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观涛：三大现代价值的互相关系｜双体实验室

大家好，我是船长。

现代社会中，我们习以为常的“个人权利”“工具理性”“民族国家”究竟从何而来？为什么前现代社会的人从未面临身份认同的危机？答案藏在14世纪以来天主教文明的一场深层观念革命之中。

金观涛老师系统剖析了现代性三大基本观念的起源与内在结构。他指出，这三大观念互相维系，共同塑造了现代社会的行动逻辑。正是这两种超越视野的并存，催生了真正的现代个人——他不再臣服于任何一种社会有机体，而是可以自主选择超越视野的主体。工具理性由此被重新定义为两种超越视野的分离共存，它既推动了科学革命，又与道德信仰保持平衡。

然而，当个人从传统有机体中脱嵌后，普遍的认同危机爆发：个人需要回答“我们是谁”才能建立政治共同体。民族认同应运而生，成为整合现代国家的核心力量。这三大观念互相维系，共同塑造了现代社会的行动逻辑——从市场经济的无限扩张到军队的理性化科层组织。

图： 迈克尔·索瓦 《 搬家 》

三大现代价值的互相关系

文/金观涛

现代个人观念的结构

到17世纪，因两种分离共存超越视野的形成，源于唯名论革命的现代性萌芽终于在这两种超越视野共存的土壤中长成大树。现代性由三大基本观念组成：第一个是现代个人观念；第二个是立足于两种超越视野的理性精神，我将其称为“工具理性”；第三个是民族认同，现代社会再也不能用终极关怀来整合个体，认同危机随之发生，只能用民族认同来整合政治共同体。这三组观念互相维系，共同构成了现代价值系统。因其支配的社会行动和只有一种超越视野的轴心文明完全不同，在剖析其如何转化为新社会行动之前，必须先简述这三大基本观念。首先讨论个人观念。

个人观念是现代性的核心。现代个人观念和轴心文明中本已存在的个体观念有着根本差别。我之前指出超越突破使得个人可以从社会里走出来，意识到自己是可以独立于社会的个体。即使社会组织灭亡了，个体仍可以存在，并形成可凭自己意愿改变的组织。就“可以从社会中走出来”“独立于社会有机体”这两点而言，现代个人观念和个体观念是一致的。

它们的差别在于，个体独立于社会有机体必须诉诸某一种终极关怀，如基督徒已经是一个从社会中走出来的个体，但他不能摆脱基督教的终极关怀（对上帝的信仰），只是一个“出世的个人”。而现代个人观念中的“个人”是在两种分离共存的超越视野中形成的，个体终于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可以选择超越视野的主体。

个体如果要从社会有机体中走出来，他必须依靠某一种超越视野，所以就不能同该超越视野相矛盾。在该超越视野形成社会组织蓝图以后，个体组成可凭自己意愿改变的组织——“准社会”不能与该社会组织蓝图相冲突。因此，由个体组成的市场经济必须被嵌入社会有机体内部，它不可能从中脱嵌。现代个人观念中的“个人”就没有这一限制，两个不同的超越视野支持他独立于社会有机体。

在这一前提下，现代个人观念中的“个人”可以不服从任何一种超越视野的社会组织蓝图，由“个人”组成的可凭自己意愿改变的组织不再是“准社会”，也就不必嵌入社会有机体中，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起源了。现代个人观念中的“个人”会拒绝把应然社会想象成服从某一超越视野的有机体，甚至视社会为个人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这一点我会在之后详细展开。

图： 阿吉姆·苏拉伊 《 乌尔比诺的风景 》

如前所述，如果缺少入世的认知理性的超越视野，即使唯名论完成了对自然法的解构，“个体权利为正当”还不是现代个人观念中的“个人自由”。只有在入世的认知理性的超越视野中，拥有权利的个体才演化成现代个人观念中“占有的自我”或“表达的自我”，个人权利才具有终极正当性。因此，现代个人观念具有“人权”和“理性”两个维度：人权维度规定个人是权利主体；理性维度一方面倡导个人自由，另一方面注重其理性的认知精神。

正因为现代个人观念立足于两种分离共存的超越视野，我们在论述个人是一个具有不可剥夺的权利的主体时，千万不要忘记除了入世的认知理性，还有另一种超越视野的存在，即西方现代个人观念中的“个人”还必须接受希伯来超越视野对道德和法律的规定。由于从认知理性的超越视野一直不能推出道德，而一个“占有的自我”必须是一个有道德的、守法的自我，所以现代个人的道德和法律观念只能来自不同于认知理性的另一种超越视野。

这一点对理解人权的性质极为重要。不断有哲学家指出人权具有道德属性，有人甚至认为人权本身就是现代人的新道德。其实，这是不准确的，人权不同于道德。如果人权是一种新道德，它只能从认知理性的超越视野中推出。但麦金太尔（Alasdair C. Macintyre）考察了启蒙运动以来西方道德基础论证的历史，发现自17世纪至今，西方所有围绕道德基础的论证都是失败的。我和刘青峰曾指出，西方近现代对道德基础论证的失败和人权观念的最后形成（即个人权利是一种不等同于道德的正当性），实为同一件事的两个方面。

换言之，正因为从认知理性的超越视野中无法论证出道德基础，人权不可能成为该超越视野的道德。拥有权利的个人只能从不同于认知理性的超越视野中接受道德，因此我再三强调现代个人观念必须立足于两种超越视野。为什么从认知理性的超越视野中推不出道德呢？

休谟（David Hume）曾这样论证：“在我所遇到的每一个道德学体系中……不再是命题中通常的‘是’与‘不是’的连接，而是没有一个命题不是由一个‘应该’或一个‘不应该’联系起来的，……对于这种似乎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即这个新关系如何能从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些关系中推出来，应当列出理由加以说明。”休谟发现认知理性是在追求实然层面的事（即认识事实以及支配现实的法则）；道德则属于应然层面（即规定个人行为的规范）。从逻辑上讲，从实然是推不出应然的。

“实然”和“应然”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是当代哲学家公认的。因此麦金太尔将休谟的发现称为道德论证运动的墓志铭。由此可见，古希腊哲人认为可以从求知推出道德，是认知理性这一超越视野在当时尚不完善的表现。随着该超越视野的纯粹化，个人权利只能是不等同于道德的正当性。除了认知理性，现代个人还必须从另一种超越视野中接受道德和法律的观念。

我在之后将指出，只要人们不是那么清醒地意识到道德论证的失败，权利一旦转变为一种新道德，即认知理性可以被含混地视作趋向普遍规则的意志，并和道德联系起来。如此一来，权利不仅代表正当性，还带有某种“应然”和“善即道德”的性质，其后果就是现代性的危机，它有可能从理性主义走向科学主义，甚至出现用争取个人自由的名义取消个人自由的自我否定。

“工具理性”的重新界定

工具理性（means-endrationality）最早是由韦伯于1920年明确提出的，认为理性只是认识世界的客观规律和提供达到目的的手段，自然法则和主体及其要实现的价值（终极关怀）毫无关系。科学研究意味着把世界作为观察对象，通过观察（和理性思考）发现事实和客观世界的法则。工具理性把赋予对象价值的主体从科学和事实（真实性）中排除出去，实现了世界的除魅（认知理性只是获得客观对象的信息）。

据此，理性不仅不能推导出价值，甚至任何发现都和研究者主体没有关系。换言之，理性在某种意义上对人而言只是工具性的，它注重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管目的本身的价值和意义。正是通过对韦伯观点不断深入的研究和发挥，今天对工具理性更普遍的称谓是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这样一来，工具理性是来自古希腊罗马超越视野的认知精神和天主教神学相分离的结果，它是理性的去神学化或工具化，是现代科学观念成熟的象征。现在我将其准确定义为古希腊罗马认知理性（T3）和基督信仰（T1）的分离共存。为什么要重新定义？因为根据韦伯的定义，工具理性可视为T3排斥其他超越视野（如T1）。后面我将指出，它是启蒙运动对现代价值重构的结果：为了实现现代价值普世化，只强调它是认知理性（T3），和另一种超越视野无关；这使得T1和T3从分离共存变成大分离。

现在为了准确描绘现代性在加尔文宗社会形成的情况，我把工具理性定义为超越视野T3和T1（也可以是其他超越视野）的分离共存。它起源于唯名论革命导致的古希腊罗马的认知理性和基督信仰的二元分离。该过程十分形象地表现在刻画“理性”的词语Rationality意义形成的过程中。

今天的“理性”一词来自拉丁文Rationalis。我在前面已论证过Ratio除了指有别于感觉、意志和情绪的运用概念推理的能力，其主要意义是“计算”和“比例”。它是在17世纪开始普及的，泛指思考。但正是在其普遍运用的过程中，Rationality的意义和表达理性的另一个词Reason呈现出重大差别：那些拒绝天启作为理性（Reason）的人被称为理性主义者（Rationalists）。

图：让·戴维 《房屋在燃烧 》

由此可见，在西方前近代，理性（Reason）结合了希伯来宗教的天启和古希腊罗马的“计算”和“比例”。而由“比例”（Ratio）演化为现代理性（Rationality）的过程正是认知理性从天主教神学中分离出来（也就是理性的去神学化或工具化）的过程。

因为现代理性不包含宗教终极关怀，很多人在讨论现代性这一核心价值时，总是强调其无终极目标支配，只是达到目标的工具而已。我想指出这种理解的片面性。既然现代个人观念中的“个人”具有两种超越视野，那么由其规定的个人理性只是和天主教神学中的理性相分离，二者并非截然对立的关系。作为现代性的核心价值，无论工具理性多么工具化，它仍是存在于两种超越视野中的。我对工具理性的再定义是强调其整体结构，而不是仅仅关注它与天主教神学的大分离。

我经常用鲁滨孙的故事（Robinson Crusoe）来说明现代个人观念支配下的工具理性观念。鲁滨孙在荒岛中做的任何一件事情，都事先进行了充分的理性计算。如他动手做一条船之前，先计算自己是否有能力挖一条小河让其落水。鲁滨孙一方面具有高度的理性精神，另一方面表现出极强的基督信仰。没有基督信仰，他的理性精神就得不到安顿和发挥；但信仰不会干扰理性，基督信仰和理性是分离共存的。

众所周知，鲁滨孙是英国17世纪新教徒的象征。正是新教徒推动了17世纪的科学革命。前面我以牛顿力学的建立为例，证明科学革命是对笛卡尔哲学的继承，牛顿力学的形成十分形象地说明促使西方发生现代科技革命的工具理性，是和希伯来超越视野共存的精神，而不是指反对宗教的理性。新教徒和科学革命的关系就是典型例证。20世纪3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默顿（Robert Merton）读研究生的时候，就很关注科学史研究，尤其是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科学革命为什么会发生在17世纪的英国。

他发现当时的科学家大多是清教徒，因此想起韦伯关于新教伦理的论述。默顿把有关研究运用到科学史领域，建立了科学社会学这门新学科。近年来，科学史家对默顿命题作了系统考察，发现推动科学革命的是新教徒，而不一定是清教徒。也就是说，只要认知超越视野的理性和信仰呈二元分离的状态，就能促进科学革命的不断展开。现代科学本质上是存在于工具理性结构之中的。

现代科学技术观念并不是宗教的对立物，这从“科学”和“技术”这两个词形成的过程就能看出来。“科学”一词来自拉丁文Scientia，原意是“知识”。教皇革命后该词进入天主教神学体系，中世纪普遍认为“上帝是具有知识（Sciens）的主宰”。自17世纪起，Scientia开始和其他知识区别开来。Science是指“需要理论知识的技艺”，即它开始被用于指代“用数学方法认识自然律的知识”，它和“需要实用知识的技艺”（Art）是不可混同的。当科学与技艺拉开距离之时，同步发生的是Science和控制实验联系起来。

实验和魔法原本同时存在于天主教传统的新柏拉图主义中，“科学的”（Scientific，拉丁文为Scientificus）和“理论的”（Theoretical）或“证明的”（Demonstrative Proof）变得越来越不可区分。现代科学观念强调科学必须能被证明，受控实验是科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所谓受控实验，是为了验证（或提出）理论而做实验。如此一来，不仅实验和理论不可分割，而且在做实验的过程中，由于强调实验的可重复性和对实验条件的控制，人们逐渐意识到控制自然的重要性。

与此同时，技术亦开始进入认知理性的超越视野，并成为现代科学观念的一部分。“技术”（Technology）一词来自拉丁文Technologia，意为“有系统的处理”。17世纪，“技术”（Technology）本指“技艺”（Arts），二者的差别在于前者更注重技艺的系统性。只有通过科学实验，才能发现、发明层出不穷的新原理和新技术，使技艺系统化并与工匠的艺术脱离关系。

作为科学和技术的综合体，现代科技终于取代早期科学的位置。在以上对现代科学技术观念形成的描绘中，可以看到科学技术革命源于现代科学观念从宗教中独立出来，而不是用科学来推出道德、法律和人生终极意义，即科学成为新宗教。

我对工具理性的再界定是强调其背后有两种超越视野，两种超越视野的分离共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可以禁止理性去插手由信仰负责的事，从而保持科学技术和道德、法律的平衡。一旦取消信仰与理性的二元分离的结构，现代科学技术的观念就会变成科学主义。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会损害现代价值系统，甚至会对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构成障碍。

认同危机和民族观念

现代性的第三个基本观念是民族认同。何为“认同”？哲学上将个人对自我身份的认定称为认同。在传统社会中，个人认定自我身份从无问题，这从个体观念的基本意涵中就能看出。个体是个人借助某一种超越视野从社会中走出来，超越视野有社会组织蓝图，个体和社会组织蓝图设计的有机体是不相矛盾的。传统社会的个人虽然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可以独立于社会的个体，但是也认为自己是社会有机体的一部分。个体从社会有机体中获得明确的身份，从来不会有身份认同的危机。

回顾一下前面的内容，哪个轴心文明曾有过身份认同的困难？没有。个体只要立足于超越视野来想象社会，总能确定自己的身份。印度人明确自己属于哪个种姓，以及哪些人共同构成“我们”；中国人知道自己属于哪个家族，了解自己在家族中的位置，以及本家族和家国同构体的关系；古希腊公民用城邦来界定自己属于哪个政治共同体。西方封建社会更为典型，每一个人属于某一身份等级，共相（身份等级制）规定了个体身份，还指出个体在存在之链中的地位。每一个个体都是根据各种共同体性质来明确“我是谁”。

在唯名论革命摧毁共相真实性的时候，天主教文明就开始出现个体身份认同的困难了，但在现代个人观念普及以前，还不至于出现认同危机。因为当时的个体仍未能彻底脱离基督教的超越视野，个体与其他基督徒一起构成“我们”，社会依旧是由基督徒组成的社群。一旦现代个人观念代替了个体观念，史无前例的认同危机发生了，因为其背后有两种分离共存的超越视野，单一超越视野规定社会有机体的机制出现障碍，现代个人甚至会拒绝承认社会是由某一超越视野规定的有机体。而且，在个人意识到自己是可以选择超越视野的主体以后，个体再也不会依据传统社会的组织蓝图来界定自己的身份了，现代社会因此出现了普遍的认同危机。

然而，个人一定要明白自己属于哪个社群，这不仅是个人心理的需要，亦是建立政治共同体的前提。现代社会是由一个个独立个人建立的契约社会，哲学家波普尔（Karl Raimund Popper）据此认为现代社会的建立根本不需要个人之间的交往。

为了说明这一点，他曾作过如下想象：现代社会中任何两个人可以永不见面，他们在交易时可以蒙面并用篮子从对方处接收交易物品。当时还没有网购，波普尔的确指出了现代社会的某些特征。但波普尔不知道，即使如他界定的那样，现代社会是一个可以把个人和群体绝对隔离的组织，个人仍需要知道自己属于哪个政治共同体。否则，契约社会无法建立。

图： 凯·赛奇 《 独角兽们降临到大海 》

只要由个人建立的各种契约组织不互相矛盾，它们必须实现法治。社会整合需要法律，而法律是所有人一起订立的契约。这里的“所有人”指的不是全人类，而是愿意在同一政治共同体中生活的个人。因此，在制定法律时，必须先明确哪些人属于同一政治共同体，可以一起立约。

换言之，在建立一个政治共同体之前，必须先让其成员明确自己属于哪个政治共同体，“何为我们”的观念因而对现代个人是必不可少的。现代个人具有两种分裂的超越视野，在社会有机体瓦解的时候，他必须用新的观念来确定“何为我们”，以组成新的政治共同体。正是在克服认同危机的过程中，民族认同和民族主义出现，并成为与现代个人、工具理性相配套的现代观念。

民族自古以来就存在，为何民族认同是现代观念？传统社会就没有民族主义吗？原因在于，传统社会的政治共同体从属于超越视野规定的社会有机体，民族这一个体的共同特征和建立政治共同体不一定有关。在现代个人观念和工具理性观念确立以后，两种分离共存的超越视野无法再规定社会有机体，只能用民族认同来建立政治共同体，现代民族国家从此诞生了。民族国家的准确定义正是独立个人组成的政治共同体（即国家），基于此的民族主义和传统社会的民族情感也不是一回事。

在此，我们不可能详细叙述民族认同如何出现并把现代个人凝聚成政治共同体。我要指出的是，现代性三大基本观念是一个互相联系的整体。其中，现代个人观念和工具理性先确立，民族认同和民族主义都是顺应着它们带来的日益深重的认同危机而成长起来的，其目的是用现代个人观念和工具理性来建立政治共同体。现代性三大基本观念一旦成熟，便立即成为社会行动的基本驱动力，轴心文明的社会行动（从性质到整体结构）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新价值的力量

新价值如何转化为社会行动？在前面的讨论中，我讨论了具有一种超越视野的轴心文明中观念如何转化为社会行动：一是超越视野规定社会组织蓝图，用其想象的应然社会塑造社会有机体；二是建立在超越视野之上的基本观念（如个体）形成可凭个人意愿改变的组织。

一旦轴心文明同时具有两种超越视野，并在其上建立了现代个人观念、工具理性和民族观念，其社会行动立即呈现出如下差别：第一，因两种超越视野同时存在，超越视野再也不能规定社会有机体，这一进程被民族国家的建立所取代；第二，建基于工具理性和现代个人观念的各种组织纷纷从社会有机体中脱嵌而出。我先讨论第二种社会行动，下一讲再分析第一种社会行动。两者的互相结合就是现代社会的形成。

我在上一节已讨论过工具理性和传统社会理性的不同，它具有扩张性，其结果是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同样地，现代个人建立的可凭自己意愿改变的组织是社会（我们记为S），它和个体建立的“准社会”的最大不同就是前者具备不断扩张的能力。在传统社会中，个体臣服于社会有机体，建立在个体交换之上的市场组织自觉地嵌入社会有机体内部，它缺乏不断扩张的动力。

例如西方中世纪城市中的作坊，它们很少为谋利而主动扩大销量，甚至不是完全根据社会需要来安排生产。因为作坊的日常活动必须符合行会规定，如雇工人数、雇工工资和学徒年限等。行会规定正是社会有机体的秩序，市场的需求必须被纳入有机体的种种限制之中。

波兰尼把传统社会的市场经济归纳为生产者是为“买”而“卖”，买多少取决于社会有机体限制下社会的需求。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生产者是为“卖”而“买”。“卖”本身由生产者不断追求利润的动机驱动，它倾向于超越任何对“卖”的限制，“买”在“卖”的带动下不断扩张，市场具备了无限扩张的动力。这源于现代个人的本性，即现代个人观念中的“个人”把追求利润视为自身的正当权利，并不承认任何有机体对市场扩张的束缚。

图：安东尼奥·达科斯塔 《 忧郁》

波兰尼在《巨变》这本著作中详细讨论了建立在现代个人观念之上的经济自由主义和重商主义如何推动市场经济一步步冲破社会有机体的限制。他指出：西方现代社会的市场化所依靠的绝不是传统社会的市场机制，而是现代观念的力量。市场扩张碰到的最大障碍是劳动力不能成为商品，因为个人被固定于各种社会关系中。英国19世纪劳动力市场的形成是因为政府废除了1601年颁布的《济贫法》，其动力来自经济自由主义。

换言之，如果没有建立在现代个人观念之上的经济思想，《济贫法》这一把个人限制在社会有机体中的法令是不会被废除的，劳动力市场是不可能形成的。从16世纪到19世纪，正是由于现代个人观念的确立，建立在其上的经济思想冲破了社会有机体的限制，扩张性的现代市场经济最早在新教社会出现了。

在两种分离共存的超越视野下，应然社会不再是由超越视野决定的有机体。任何具有特定功能的社会组织均可被视作一架机器，该组织的成员也只是这架机器的一个部件。如果建立社会组织的目的是要实现某种功能，最有效的办法是将其成员视作实现该功能的部件。在传统社会中，个体的有机体属性会禁止社会组织对个体角色的塑造。但现代个人再也不是传统社会有机体的组成部分，他实现了“去有机体化”，因此很容易扮演机器功能规定的角色。而且人是可以替换的，机器功能不依赖特定个人，其结果是现代社会机器的形成和不断扩张。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军队现代化。荷兰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准现代社会”，当时面临西班牙的巨大压力。莫里斯亲王（Maurice of Nassau）建立了现代军队，他在军队中推广了三方面的改革：一是用铁铲来掘防御沟，在此以前，挖沟被认为是胆怯的行为；二是将火绳枪的装弹和射击分解为42个基本动作，为每个动作拟定名称和发令词，以指导士兵们练习火绳枪的装弹和射击动作；三是训练士兵以整齐的步伐行动，并把训练变成军事行动必不可少的部分。

这些措施在以往的欧洲军队中从未有过，其本质在于不再把军队看作有机体，而是将其视为特定功能的机器，士兵和军官都是实现军事机器功能的可替换的部件，这亦可称为军事行动的理性化。自此以后，现代军队的建制开始出现，一营为550人，营分为连，连分为排。军队不再是勇士的集合，它变成一部接收指令后行动的机器。今天的军队在物质、科技水平上远远超过17世纪，但就其组织背后的观念而言，二者是一样的。

事实上，把社会组织视为机器，不仅出现在军事领域，还出现在17世纪以后所有的组织建构中，例如公司、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等。社会学家称之为组织的科层化和社会行动的理性化。我要强调的是：在理性化的背后正是社会组织不再被当作有机体，它一方面表现为社会组织方式的机器化，另一方面是现代个人组成可凭自己意愿改变的组织，可以不受限制地扩张。传统社会有机体在其挑战下最终走向解体。

至此已经讲了太多观念变化的内在逻辑，现代性的起源似乎全由观念系统变化的内在逻辑规定，但这只是一个错觉。无论是唯名论的普及，还是古希腊罗马超越视野在天主教神学中的凸显，抑或是希伯来超越视野纯粹化所导致的天主教神学中两种超越视野的分离，都是在历史事件和观念系统的互动中实现的。我之所以把分析聚焦在观念系统变化的内在逻辑上，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把握现代性的整体结构，理解现代观念支配的社会行动与传统社会的不同之处，进而为下几讲内容打下基础。

只要回到14世纪天主教文明演化的大历史脉络中，就可以发现：上述现代性起源的整个过程都是社会变迁和观念系统互动的结果，主导新观念系统形成的历史过程，就是现代社会形成前夕发生在天主教世界的三件大事：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宗教战争。

本文系摘选自《轴心文明与现代社会：探索大历史的结构》一书第四章节第4节。为便于阅读，部分段落做了拆分和删减，推文标题为编者所拟，学术讨论请以原文为准。文中部分配图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公众号后台删除。

内容编校：睿扬

编发 审定：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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