饥饿的盛世，这种观点的依据主要来自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的记录。马戛尔尼来华，看到了中国的繁华，也看到了底层社会的凄凉。繁荣是一方面，贫穷也是一方面。为什么会这样？这和财富分配有关，中国历代王朝都没能很好地解决财富分配问题。中国的对外贸易一直由朝廷主导，贸易结余是朝廷的积累，朝廷拿这些钱去做工程，底层社会并没有因为对外贸易的繁荣而普遍性地富裕起来。清政府基本上没有考虑过财富的二次分配和社会的公平救助，底层社会自生自灭，很难分享盛世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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