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写伊朗历史进程的政变

美以伊战争已超过1个月，各方正越发处于骑虎难下的退场困境，休战、结束能源与安全危机的曙光依旧黯淡。

在美以主导大规模轰炸、清除行动之初，“政权更替”是其挂在嘴边的目标关键词之一。显然，岁末年初的伊朗大规模抗议活动和流血事件，让白宫确信伊朗现政权“摇摇欲坠”，稍加外力便“一打就垮”。

这不是美国首次介入伊朗的“政权更迭”。73年前在德黑兰的低成本成功行动，不仅是美国冷战战略的重大变化，也彻底改写了伊朗的国家现代化进程。

1953年美英主导的“阿贾克斯行动”如愿推翻了时任首相摩萨台领导的世俗民族主义内阁。然而历史的后续发展表明，作为最近一次美国主导的政权更替行动，这场政变最终造成美国（西方）和伊朗“双输”的局面。

正是由于民族主义（反美）情绪放大、巴列维政权统治暴戾无方、有组织的世俗反对派几乎消灭殆尽，1979年伊斯兰革命成就的是霍梅尼领导的教士集团，塑造了时至今日的伊斯兰共和国生态。

同样有些讽刺的是，1953年政变的首要目标——阻止伊朗石油全盘国有化，扭转石油供应危机，在2026年竟是伊朗挟制美国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有力武器。

美国上一次（事实上）更迭伊朗政权的行动，长期结果既非自己想要，也未能让伊朗民众受益，如今令特朗普政府陷入两难的伊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其前任们种的因、结的果。

历史无法假设、后悔重来，没有人能想象延续“摩萨台路线”的伊朗国家可能性。但今日白宫决策者面对伊朗应当如何决策、行动，恐怕不能忽视历史经验的警示。

石油诅咒、冷战前线、散装国家

与邻国阿富汗类似，自19世纪以来，夹在英俄势力范围之间的伊朗（波斯恺加王朝）难以自主，成为两大帝国中亚地区“大博弈”（Great Game）的牺牲品。

1907年的英俄协议标志着“大博弈”的结束。两国根据协议“瓜分”波斯、阿富汗和中国西藏地区，在伊朗南北部分别划定英、俄“专属势力范围”，留下伊朗中部和西南部为“中立区”，事实上将伊朗变为半殖民地。

同一时期，英国人在胡齐斯坦发现石油，自1909年起通过英波（伊）石油公司（英国政府占股51%）控制伊朗石油开采与销售。莫斯科继19世纪夺取外高加索地区后，二战期间又与英美共同出兵、分区占领伊朗。

从1906年制宪到二战结束，短短40年间伊朗先后经历有限立宪、森林军反抗、改朝换代（1925年巴列维王朝取代恺加王朝）、更名伊朗、英苏入侵、礼萨汗被迫退位（1941年）、盟军占领，可谓内忧外患、动荡不安。

到了战后，苏联觊觎伊朗北部地区石油，拒不撤军，还支持当地阿塞拜疆和库尔德人分离主义势力，成立“阿塞拜疆人民政府”和“马哈巴德共和国”，招致美国强力施压，引发战后首次伊朗危机，亦构成美苏冷战的开端。

政治上是大国争夺的地缘战场，经济上石油命脉仍攥在英国人手中（根据1947年补充协定，英国仅增加了一些租让权使用费和税收），伊朗民族主义运动就此抬头，其主要诉求正是反对外国干预和英国的石油开采特权。

然而纵有民族主义和国家复兴的共同愿望，实现愿望却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和局限。

1925年礼萨汗登基称王（沙阿）后，效仿同期土耳其（礼萨汗本想宣布波斯为共和国，但因英国和教士集团反对而作罢）凯末尔，推行以波斯化、世俗化、中央集权化为导向的现代化改革，奠定了现代伊朗国家的基础。

但在现代（西式）治理制度、教育体系、基础设施建设、女性平权的设计框架下，彼时伊朗缺乏面向公众的政治参与机制，所谓统一的世俗波斯国家，完全建立在强力压制宗教集团、少数族群、传统部落等势力的基础上，并未实现对不同群体的有效整合与融合。

其子巴列维之所以被英国和苏联推出来继位，只是因为两国不满礼萨汗同情纳粹、保护德国侨民，却无暇另外扶植傀儡。22岁登基的巴列维并无实权，真正的权力角逐场在多方争斗的伊朗议会中。

待到摩萨台于1949年成立民族阵线、第7次参加选举时，自由派民族主义者、保守（保王）派、左翼&共产主义阵营（伊朗人民党）、教士集团、巴扎商人乃至市民阶层和知识分子都想在伊朗政坛掌握话语权和影响力，实现各自的“民族独立、国家复兴”愿景。

可想而知，在此期间伊朗议会和政坛因高度碎片化而变得尤为不稳定：1947年至1951年，伊朗4年间换了6位首相，政府如走马灯般更替。

经济主权的长期缺失， 冷战逻辑下的地缘生存环境， 四分五裂的散装政治生态，决定了既古老、又新生的伊朗处境无比艰困。要说共同点，那就是所有人都明白脱离困境绕不开石油问题。

旧王朝的“新希望”

摩萨台出生于恺加王朝晚期的1882年，来自该王朝的“天龙人”阶层：父亲是财政大臣、母亲是阿巴斯·米尔扎王储（亲西方改革派代表）的孙女，属于“高官权臣+皇亲国戚”家庭组合。

尽管摩萨台10岁时父亲因霍乱早逝，其家庭并未遭遇“阶层滑坡”。借助家庭资源和1905年开始的波斯立宪革命浪潮，他在1906年就当选为首届伊朗议会议员，只因不到30岁的法定年龄门槛而无法履职。

1909年，摩萨台赴巴黎留学。在法国巴黎政治学院和瑞士纳沙泰尔大学的求学经历，塑造了摩萨台流利的法语、专业法学素养、国际化视野和现代化建构的基本认知。

回国后摩萨台做过大学教师和专业律师。没过多久就被延揽入阁，先后在3位首相的内阁中出任司法大臣、财政大臣、外交大臣，还当过伊朗西北部阿塞拜疆省省长。

1925年，支持时任首相礼萨汗的国会议员提出法案，要求终结恺加王朝、推举礼萨汗为国王。身为恺加贵胄、法学家、议员，摩萨台投下反对票，理由是此举违反1906年宪法及其确立的宪政秩序。随着同年底议会废黜末代恺加国王、为礼萨汗加冕，43岁的摩萨台淡出政坛。

待到1944年摩萨台重返政坛，正值世界格局激烈重组、伊朗政坛和国运风雨飘摇。1949年，摩萨台牵头组建了伊朗最大、历史最悠久的民主反对派联盟——民族阵线。

民族阵线仅创始人就有20位之多，覆盖了民族主义、自由民主主义、社民主义、温和伊斯兰自由派、泛伊朗主义、社会党人等群体，是以中左翼为主、兼具世俗和伊斯兰元素的大帐篷联盟。

民族阵线的早期盟友包括：

伊朗人民党——伊朗最早的共产党，1941年获苏联支持重建，核心成员为恺加王族等上层知识分子，在知识分子和工人群体中支持网络广泛，代表人物为拉德马内什；

卡沙尼——伊斯兰宗教学者群体中支持摩萨台的代表人物（阿亚图拉），具有反资本主义和反外国压迫的民族主义立场，支持原教旨主义组织“伊斯兰敢死队”，以建立伊斯兰政府为理想，警惕世俗化的扩大；

扎赫迪——军方代表人物，出自礼萨汗领导的波斯哥萨克旅，时任内政部长，警惕、压制伊朗人民党及其代表的“反建制”激进运动。

摩萨台、民族阵线及早期盟友的治国价值理念各异，其共同交集就是致力于石油国有化——无论走向何方，这都是伊朗独立自主发展的前提。

1951年春，宗教原教旨主义组织“伊斯兰敢死队”连续刺杀了在石油国有化问题上态度偏软的首相拉兹马拉等政府和王室要员，引发政治动荡；同时摩萨台和民族阵线作为体制内反对派的人气和影响力日增，巴列维国王亦无法忽视其存在。

摩萨台的悖论：从民族英雄到众叛亲离

在别无更合适人选的情况下，1951年4月伊朗议会以79票赞成、12票反对选举摩萨台为首相，巴列维国王只能顺势批准。摩萨台政府成立后，旋即推出一系列偏左翼的国家改革方案：

将英伊石油公司国有化，取消该公司享有、1993年到期的石油租借权，没收全部财产；

通过1952年《土地改革法》，成立农村委员会，向地主征收20%的赋税，用于补贴雇农、建立发展基金，重罚不给雇农发工资、实施强迫劳动的地主（此举被视为要终结传统的封建乡村生态，以集体农业和土地国有制度取代，加强中央政府权力）；

要求工厂主给工人发放伤病津贴，建立失业补贴制度。

在政治层面，尽管摩萨台出身恺加贵族、曾投票反对废黜恺加国王，但他无意复辟旧王朝、也不想推翻巴列维君主制。这位议会制框架下的民选首相主张落实君主宪政，权归民选议会及其产生的政府，限制国王实权。

因此一方面摩萨台坚持索要宪法赋予首相的战争部长和参谋长任命权，另一方面在1952年巴列维国王面对全国性抗议束手无策，询问摩萨台自己是否应当退位时，后者拒绝了这一提议。

此外摩萨台并非社会党人或共产主义者（就连其反对者也承认摩萨台“反对共产主义”），不少人认为他在工业、农业领域的部分偏左福利政策是为了与伊朗人民党争夺工农议题的政治话语权。

对于摩萨台阵营而言，石油国有化、收回石油收入是落实其它各项政策的经济与财政基础，但讽刺的是国有化改革并没有充实国家财政，其导致的经济困境更成为埋葬摩萨台政府的根源。

英伊石油公司是英国唯一且最大的海外资产，伦敦更将伊朗石油供应视为国家安全（英国海军军舰使用石油燃料）的关键，所以在此前与伊朗政府的谈判中对租借权寸步不让。正是因为长期谈判无果，摩萨台决定单方面采取国有化行动。

英国当然不会束手就擒，旋即祭出反制措施：关闭在伊石油设施，撤走技术人员，告知所有运油船主在国际市场“拉黑”伊朗政府的收据，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告伊朗，与伊朗断交， 向波斯湾增派海军力量，以军事手段对伊朗实施事实上的石油禁运。

加上英国与国际同行达成协议，各家石油公司不来伊朗填补英国留下的“真空”，缺少技术力量的伊朗石油行业几乎完全停产，出现“阿巴丹（全球最大炼油厂）危机”：1950年到1952年，伊朗石油年产量暴跌96%（从66.4万桶到2.7万桶），国家收入锐减，通胀和失业率猛增。

反过来由于BP、沙特阿美等石油巨头在沙特、科威特、伊拉克等地区国家加倍增产石油，英国基本没有因伊朗的石油危机遭到负面影响。伊朗经济在制裁下崩溃，意味着摩萨台承诺的“石油国有化带来繁荣、增加收入”这一承诺破产，他在普通民众中的支持率逐渐下滑。

此后他提出的选举改革修改方案（给不识字农民投票权但权重低于市民）被否，1952年大选提前结束计票引发“操纵选举”的指责，与巴列维国王争权，使得民族阵线日益孤立、盟友的支持正在暗中动摇。

更具争议的，是摩萨台借助1952年全国抗议危机（7月事件）获得空前支持，要求获得“紧急专断权”。

在摩萨台与国王争权而短暂辞职后，新首相盖瓦姆更温和的对英政策与政教分离声明引发民众和宗教群体在全国各地的流血示威，卡沙尼更呼吁对盖瓦姆发出“圣战”。无奈之下，巴列维国王召回摩萨台、赋予其战争部长和参谋长任命权。

此后议会通过了摩萨台提出、只有一条的法案，赋予他6个月的紧急“专断法令权”，即摩萨台可以就财政、选举、教育、司法改革等事务自行通过任何他认为必要的法律。摩萨台希望借机绕开议会、贯彻九点改革、打破石油国有化的僵局。

6个月转瞬即逝，并不够用。于是摩萨台在1953年1月施压议会，将“专断法令权”再延长12个月。随着反对声和议会辞职潮加剧，摩萨台终于释放了在国内压垮自己的最后一根稻草：1953年8月发起关于解散议会的全民公投，在伊朗人民党支持、宗教群体反对的情况下，以99%支持率通过。

按照伊朗宪法，只有国王有权解散议会，摩萨台的做法不仅是挑战乃至“僭越”君主的法定权力，更公然违背自己此前最看重、最强调的宪法和宪政秩序，最终招致昔日盟友反目、令众多支持者失望并变成反对者。

到了此时，普通民众和巴扎商人认为摩萨台遭致自己经济处境恶化，自由民主派和温和左派（包括知识分子）批评他“毁宪独裁”，保王派、军方、宗教群体担心他践踏君主体制、背叛国王，特别是与伊朗人民党越走越近、要把国家完全“共产化”。民族英雄走向众叛亲离，其实是注定的结局。

长期以来，外界习惯于将美国中情局和英国军情六处视为摩萨台垮台的主要乃至唯一因素，但更多研究成果表明，没有伊朗国内范围广泛的反对力量参与，政变不会在五天内迅速成功。

无论是美英情报部门的舆论攻势，收买、鼓动抗议群体，支持 扎赫迪和军方围攻抓捕，还是说服政变期间短暂躲在意大利的巴列维国王同意更换首相，都是外部因素的间接作用。如若摩萨台路线具有足够的内部韧性，纵有大炮轰炸，未必能够轻易扭转（参考2026年的伊朗）。

回过头看，这位或许是近现代伊朗口碑最好的历史人物，其实从来都是矛盾与悖论的结合体：

出身恺加王亲，却成了巴列维王朝的最高“裱糊匠”；

凭借石油国有化登上政坛巅峰，却因贯彻石油国有化而迅速跌落；

希望用石油国有化实现国家富强，却让国家陷入更大的经济困顿；

作为法学家一生捍卫“宪政秩序”，却因“违宪”透支了最后的信任；

立场“反共”，希望建立西式宪政国家，却因“亲共”的怀疑成为冷战博弈逻辑的牺牲品......

缺乏自洽意味着走向内耗，而这种内耗不仅埋葬了摩萨台，更埋葬了伊朗现代化道路的另一种可能。

双输的赌博：另一种可能性的断送

与英国不同，美国在伊朗的目标诉求从一开始就超越了石油资产收益，而是基于冷战逻辑下的地缘战略考量——防止苏联控制，加强伊朗与西方联系。

例如，1950年沙特首开地区先例，与阿美石油公司达成对半分成协议。伊朗通过石油国有化方案后，美国亦不同意英国采取强硬措施，希望后者接受伊朗方案、英伊平分利润——牺牲石油收益、服务于伊朗石油进入国际市场和地区稳定的大局。

只是英国为了自己海外最大的资产利益寸步不让。到了1951至1952年，英国保守党重返执政，美国即将迎来艾森豪威尔政府，伊朗浮现政治危机苗头，宗教阵营的卡沙尼和军方的扎赫迪转向“倒摩”，美英立场开始接近：摩萨台可能正失去对局面的掌控。

另一方面，摩萨台虽非“亲共亲苏”，但也要为与苏联打交道留下余地，利用美苏两国相互制衡。一旦他的控制力日益衰弱，苏联长期支持的伊朗人民党势必接机扩大影响力，通过支持摩萨台加强对政府和政局的掌控。伊朗人民党和苏联是否会控制伊朗，正是美国是否“倒摩”的判断依据。

如果说杜鲁门政府只是认为形势日益严峻，但尚未下决心直接干涉，那么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判断则更加明晰：为了建构连接北约、中近东、东南亚的围堵苏联防线，毗邻土耳其的伊朗和阿富汗是重要一环，因此伊朗摩萨台政府是否“亲苏”，成为艾森豪威尔的首要关切。

艾森豪威尔刚走马上任，中情局注意到摩萨台的民族主义阵营与亲西方的国王阵营矛盾激化，而苏联又趁机做出改善苏伊关系的姿态。中情局对此的分析是：摩萨台一方面要争取伊朗人民党（和苏联）的仅有支持，另一方面与英国谈判妥协的余地非常有限（因此美国需要直接介入）。

美国不希望伊朗落入苏联手中，英国不希望英伊石油公司落入伊朗手中，但按照两国情报部门分析，只要摩萨台继续在位，这两点都将变为现实。1953年3月下旬最后一次谈判破裂后，美英两国达成最后共识：必须推翻摩萨台。

由此，做了两手准备的政变计划“阿贾克斯行动”迅速上马。中情局行动小组策动的舆论造势、暴力抗议、军方抓捕多管齐下，尽管摩萨台一度提前得知阴谋并早有准备，政变仍在5天内收效。8月20日，摩萨台投降、美英支持的扎赫迪被任命为新首相。

内外夹击下，以宪政民主化和民族主义潮流为代表的伊朗国家建设进程彻底终止。此后的伊朗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

摩萨德以叛国罪被判处3年徒刑，随后被软禁在家中度过余生（1967年逝世），众多政治盟友惨遭抓捕、监禁、处死，民族阵线和伊朗人民党遭到取缔；

亲西方的巴列维国王掌握实权、走向威权君主统治，在美国的支持下培训秘密警察组织萨瓦克，几乎将有组织的伊朗世俗反对派消灭殆尽；

巴列维国王暴戾、不当的统治得罪了几乎社会所有群体，美国推翻摩萨台、旋即享有伊朗石油利益和特权的现实，更令伊朗公众对美国和西方“幻灭”，反美情绪日益高涨——特别是1964年巴列维签署“投降法案”、赋予美国人治外法权，彻底将之前没有深度介入政治的霍梅尼推向了敌对面；

由于没有成气候的世俗反对派，巴列维国王唯一不敢消灭的教士集团和霍梅尼成了伊朗全国反国王民众的最大公约数和唯一精神寄托，于是乎26年后伊斯兰革命的爆发成为必然。

这场政变也改变了美国的冷战策略：一次仅花费70万美元的低成本行动能迅速颠覆一个外国政权，无疑是白宫眼中的成功范例。此后十年美国在多地区频繁如法炮制“隐蔽行动”（包括危地马拉、叙利亚、古巴“猪湾行动”），只是成效各不相同。

美英推翻摩萨台，美国获得了一时的石油和地缘利益，却因公然推翻民选政府和首相在伊朗公众的形象大跌。伊朗人不再信任美国，在别无依靠的情况下选择了霍梅尼。1979年后，抵抗轴心成为中东地区对美国最大的威胁。

回溯这场政变，美英伊三国对彼此至少存在三个相关的错误认知：

美国人因冷战思维混淆了伊朗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把摩萨台作为“亲共分子”推翻；

英国人误解了伊朗民族主义的本质与愿望，低估了摩萨台所承载的希望与能量；

伊朗人认为英国人邪恶、美国人仁慈，误以为美英不会联手，摩萨台一度希望“联美制英”，结果他所代表的路线遭到美英联合斩杀。

伊朗人后来对摩萨台有不满，但他们不想要倒行逆施的巴列维国王，更没有想到取代巴列维的是如今的伊斯兰共和国。

反过来，如果让如今的美国对比选择——现在令白宫痛恨又无奈的伊斯兰共和国，曾经“烂泥扶不上墙”的巴列维王朝，更早之前的摩萨台和他所代表的路线（民族主义、世俗化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国家），哪一个看起来更顺眼、更好打交道？

显然在1953年的德黑兰，大家做出了“双输”的选择。如今“政权更迭”的声音伴随着更直接、更粗暴、更猛烈的行动来袭，可此后的伊朗，是否会令各方觉得“明天将更好”？

历史无法假设也不会重演，但时间终将检验历史长河中的所有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