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万里要求任仲夷管管广州的奢靡之风，任：这些小事随他吧

1982年2月的北京，天还没亮透，一架波音客机从白云机场腾空而起。

机舱里坐着的，是广东省委、省政府几乎全部的党政负责人——任仲夷、刘田夫、李坚真、梁灵光，连同一大批随行人员，加起来将近二十个人。没有人说话。没有人讲笑话。没有人东张西望。整个机舱静得出奇，只有发动机的嗡嗡声在耳边响。

一位同行的干部后来回忆，他从来没见过这帮人这么沉默过。

这趟北京之行，没有提前通知，没有正式公文，是被"召"去的。召他们去干什么？开会。开什么会？研究广东的走私问题，追责广东的乱象，甚至有中央高层在私下场合拍桌子发问："任仲夷，还是不是共产党员？"

这就是改革开放初期，那段最险峻的岁月。

广东在全国改革的舞台上先走一步，结果走到悬崖边上了。而站在悬崖边缘的那个人，是任仲夷。

受命南下：接过一块烫手山芋

时间回到1980年秋天。

彼时的广东，既是改革开放的窗口，也是一个烫手的摊子。广州街头已经有了新气象——喇叭裤、烫发头、高跟鞋，这些东西从香港飘过来，在年轻人中间蔓延。经济特区的牌子刚刚立起来，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特区名字念出来，全国的目光都扫过来，有期待的，有质疑的，有等着看笑话的。

就在这个当口，主政广东的两位领导——习仲勋和杨尚昆——相继被调回北京另有任用。广东的摊子，需要有人接。

中央反复挑选，最后把目光落在一个人身上：时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

这个选择背后有逻辑。1978年，任仲夷是全国最早公开发文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讨论的省委书记之一。他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发在辽宁省委的理论刊物上，《光明日报》看到了，立刻全文转载。邓小平后来乘专列到辽宁视察，任仲夷亲手把这篇文章递过去，两个人谈了很久。同年，他主持了张志新冤案的平反，顶着巨大压力把这件事硬推下去，在海内外都引发强烈反响。1980年，他又是最先公开表态支持"包产到户"的省委书记之一。

胆子大，脑子活，敢担责。这三条，在当时的干部队伍里不多见。

1980年10月底，任仲夷被召进中南海，在短短几天内，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谷牧等中央领导人，轮番接见他，与他谈话，叮嘱他去广东好好干。密度之高，在干部调动史上极为罕见。这个规格本身就传递了一个信号：中央对广东这块试验田，寄予的期望不是一般的高。

1980年11月8日，任仲夷正式履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那天，在辽宁工作的广东老乡含着热泪给家里写信，信上说：任仲夷去广东，是我们广东人的福气。

福气不福气，还得看往后的走法。

任仲夷刚到广东，迎头就撞上一个硬问题。政策规定，个体经济雇工不能超过8个人。但广东的个体户已经雇了十几个、二十几个，甚至几百个。怎么办？按规定抓，要打击一大片；不管，又说不过去。任仲夷琢磨了一阵，提出换个说法：不叫"个体经济"，叫"私营经济"，这样就绕过了雇工上限的限制。一个字的差别，救了一批人。

修路修桥，没钱。他的方案是"以路养路、以桥养桥"，收车辆通行费。1981年，省交通主管部门向外商集资1.5亿港元，自筹8000万元人民币，把广深线和广珠线的几个渡口全部改渡为桥，靠收费还贷。这套路子，在今天看来稀松平常，但放到1981年，是真正意义上的破冰之举。

有人留胡子，任仲夷说，马克思就是大胡子；有人穿喇叭裤，他说，唐朝祖宗就穿喇叭裤；有人私拉天线看香港电视，他不但不禁，还扬言要请中央领导来一起看。广东的风气，就这样在省委书记的"纵容"下，一点一点松动开来。

顶压力守阵地：坚持"先行一步"，抵御保守浪潮

真正的硬仗，是1981年。

这一年，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主题是讨论国民经济调整。会上，一位中央领导提出了一个12字方针："缓改革，抑需求，重调整，舍发展"。话音一落，整个会场里有人点头，有人沉默，没有人当场反驳。

任仲夷坐在那里，听完这12个字，心里已经在打鼓。

他不是不懂调整的必要性，但这个药方，他觉得开错了。过去改革步子太慢，才积累出一堆问题，现在还要"缓改革"？群众的物质需求是正当的，怎么能"抑需求"？而对广东来说最要命的是最后四个字——"舍发展"。中央给广东特殊政策，就是让广东先走一步，发展得快一点，现在要"舍发展"，那特区还搞什么？

任仲夷没有在大会上硬顶，但他心里的结论已经定了：这个方针，广东不能全照着走。

同年5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会上有人质疑，有部门甩出"不例外"三个字，意思是广东搞的那一套，国家政策法规里没有先例，要广东别搞特殊。任仲夷和福建省委书记项南私下合计，一起在会上提了五条大原则：不走资本主义道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完成中央规定任务、不做特殊党员、执行统一对外政策。然后他们把话说白了：在这五条原则下面，能不能让我们自己闯？

这是摆上台面的博弈。

特区从一立起来就挨骂。有人说搞特区是搞资本主义，有人说是搞殖民主义，还有人说是卖国主义，"三顶黑帽子"扣下来，扣得又准又狠。任仲夷在省委常委会上一次次正面回应。他的逻辑很清楚：主权在我们手里，政府是我们的，警察是我们的，军队是我们的，法律是我们的，怎么可能变成殖民地？

但光讲逻辑还不够。这一年，广东各地外资进来，工厂开工，港口吞吐量上升，深圳的荒滩开始冒楼。这些数字是比嘴皮子更硬的回答。经济的成绩，成了任仲夷最好的护身符。

1981年8月，国务院主要负责人结束东南亚三国访问，专程飞广州，任仲夷陪同视察深圳、珠海。两个人登山远眺，看着脚下昔日荒滩上已经拔起的楼群，谁都没有说什么多余的话。总理转过头来问任仲夷：你说，特区到底姓"社"还是姓"资"？

任仲夷的答案已经在他心里装了很久了。他说，特区从社会性质来说，姓"社"不姓"资"。

这不是口号，这是他在广东一年多摸爬滚打得出的判断。

也就在这一年，中央的工作会议结束后，任仲夷回到广东，在省委大会上传达中央精神。但他加了一句自己的话：全国调整步子要慢两步，广东只能慢一步。广东不能跟着全国的节奏走，得守住自己的位置。会场上，那些原本绷着弦的干部们，听完这句话，肩膀明显松了下来。

应对风暴：走私浪潮里的最险时刻

1981年底，一份内参捅到了北京。

中纪委的一份《信访简报》，披露了广东沿海地区走私活动猖獗的情况。有些地方，渔民不打鱼，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地，连学生都不上学了，一窝蜂跑到街头巷尾兜售走私货。有干部参与其中，有人从中渔利，有人明知道是走私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份简报一路往上传，传到中央政治局常委那里。陈云的批示最为严厉，他说要抓住不放，要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批示最后几个字，措辞非常重。还有中央高层私下发出质问：任仲夷，还是不是共产党员？

这个问题，放到今天来看，也依然振聋发聩。

广东省委是有责任的。走私确实严重，应对确实有不到位的地方，向中央汇报也不够及时。但任仲夷同时知道一件事：如果这个时候不稳住，广东多年积攒的改革成果，可能一夜之间付之东流。

1982年2月10日，那架波音客机从白云机场起飞。任仲夷和广东几乎所有省级领导，一起进京，接受问询。这场会议在知情者中间有个私下的名字，叫"二进宫"——之所以说"二"，是因为广东已经不是第一次被召到北京挨批了。同时受召的还有福建省委书记项南，项南后来在任仲夷耳边小声嘀咕，说他坐了两天才明白，原来福建是来"陪绑"的，主角是广东。

会场上的气氛相当压抑。谷牧副总理见到任仲夷，开口第一句话就是：仲夷同志，现在人家对广东议论纷纷啊。

议论纷纷到什么程度？上海的干部来广东出差，被叮嘱不许一个人上街；广东的采购员出去，被监视、被审查；连电视里的骗子，都爱操一口广东普通话。广东在那段时间，成了全国舆论里的"问题省份"，这个标签，贴在任仲夷身上，压力可想而知。

但任仲夷没有垮。

他回到广东，在全省三级干部大会上传达中央精神，只讲了三件事。第一，表扬全省干部群众为改变广东面貌作出的贡献；第二，主动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说缺点和错误，主要在省委，在省委里，又主要由他本人负责；第三，宣布两个坚定不移——打击经济犯罪活动坚定不移，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坚定不移。

一个原本可能"杀气腾腾"的传达会，被他开成了一个"热气腾腾"的动员会。会后，干部们重新活跃起来，继续推进手头的工作。

这一手，是他一贯的风格。主动担责，绝不扩大化，绝不无差别打击。他在会上明确说，只要没往自己腰包里装钱，是按照省委部署抓改革开放的，出了问题，由省委承担，主要由他个人负责。

这句话，救了很多干部。

打击走私，也在这一年整年持续推进。广东组织了两次全省性的集中行动，遏制了大规模走私浪潮。任仲夷的方针被总结成四个字：排污不排外。走私、腐败要打击，但不能因为这些问题就关上对外开放的大门。

改革地标：白天鹅宾馆的诞生与省委的关键背书

1982年10月15日，广州秋季交易会开幕。

同一天，珠江边上的沙面岛，一座34层的高楼开始试营业。这就是后来被无数人谈及的白天鹅宾馆，中国第一家中外合作的五星级酒店。

这座楼，来之不易。

项目的根子，要追到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国务院主管侨务的廖承志邀请香港工商界人士进京，霍英东在其中。几个人在会议结束后被留下来，商量一件事：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地，兴建八家中外合资酒店。广州这一家，任务落在了霍英东头上。

霍英东起初是推的。他在香港从不建酒店，说做酒店对人的生意最难做，太麻烦。但廖承志和广东省领导做工作，说中国要开放，就需要有人带头做示范，让外商看到，进来是有保障的。霍英东最终点了头。

1979年7月，白天鹅宾馆在珠江边的白鹅潭正式动工。地基是填江造出来的，沙面岛上寸土不动。在那个年代，这本身就是一个创举。

建设过程里，麻烦一件接着一件。建筑审查时，国防部提出，高层建筑顶楼要装高射炮，理由是中越边境正有冲突，广州是南大门，需要防空。霍英东一听傻眼了：放个炮在宾馆顶上，还有谁敢来住？这件事最终惊动了叶剑英，老帅打招呼，高射炮的方案才撤销。

几乎所有的装修材料都要进口，连牙签都没有国产的，进口每样东西都要跑十几个部门盖章。霍英东后来说，这段日子真的把他"折磨得脱去人形"。

到了1982年秋交会期间，宾馆终于开始试营业。但正式开业的手续，依然卡在有关部门那里，工程收尾也拖而不决。霍英东急了，想出一个招数：把正式开业的日子死死定在1983年2月6日，然后把请柬撒出去，满天飞，北京和广东的领导人、港澳人士、各职能部门，全部收到。这一招果然管用，请柬发出去，谁都知道领导们都来了，相关部门再也不敢扯皮，开业手续以最快速度办下来。

1982年10月，试营业当晚，霍英东请了任仲夷来吃饭。

他本来以为来的人不多，开两桌够了。结果任仲夷带着省里和市里的相关负责人，一口气来了一百多个人，把宴会厅坐满了。霍英东一看，心里发虚，他在香港珠城酒楼提前安排了一帮厨师备着，准备万一宾馆厨房撑不住就顶上。结果根本没用上——宾馆自己的国内员工，端上来一桌接一桌，菜式精心，数量充足，从两桌一路扩展到二十多桌。霍英东当场大为惊喜，激动不已。

饭后，任仲夷应请题词，提笔写了一句李白的诗：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这八个字，没有任何多余的解释，但在场的人都明白是什么意思。困难过了，风浪过了，前面是开阔的。改革开放这条路，往前走。

任仲夷这次到场，本身就是一个强烈信号。省委书记和一百多名官员出席一家港商投资的宾馆的宴会，这在当时的中国是极其敏感的动作。他去了，舆论的风向随之转变，广州的报纸开始转向正面报道，批评声音渐渐收敛。

1983年2月6日，白天鹅宾馆正式开业。杨尚昆、廖承志等领导出席剪彩，场面隆重。宾馆建成当年就实现盈利，全年纯利润1282万元，打脸了所有预言它会亏损的人。

白天鹅宾馆的另一个决定，同样在历史上留下了印记。霍英东坚持向公众免费开放，任何人都可以进来参观，不需要单位开介绍信，不需要消费。在那个住个普通招待所都要介绍信的年代，这个决定是真正的破天荒。

结果，开放的后果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开业后十天，涌进宾馆的参观市民几乎失控，卫生间的马桶被好奇的市民打烂了好几个，卷纸一天被顺走几百卷。但霍英东不后悔，他说，建这座宾馆本来就是要让中国人见识新事物的，把门关上，就失去了意义。

这座宾馆，开了先例，也立了标杆。随后，广州的中国大酒店、花园酒店相继建成，全国当时8家五星级宾馆，广州独占3席。

平安着陆：五年留下什么

1985年，任仲夷卸任。

他站在离开广东的那一天，说了一句话："我总算平安着陆了。"

话里有庆幸，有感慨，也有说不清的意味。五年时间，他的身高"缩"了几厘米，体重掉了30公斤。他那只眼睛失明，那只耳朵失聪，胃切了一半，胆也摘了——他晚年自嘲说，一目了然，偏听不偏信，无所畏惧（"胃"具），浑身是胆。

但他主政的这五年，广东经济总量从全国中游跃居全国第一。深圳从一片荒滩，变成了有真实血肉的城市。白天鹅宾馆的灯每夜亮着，照见珠江，外资一批一批进来，工厂一家一家开起来。

他在任上做的很多事，放到今天看都不算什么大事：允许穿喇叭裤，允许烫头发，不禁香港流行歌曲，接待港商投资的宾馆，在工作会议上坚持广东不能完全"舍发展"。但就是这些一件一件不算大的事，在当时，每一件都是踩在雷区上的动作。

踩了，没炸，往前走。

他走过最险的时刻是1982年2月的北京之行。中央问过他，中央质疑过他，有人甚至公开怀疑他是不是还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但他回到广东，没有缩回去，没有丢车保帅，没有用大规模整肃来证明自己"站队"正确。他只是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然后继续推。

广东后来的改革大潮，势不可挡，是有根的。这颗根，种在1980年代初，种在一个叫任仲夷的人主政广东的那五年里。

历史的逻辑有时候简单得出奇：改革的路上，需要有人第一个走。走了，别人才知道能走。

任仲夷走了那一步。

2005年11月15日，92岁的任仲夷在广州病逝。他工作了一生的那座城市，已经是另一副模样——高楼、立交、港口，珠三角的灯火连成一片。他大约是见过的，也是认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