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下去，还是当叛徒？二战苏德战争里最尴尬的一群士兵

1944年6月22日，白俄罗斯前线，凌晨2点。

米哈伊尔·彼得罗夫把脸贴在冰冷的战壕壁上，听着远处苏军阵地传来的坦克轰鸣声，攥着老旧毛瑟步枪的指节，已经因为用力而泛白。

他的钢盔上印着德军国防军的鹰徽，身上穿着洗得发白的德军灰色制服，可他是个土生土长的乌克兰人，一年前还是苏联红军的一名列兵。

90分钟后，苏军巴格拉季昂行动的炮火将准时落下。他所在的德军第628东方营，被放在第4集团军防线的最前沿，直面苏军近卫坦克集团军的主攻方向。

身边的战友和他一样，都是从德军战俘营里走出来的苏联人。他们没有反坦克炮，每个班只分到2支一次性的铁拳火箭筒，口粮只有德军正规部队的六成。

德军的正规师，在他们身后十几公里的第二道防线里。

米哈伊尔心里比谁都清楚：如果苏军冲过来，他们会被当成叛国者，当场枪毙；如果他们撤退，身后的德军督战队会立刻扣动扳机。

往前是死，往后也是死。

他不会知道，这场战争里，有超过80万和他一样的苏联公民，为德军服役，其中15万人被编入了分散在东线各处的东方营。他们成了二战中最被遗忘的边缘群体——苏联的史书里，他们是十恶不赦的叛国者；德国的战史里，他们是一触即溃的懦夫。

两边的历史，都默契地抹去了他们的名字，只留下了片面的标签。

没有人问过，他们为什么会穿上敌人的制服；没有人知道，他们在战场上经历了什么；更没有人记得，战争结束后，他们迎来了怎样的结局。

战俘营里的生死选择题：活下去，就要背上叛国的骂名

很多人以为，这些穿上德军制服的苏联人，都是天生的叛国者，是狂热的纳粹追随者。但历史的真相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的选择，始于德军战俘营里的绝境。

1941年6月巴巴罗萨行动打响后，苏军在战争初期全线溃败，数百万士兵被德军俘虏。在纳粹的种族主义思维里，斯拉夫人是“劣等民族”，苏军战俘根本不配得到《日内瓦公约》的保护。

德军的战俘营，成了名副其实的人间地狱。战俘们被关在露天的铁丝网围栏里，没有营房，没有足够的食物，冬天没有御寒的衣物。1941年的冬天，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就有超过100万苏军战俘在战俘营里冻死、饿死、病死。根据战后纽伦堡审判的官方数据，二战中被德军俘虏的570万苏军士兵，有超过330万人死在了战俘营里，死亡率高达58%。

米哈伊尔就是这数百万战俘中的一个。1943年的哈尔科夫战役中，他所在的部队被德军击溃，腿部中弹的他被俘，送进了乌克兰境内的一处战俘营。在战俘营的8个月里，他每天只能领到200克发霉的黑面包，喝着浑浊的生水，身边的战友一个接一个地死去。

“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推推身边的人，看看他还有没有呼吸，”米哈伊尔在战后的口述回忆录里写道，“冬天的晚上，我们几十个人挤在一个土坑里取暖，第二天早上，总有几个人的身体已经冻硬了。我看着自己中弹的腿一天天烂下去，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要活下去，我要回家见我的妈妈。”

1944年初，德军的征兵军官来到了战俘营。他们告诉战俘们：只要愿意加入德军的东方营，就能得到充足的食物、干净的住所，伤兵能得到治疗，战争结束后就能获得自由。

这不是什么慷慨的邀请，是绝境里唯一的选择。要么留在战俘营里等死，要么穿上德军的制服，为曾经的敌人作战，背上叛国的骂名。

米哈伊尔几乎没有犹豫就签了字。和他一起签字的，还有战俘营里一半以上的人。

他们的动机各不相同：有人和米哈伊尔一样，只是单纯为了活下去；有人是1933年乌克兰大饥荒的幸存者，对斯大林的集体化政策恨之入骨；有波罗的海三国的民族主义者，把德军当成了摆脱苏联统治的希望；还有高加索地区的少数民族，想要借着德军的力量实现民族独立。

他们中，有双手沾满平民鲜血的战犯，有狂热的反苏分子，也有只想活下去的普通士兵。有人在后来的清剿行动中对着村庄开枪，也有人偷偷给游击队传递情报。在非黑即白的战争里，他们的选择从来都不是单一的。

只是当时的他们都不知道，这个为了活下去做出的选择，最终会把他们带进更深的地狱。他们以为签下名字，就能抓住活下去的救命稻草，却没想到，这根稻草的另一头，拴着更沉重的枷锁。

其实从一开始，德军对这些“东方士兵”，就充满了根深蒂固的歧视与不信任。

1941年12月，德军陆军总司令部正式批准组建“东方志愿兵连”，用于后方清剿和辅助任务；1942年3月，随着东线兵力缺口越来越大，希特勒正式批准将其扩编为营级单位，定名“东方营”。但他同时定下了铁律：所有东方营必须以营为单位，分散配属给德军正规师，绝对不允许组建军、师级的成建制部队；营长、副营长必须由德国军官担任，苏联籍士兵永远没有晋升到营级的可能；东方营优先部署在防线侧翼、后方清剿游击队，绝对不能放在核心主攻方向。

在德军的眼里，这些东方士兵从来都不是战友，只是用来填补防线缺口的物品，是用完就可以扔掉的工具。他们就像一个手里拿着破碗的乞丐，一边嫌弃碗脏，一边又只能靠这个碗盛饭吃——纳粹一边骂斯拉夫人是劣等民族，一边又不得不靠这些“劣等人”填补防线的漏洞。

一边骂你劣等，一边要你挡枪：德军与东方营的畸形共生

1944年春天，米哈伊尔伤愈后，被编入了德军第4集团军下属的第628东方营，派往白俄罗斯前线。

这个营额定编制900人，实际兵力只有540人，其中80%都是前苏军战俘，只有几十名德国军官和士官。他们的武器五花八门：有一战时期的Gewehr 98步枪，有从苏军手里缴获的莫辛纳甘，还有少量冲锋枪，弹药型号不统一，每个人只分到了30发实弹。他们没有重机枪，没有反坦克炮，唯一的反坦克武器，就是十几支一次性的铁拳火箭筒。

他们的防线，被放在第4集团军防线的最前沿，一片无遮无拦的开阔地，正对着苏军可能发起进攻的方向。而德军的正规装甲师，在他们身后十几公里的地方，构筑了第二道防线。

米哈伊尔在日记里写道：“德国军官在训话里说，我们是帝国的战友，要一起保卫防线。但我们心里都清楚，我们就是他们扔在前面的肉盾，用来消耗苏军的炮弹和坦克。他们根本不信任我们，营房外面有德军的岗哨，我们的信件要被拆开检查，我们连离开营地的权利都没有。”

这不是个例，而是所有东方营的常态。

到1943年底，德军已经组建了98个东方营，分散配属在东线的各个步兵师里。从1942年开始，东线几乎每一个德军步兵师里，都有东方营的部队，到1943年，东线德军的步兵单位里，有近10%的士兵是东方志愿兵。

德军的战争机器，早就已经离不开他们看不起的“东方人”了。他们让东方营的士兵守防线、清剿游击队、运输补给，把日耳曼士兵抽出来组成突击部队，去打主攻。没有这些东方营的士兵，德军根本撑不住1943年之后的东线防线。

但他们给这些士兵的待遇，却永远是最差的。东方营士兵的口粮，只有德军正规士兵的60%；冬装、靴子、药品，永远是最后才轮到他们；很多东方营的士兵，到了冬天还穿着单衣，只能从战死的苏军士兵身上扒衣服御寒。

更让他们绝望的，是永远没有出头之日。哪怕你作战再勇猛，也永远只能做到连排级士官，不可能成为军官，更不可能进入德军的指挥体系。在纳粹的种族等级里，他们永远是低人一等的“东方劣等人”。

德军一边把他们当成炮灰，一边又疯狂地指责他们“作战不力”。1943年7月，几个东方营在东线的防御战中溃败，希特勒勃然大怒，下令要解除所有东方营的武装，把他们送去做苦力。最后还是陆军总司令部的将领们劝说他，东线的兵力缺口已经无法填补，这些东方营哪怕只能承担后方警戒任务，也能为正规军节省出大量兵力，希特勒才收回了命令。

他们就像德军手里的一块抹布，用的时候拿过来擦脏东西，用完了就嫌脏，随手扔在一边，还要骂一句“没用的东西”。

但德军永远不会承认，东方营的溃败，从来都不是因为他们懦弱，而是因为德军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让他们打赢。他们把这些士兵扔在最危险的防线上，不给重武器，不给补给，不给支援，却要求他们挡住苏军的坦克集群和炮火覆盖。

1944年6月22日凌晨3点，米哈伊尔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苏军2.4万门火炮同时开火，炮弹像暴雨一样砸在了东方营的阵地上。

90分钟的饱和轰击，把他们的战壕、火力点彻底夷为平地。米哈伊尔趴在散兵坑里，耳朵里全是轰鸣声，泥土像下雨一样砸在他的钢盔上，散兵坑塌了一半，很多人连惨叫都没发出来，就被活埋在了泥土里。炮火停下来的时候，他所在的连，120个人只剩下不到40个还能站着的人。

炮火延伸的瞬间，苏军的T-34坦克集群，带着步兵冲了过来。德国军官给他们下达了死命令：所有人冲上去，用铁拳击毁坦克，不许后退一步。

但这个下达命令的德国军官，在炮火准备结束的时候，就坐着吉普车，向后撤退了。

溃败的黑锅，永远由他们来背：东方营的战场宿命

米哈伊尔和剩下的战友们，抱着铁拳火箭筒，冲了出去。

但他们面对的，是上百辆坦克组成的钢铁洪流。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还没冲到离坦克30米的有效射程内，就被坦克的同轴机枪和伴随步兵打成了筛子。有几个士兵冲到了坦克旁边，引爆了铁拳，和坦克同归于尽，但更多的坦克，从他们的尸体上碾了过去，继续向前推进。

战斗只持续了不到2个小时，第628东方营的防线就彻底崩溃了。活着的士兵四散奔逃，米哈伊尔跟着几个战友，钻进了路边的树林里，躲过了苏军的进攻，也躲过了德军督战队的枪口。

他们的溃败，不是个例。巴格拉季昂行动打响的第一天，德军中央集团军群防线的多个薄弱缺口，都出现在东方营与仆从国部队的驻防段。不到一周的时间，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的防线就被彻底撕碎，28个野战师被全歼，约30万德军战死，15万人被俘。

战后的德军战报里，把这场惨败的责任，几乎全部推给了东方营和仆从国部队。他们骂东方营的士兵是“懦夫”“叛徒”“一触即溃的废物”，说是他们的溃败，导致了整个防线的崩溃。

但他们绝口不提，这些东方营的士兵，手里只有步枪和一次性的火箭筒，要面对的是苏军的坦克集群和饱和炮火；他们绝口不提，德军的正规师在他们身后十几公里的地方，全程只提供了寥寥无几的炮火支援，没有派出一兵一卒的增援；他们更绝口不提，是德军自己把这些部队扔在了最危险的地方，当成了拖延苏军进攻的炮灰。

早在两年前的诺曼底登陆战中，同样的剧本就已经上演过。1944年6月，盟军在诺曼底登陆，驻守在海岸防线的德军第243步兵师、第709步兵师里，配属了大量东方营的部队。这些士兵首当其冲面对盟军的登陆炮火，防线崩溃后，又被德军骂成了“懦夫”。

最传奇的朝鲜士兵杨景钟，就在其中。他18岁被日军强征入伍，诺门罕战役中被苏军俘虏加入苏军，苏德战争中被德军俘虏后，加入了东方志愿兵部队，被派往诺曼底驻防。诺曼底登陆中，他被美军俘虏，一生三次被俘，两次被迫更换阵营，在战争的洪流里，像一片落叶一样，身不由己，连自己的命运都无法掌控。

这就是所有东方营士兵的共同宿命：打赢了，功劳是德军正规部队的；打输了，责任全是他们的。他们不仅要在战场上当炮灰，还要在战后的战史里，当德军惨败的替罪羊。

从树林里逃出来的米哈伊尔，最终还是被德军的巡逻队抓住了。他没有被枪毙，而是被编入了另一个东方营，派往了更西边的防线，继续当炮灰。

他在日记里写道：“德国人骂我们是懦夫，可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们不是怕死，我们是怕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我们为了活下去，穿上了这身制服，可到头来，还是只能等死。我们就像被扔在两军阵前的肉盾，往前是苏军的坦克炮火，往后是德军督战队的枪口，无论往哪个方向走，都是死路。”

1945年1月，苏军发起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德军全线溃败。米哈伊尔所在的部队，再次被放在了防线的最前沿。这一次，他没有再冲锋，也没有再逃跑，而是趁着混乱，扔掉了德军的制服和钢盔，混进了逃难的平民队伍里。

他只想回家，回乌克兰的老家，见他的妈妈。他以为，只要扔掉这身德军制服，就能摆脱叛国者的身份，就能回到过去的生活。

但他不知道，战争就算结束了，他的地狱也才刚刚开始。无论他怎么选，他都已经站在了两边世界的夹缝里，再也没有了回头的路。

战争结束了，他们连投降的资格都没有

1945年5月8日，德国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结束了。

整个欧洲都在庆祝战争的终结，可对于东方营的士兵们来说，战争的结束，不是解脱，是更恐怖的命运的开始。

战争末期，绝大多数东方营的部队，都跟着德军向西撤退，他们不敢向苏军投降——他们知道，作为叛国者，向苏军投降，等待他们的大概率是枪毙。他们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了向美英盟军投降上。

米哈伊尔就是其中之一。他一路向西逃难，1945年4月，在德国境内向美军投降。他以为，盟军会把他当成普通的战俘，战争结束后就能放他回家。

但他和所有东方营士兵都没想到，根据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会议上达成的协议，所有苏联国籍的现役武装人员，无论是否自愿加入德军，都必须被强制遣返回苏联。美英虽然后期对少量非俄罗斯族、未参与战争罪行的人员给予了豁免，但绝大多数东方营士兵，都没能躲过被遣返的命运。

1945年6月，米哈伊尔和其他几千名东方营士兵一起，被美军移交给了苏军，被押上了返回苏联的闷罐火车。和他一起被遣返的，还有弗拉索夫中将和他的俄罗斯解放军——这支1944年正式组建的、由前苏军将领领导的伪军部队，最终还是没能逃过被遣返的命运。

回到苏联之后，他们全部被关进了内务部的监狱，接受审判。等待他们的，是苏联刑法第58条的叛国罪指控。

弗拉索夫和他的主要军官，被苏联最高军事法庭判处绞刑，1946年8月，在莫斯科的卢比扬卡监狱被执行。而普通的东方营士兵，绝大多数被判处10-25年的劳改，送往西伯利亚的劳改营，那里的环境，和当年德军的战俘营一样恶劣，很少有人能活着服完刑期。

还有一部分被认定为“罪行严重”、参与过屠杀平民的士兵，被直接判处了死刑，在监狱里被枪决。

米哈伊尔因为只是普通士兵，没有参与过战争罪行，最终被判处了15年劳改，送往西伯利亚的科雷马劳改营。

在劳改营里，他遇到了很多和他一样的东方营士兵。他们中，有人是为了活下去才加入德军，有人是为了反抗斯大林的统治，有人只是被裹挟着上了战场。但无论他们的动机是什么，最终的结局都是一样的：在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里，日复一日地做苦役，在绝望里熬日子。

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劳改营里只活了一两年，就因为劳累、疾病、寒冷，死在了西伯利亚的冻土上，连名字都没有留下。

也有极少数的东方营士兵，躲过了遣返，留在了西欧、美国，甚至南美。他们隐姓埋名，一辈子不敢告诉别人自己的过去，一辈子活在叛国者的阴影里，再也没能回到自己的祖国。

他们就像战争结束后被扔掉的旧军装，两边都不肯认领，最终只能被扔在历史的角落里，慢慢腐烂、被遗忘。

1960年，米哈伊尔因为在劳改营里表现良好，被提前释放了。

他回到了乌克兰的老家，可他的妈妈早在1943年，就死于德军的轰炸。家里的房子早就塌了，村子里的人都知道他曾经加入过德军，对他指指点点，骂他是叛国者。

他在村子边缘的空地上，盖了一间小木屋，一个人住了下来，一辈子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他很少和人说话，从来不和别人提起战争里的经历，只是每天坐在门口，看着远方的田野，一坐就是一下午。

1992年，米哈伊尔在自己的小木屋里去世了，享年69岁。他去世的时候，身边只有一本写满了字的日记本，记录了他从被俘到加入东方营，从战场到劳改营的一生。

日记的最后一页，写着这样一句话：“很多人问我，后不后悔当年的选择。我不知道。我只是想活下去，我只是想回家。可到最后，我既没能好好活下去，也没能真正回家。”

尾声

直到今天，当我们谈论苏德战争的时候，依然在谈论曼施坦因的战术天才，谈论朱可夫的巅峰指挥，谈论坦克集群的对决，谈论一场又一场战役的胜负。我们很少会想起，这场战争里，还有超过80万像米哈伊尔一样的人，他们穿上了德军的制服，成了两边都不接纳的边缘人。

苏联的史书里，他们是十恶不赦的叛国者；德国的战史里，他们是靠不住的懦夫。两边的历史，就像两盏对着照的聚光灯，都只照向自己的英雄和对方的罪恶，而他们，就站在两盏灯之间的阴影里，永远被黑暗笼罩。

他们的存在，打破了苏德双方完美的叙事，所以两边的历史，默契地选择了失忆。他们被简化成了“叛国者”和“懦夫”两个标签，扔进了历史的垃圾桶里。而那些小人物的挣扎、绝望、无路可走的选择，也随之被彻底遗忘。

战争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英雄史诗，它最残酷的地方，在于它会把无数普通人，逼进进退两难的绝境。他们没有能力左右战争的走向，没有能力改变时代的洪流，只能在绝境里，做出一个又一个身不由己的选择，最终成为战争的牺牲品。

我们记住战争，从来都不是为了评判那些小人物的选择，不是为了给他们贴上非黑即白的标签。我们记住战争，是为了记住，独裁与侵略，会给普通人带来怎样的灾难；是为了记住，无论在什么时代，最无辜、最受伤的，永远是被时代洪流裹挟的普通人。

东欧平原的风，吹了一年又一年。那些散落在战场上的钢盔，那些埋在西伯利亚冻土下的尸骨，那些被两边历史都抹去的名字，都在无声地诉说着，这场战争里，最被遗忘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