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共叛徒，没有价值后被敌人枪决，临刑前却大喊：共产党万岁

1951年2月5日清晨，嘉陵江上白雾翻滚，歌乐山脚下的刑场传来断断续续的《国际歌》。两名押赴行刑的囚犯在寒风里高唱，周围的士兵看得皱眉；几分钟后，枪声结束了一切。这两个人，一个叫刘国定，一个叫冉益智。枪声落定，旁观者心里五味杂陈：几年前，他们正是靠一张张名单、一场场供词，将无数同志推进渣滓洞与白公馆的地牢。

回到1947年冬。川东游击根据地连成片，解放军正沿嘉陵江、涪江步步挺进。重庆地下党为配合前线，着手策划城市武装起义。敌伪情报网却在暗处搜寻破绽，恰在此时，“挺进报”印刷点泄露。特务机关循着线索，先后逮住了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和副书记冉益智。两人本可咬牙抵死不招，可现实并没给他们那么大的胆量。

刚被捕时，刘国定拍着胸脯只承认“候补党员”。电刑一通，他便松口，接着把分管的电台支部、经济小组、808县支部统统抖出。冉益智更是反复无常——一个劲儿点名交代，甚至连曾在一起喝过茶的外围青年也没放过。公安厅档案里，冉的口供从药房伙计写到报馆学徒，密密麻麻，像一张撒在重庆上空的细网。

有意思的是，冉益智并非“红二代”出身。他在1936年混入国民党，靠写“党政周刊”混工资，后来因为地方派系火并而坐过牢。那段牢狱生涯让他尝过生命脆弱的滋味，也埋下了逃生至上的心理阴影。1948年4月，他在北碚一家小饭馆被特务摁倒在地时，只说了一句话：“只要能活，我什么都给你们。”此后，他的“合作价值”被攫取殆尽，却也把自己推向更深的深渊。

对比之下，许多被他出卖的同志选择了另一条路。江竹筠——后来人们熟知的“江姐”——就是冉益智连夜供出的“重要嫌疑人”之一。她在渣滓洞受尽电刑、竹签钉爪，却始终咬紧牙关，留下一句“毒刑拗不过钢铁意志”。在监狱里，江竹筠和狱友们偷偷辨认起叛徒的脚步声，最常被提到的名字便是“冉益智”。有人咬牙切齿地说：“若有来世，决不让他再活一天！”话音未落，却又只剩寂静与铁锁声。

敌人对冉益智的信任并没维持多久。解放军的炮火逼近山城，宪兵司令部内部开始焦躁。特务头子徐远举盘算着带走核心机要，其他“可替换零件”则随时可以抛弃。冉益智心里发虚，多次暗中递条子给山城地下党，乞求宽恕。条子上最多的一句话是：“愿意将功折罪。”然而，组织不再回信，他只能像幽灵般藏在北碚与江北一带的小巷，靠老朋友接济。

1949年10月1日，北京传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渣滓洞的铁门后，囚歌四起；黄竹林的密探却忙着销毁档案、转移犯人。江竹筠在11月夜色中，被押往歌乐山小路尽头。枪声前，她并未回头，只把红色毛衣往紧了紧。徐远举多年后回忆，审讯记录对她几乎为空白，“我们从她嘴里没抠出一个字”。特务终生忌惮“八千湖南女教师的女儿”那双冷静的眼睛。

与此同时，刘国定丢了尚未花完的洋行生活，一个人扑向成都，希望趁乱逃去香港。缺钱、缺路条、缺船票，他无计可施，只得参加解放军入城欢迎队伍，混在人群中呼口号。旁边的地下党员认出他，心底却冷笑：这张熟脸在审讯室里吐出过多少名字，他们记得一清二楚。一个月后，刘国定主动投案，试图“认罪立功”，把责任一股脑推回给“形势险恶”与“敌人酷刑”。

再说冉益智。1950年春的一天，他在朝天门找人打听去台湾的途径，偏偏碰见了早已自首的军统西南特区副区长李修凯。对方掏出公文，冲他吼：“别想跑！”几名解放军士兵闻声上来，重重把他按在石阶上。冉益智想把口袋里的最后一张百元券递给对方，却被喝止：“留着路上买纸钱吧！”

案件移交公审时，法庭列举出他的十二大罪状：一次供出党员三百余人，致牺牲者数十；搜刮组织经费数十万元；胁迫多人写悔过书；并参与制造斩立决黑名单。冉百般狡辩，自称“思想动摇，罪不至死”。公审会场里，一位幸存者一句“你害死我弟弟”让他再无话说，低头涕泣。

判决刚落，山城街头贴出布告，刹那间成为众矢之的。市民奔走传诵：那个眼镜男要偿命了。有人拍手称快，也有人疑惑：这样的家伙，为何最后竟高喊“共产党万岁”？对此，审判人员的解释是，“人到绝境，有人会想讨饶，也有人想赎罪，他大概是后一种”。到底是真忏悔还是求生不得的挣扎，无人能给定论。

行刑队上膛的瞬间，刘国定扭头看了看山城方向；冉益智抬起头，声音嘶哑却清晰：“共产党万岁！”子弹呼啸而出，他们的身影在尘土中僵住。须臾之间，尘埃落定，革命烈士的血债有了交割。对照不屈者与屈服者的结局，旁观者心里自然有一杆秤。

值得一提的是，断头斩不断因果。冉益智留下的儿子，长大后搬不走，仍住在黄桷垭那幢旧宅。户籍栏里“叛徒子女”五个字，像烙印一样跟了他半生。招工政审没过，参军体检也被刷下，街坊虽同情，却无能为力。历史的平均主义从不温柔，它记录功过，也让后人背负回声。

再回望渣滓洞墙上的弹痕，会发现一道冷峻现实：在那场生死考卷里，有人用生命交卷，有人用供词苟活。刘国定、冉益智死后多年，他们突兀的“万岁”呼喊依旧被偶尔提起。有人说那是一声迟到的忏悔，也有人说那不过是临终前的心理寄托。无论解读如何，更大的意义在于提醒后人：革命并非浪漫传奇，而是生与死、血与火的抉择。

这段往事冷酷甚至残忍，却给后来者留下两行清晰的注脚。一行写着忠诚的代价，一行写着背叛的成本。被俘虏的体肤可以被撕裂，信念却能像山城雾气般弥漫；相反，交出的不仅是名单，还有自己的灵魂。当满城红旗飘起时，革命者被迎回光明，叛徒却已经没有立足之地。枪声终止于1951年的冬日，却在史册里留下回响，提醒每个后来人：道路可以曲折，方向不能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