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亚，我被允许成为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老师

2025年底，全校教职工大会上，我第一次看到欧亚文化原则被正式发布。“学生成长至上”“Yes, And”“这是你的船”“现场主义”……一行行读下来，我忽然有种迟来的确认——原来这几年我在这个校园里感受到的一切，都被这些话讲明白了。

我来欧亚三年多了。这三年让我慢慢理解：一所学校的文化，不是挂在墙上的，而是弥漫在空气中的。你每天呼吸它，却不一定能叫出它的名字。直到有一天，有人把它写下来，你才忽然意识到——哦，原来这就是我一直活在其中却说不出来的东西。

从一片“不被修剪的花园”开始

如果你来过欧亚，你一定会注意到图书馆门前那片雨水花园。它不是一个被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花坛。花按自己的节奏开，草按自己的方式长，不被修剪成统一的形状，不被要求四季常青。

图书馆前南姜路雨水花园

我第一次注意到它的时候，站在那里发呆了很久。因为它让我感觉到：我们对待植物的方式，其实就是我们对待学生的方式。我们习惯了修剪，把植物修成球形、方形；也习惯了把学生塑造成某种“标准件”。但欧亚的雨水花园不这样。它允许每一棵植物按照自己的样子生长。高有高的姿态，低有低的风景。它不着急。它不塑造，它允许。

后来我才慢慢明白：这不是景观设计，这是教育观。

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我开始做一些“看起来不太像老师会做的事”。

2023年春天，我在《中西方经典学前课程流派与模式》课上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我没有先讲理论，而是给每个学生发了一份“盲盒种子”，让他们去种，并写观察日记作为考核。说实话，那一刻我有点心虚。一个新老师，第一节课不按教材讲，让学生去种地？这听起来确实有点离谱。

起初，学生们用饭盒、花盆随手种，直到一位学生分享：“我种在宿舍的向日葵长得和我胳膊一样高，但种在奶奶家菜地里那颗比我还要高。老师，我突然明白，儿童教育也是这样——你给他多大的空间和允许，他就能成长多大。”

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如果教育只停留在容器里，如何期待学生理解生命的广阔？心里生出一个更“离谱”的念头——我想在大学找块地，带学生真正扛起锄头。说干就干，很快在北E教学楼后，经过院领导、校领导、后勤集团的支持，我们有了“人文教育试验田”。

后来我才知道，这种被接住的感觉，在欧亚文化中有一个名字，叫“Yes, And”——接纳问题，主动建设。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个年轻教师在这里被允许的日常。

第一年，我按班级分地。结果有些地荒掉了。那让我开始反思：教育是要求所有人都参与，还是允许选择？是强制还是唤醒？第二年，我把地改成小块，向全校开放认领。我原本担心没人来。结果，60多块地，很快被抢光。更让我意外的是——学生开始“自己加戏”。有人为了种好萝卜，去树林里挖草木灰改良土壤；有人反复试验浇水频率；甚至有人因为“种不好”来找我求助。这种内在动机的觉醒，让我看到了一种教育的本真状态——学习发生在一个人真正想做一件事的时候。

有个学生种的植物全死了。他说：“老师，我是不是完了？得挂科了？”我说：“你可以写一份失败报告。”后来，他写下这样一段话：“不是每颗种子都能开花，但每颗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水多会溺死，水少会旱死。原来，爱也是需要分寸的。”这段话让我想了很久。他在说种子，也在说自己；他不是从书本上学到这些的，是从身体里长出来的。这恰恰印证了陶行知先生说的“教学做合一”——真正的知，必然包含行。他如果没有种死这株植物，也不会有这么深的感悟。那一刻我非常确定：这不是一次作业，这是一次发生在他生命里的学习。

2025年夏天，刘念发起的“教育试验田”植物长势正盛

我后来想，如果当初领导问我“这和课程大纲有什么关系”，或者“你用什么标准考核”，这些故事也许就不会发生。但在欧亚，我听到的不是这些。我听到的是：“你先试试看。”

这就是“Yes, And”。不是先问“这行不行”，而是先接纳一个想法，再推动它往前走。

一副扑克牌的课堂“冒险”

种地之后，我又干了一件“离谱”的事。

那是《教育学与中外教育史》的课堂。这门课理论性强、时间跨度大、人物流派多，学生容易觉得枯燥。我一直在想：能不能换一种方式，让学生真正进入教育史，而不是背诵教育史。

扑克牌给了我灵感。我让学生把中外教育史的知识点，变成一副桌游的规则和元素。每个小组创作一套完整的教育史桌游作品，期末发布展示。

说实话，决定这么做时，我心里是打鼓的。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去找了主管领导。我把想法讲了一遍，等着被问“这和教学大纲有什么关系”。

领导听完，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挺有意思的。”第二句：“你试试看。”

没有追问，没有质疑，没有“但是”。

期末时，学生们交上来的作品让我震惊了。有人把孔子和苏格拉底设计成跨越千年的对话角色，有人把教育史结合UNO牌的玩法设计全新规则，有人用“启发式提问”作为攻击技能。有一个小组把“百家争鸣”设计成资源争夺游戏——每个玩家代表一个学派，只有真正理解了某学派的思想，才能用好它的技能。这不是背诵，这是创造。

期末展示那天，教室里热闹得像一个桌游展会。学生们邀请老师一起试玩，争论规则，讨论某个设计是否符合历史事实。那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课堂”，但那是我见过的最活跃的课堂之一。

《教育学与中外教育史》课堂期末展示

后来，有学生把这个项目延续了下去，申请了专利。有其他高校的老师听说了这个教学方式，来请教怎么在自己的史学类课程中借鉴。一副扑克牌，变成了一颗种子。

那一刻我意识到：学习一旦变成创造，就不再需要被推动。这也正是王阳明说“知行合一”，当学生为了设计游戏而必须深入理解思想时，知与行便成了一件事。

当校园成为“会说话”的老师

如果你来过欧亚，你会知道这所学校有多美。但这种“美”不是装饰性的。后来，我的课堂越来越多地发生在教室之外。在草坪上讨论自然教育，在博物馆里分析课程设计，在菜园里观察儿童发展规律。没有一次被问过“这算不算上课”。得到的回应永远是：“可以啊，你看怎么样对学生成长更好？”

刘念与学生们在户外草坪课堂讨论自然教育

有一次，我带学生在校园里做自然教育活动的时候，遇到后勤的绿化师傅。他停下来，给我们讲那棵银杏树的年龄、松树的生长习性、梧桐树冬天为什么这么修剪树皮。讲了20多分钟，学生们围成一圈听得认真。讲完之后，他不好意思地笑笑：“我也不会讲啥的，就是天天跟这些树打交道。”

但我心里清楚，这就是教育。不是只有站在讲台上的人才能教，不是只有在教室里发生的事才算课。一个种了一辈子树的师傅，他比任何人都懂得什么叫耐心等待，什么叫顺势而为。那一刻，我想起梅洛·庞蒂说的：我们是通过身体，而不是头脑，认识世界。这个师傅的知识，就是长在身体里的。

慢慢地，我开始理解一句话：空间即教育。

这让我意识到一件事：教育发生在人与世界的每一次真实相遇中。它不是被限定在课程表里的，而是弥漫在整个校园里的。每一棵树、每一块草坪、每一处空间，都无声地参与这个过程。

欧亚真正特别的地方，不只是支持某个老师尝试，而是整个环境，都在默默地允许这些事情发生。

被允许，意味着什么

回到那场教职工大会。当这些文化原则被说出来的时候，我忽然明白——这三年我经历的，不是“个别案例”。而是一种持续存在的氛围：你可以试，可以错，可以慢慢找到自己的方式。

那片雨水花园，那些教学尝试，那些被允许的“离谱”想法，那些“你试试看”的回应——它们背后有一种文化在支撑。它不是被推行的，而是被活出来的。

胡建波校长在发布文化主张的文章里写过一句话：“它不是一项行政指令，而是一份邀请。”

我很喜欢“邀请”这个词。它不是命令，不是“你必须这样做”。它是一种开放的态度，一种相信的姿态——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力，都可以做出好的选择，相信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这艘船的一部分。

在欧亚的这几年，我收到过很多这样的邀请。每一次，都不是你必须，而是你可以。这种可以，让我敢试、敢错、敢慢慢来。

前不久，一个毕业生回来看我。她在幼儿园也带着小朋友们种菜。她说：“老师，我现在终于明白你当年为什么让我们种地了。”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因为种地这件事，让我学会了等待，学会了万物有时，枯荣有序。”

是啊，等一颗种子发芽，等一个孩子长大，等一个年轻老师慢慢找到自己的路。

前几天，我又路过那片雨水花园。阳光正好，花草各自生长。没有人修剪它们，它们也不需要被修剪。

这就是欧亚的文化。它不会说话，但它说了很多。它在每一片叶子、每一块土地、每一次“你试试看”的回应里，默默地讲述着一件事：

教育不是塑造，不是修剪，不是制造标准件，是成全每一个独特的生命。

是允许。允许一颗种子，用自己的方式长出来。

而在欧亚——我被允许，成为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老师。

这大概就是我在欧亚学到的最重要的事。

刘念在菜园里浇水

参考文献

[1] 亚里士多德. 尼各马可伦理学[M]. 廖申白,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2] 杜威. 民主主义与教育[M]. 王承绪, 译.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1.

[3] 洛夫. 林间最后的小孩: 拯救自然缺失症儿童[M]. 郝冰, 王西敏, 译.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3.

[4] 董宝良, 主编. 陶行知教育论著选[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5.

本文作者：

刘念，西安欧亚学院人文教育学院学前教育专业教师，自然与森林教育指导师、蒙氏中级指导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SDGs通识教育行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