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抚仙会晤到中巴五点倡议：中国式调解的不变初心和与时俱进

王鹏，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华中科技大学分中心研究员

2025年末，在中国倡议并主持下，中柬泰三国外长和军队部门负责人齐聚云南抚仙湖畔，就妥善解决柬泰边境冲突举行三方会晤。会晤后发表的新闻公报，为这场持续20天的流血冲突按下了停止键。从特使穿梭到外长通话，从停火协议到三方会晤，中国式调解在东南亚邻国之间展现出了独特的效能与魅力。笔者曾撰文指出，抚仙会晤所体现的中国式调解，其核心在于尊重当事方主体地位、坚持不干涉内政、以对话而非武力解决争端。

时隔仅三个月，中东地区风云突变。2026年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地区局势急剧恶化。面对这场本不应发生的战争，中国迅速展开高频次、全方位的外交斡旋。2026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在北京举行会谈，双方共同发表《中国和巴基斯坦关于恢复海湾和中东地区和平稳定的五点倡议》。从抚仙湖畔到首都北京，从柬泰边境到海湾和中东地区，中国式调解在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冲突形态中展现出不变的初心，同时又在危机应对的过程中实现创新迭代。本文试图以五点倡议为切入点，结合2026年初以来中国围绕中东局势所展开的一系列外交行动，探讨中国式调解的核心理念与演进逻辑。

一、不变初心：尊重主权、政治解决、公平正义、标本兼治

中国式调解的核心理念，在抚仙会晤和中巴五点倡议中得到了一以贯之的体现。概括而言，可归纳为四条基本原则：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坚持通过政治对话解决争端；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不偏袒任何一方；既推动热点问题降温，又努力化解矛盾根源。这四条原则，在2026年斡旋和调解中东危机中得到了充分印证。

（一）尊重主权：反对未经授权的武力打击

抚仙会晤新闻公报开篇即明确会晤是三方共同参与，中方扮演的是欢迎、支持和提供平台的角色，行动主体始终是柬泰双方。这一表述体现了中国对当事国主权的充分尊重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而在此次中东危机中，这一原则同样贯穿始终。

美以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次日，即2026年3月1日，王毅外长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时明确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在伊美谈判进程中对伊朗发动袭击不可接受，公然击杀一个主权国家领导人、鼓动政权更迭不可接受，这些行为都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同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遇害答记者问，指出袭击并杀害伊朗最高领导人，严重侵犯伊朗主权安全，践踏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对此予以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

这一立场在后续外交行动中持续强化。3月3日，王毅同以色列外长萨尔通电话，直接表示中方反对以方和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3月11日，王毅同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通电话时进一步指出，美国和以色列未经安理会授权对伊朗动武，明显违背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同日，外交部副部长苗得雨集体会见海合会国家驻华使节，系统阐述中方立场：反对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对主权国家进行军事打击。

五点倡议的第一条即呼吁立即停止敌对行动，第二条呼吁尽快开启和谈，并明确提出伊朗和海湾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国家独立和安全应得到维护。这与中国在战前和战后的所有表态一脉相承：无论冲突方是谁，无论其军事力量强弱，国家主权不可侵犯这一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不能动摇。

（二）政治解决：对话谈判是唯一可行途径

在坚决反对使用武力的同时，中国始终强调政治解决的必要性。抚仙会晤的成功，正是建立在对话谈判的基础之上。从去年7月的三方非正式会晤到8月的安宁会晤，再到12月的抚仙会晤，中国始终鼓励柬泰双方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最终促成了停火联合声明和三方公报。

在中东危机中，中国同样不遗余力推动和谈。战前，中国已为此作出铺垫。2026年2月14日，王毅在第62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中国专场”上发表主旨讲话《携手校准历史巨轮的正确航向》，明确指出“伊朗局势牵动中东和平大局，各方应审慎行事，避免引发新的冲突。”2月初，外交部部长助理刘彬、副部长苗得雨分别会见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均强调中方一贯主张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反对武力威胁和制裁施压。

战争爆发后，中国的立场更加鲜明。3月2日，王毅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3月8日，王毅在全国两会记者会上系统阐述中方立场，将停火止战作为核心诉求，并提出尊重国家主权、不得滥用武力、坚持不干涉内政、政治解决热点问题、大国发挥建设性作用等五点原则。3月24日，王毅再次同阿拉格齐通话，明确表示所有热点问题都应通过对话谈判解决，而不应使用武力。谈起来总比打下去好。3月25日，王毅同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通电话时指出，中东局势变化很快，美国和伊朗都在释放谈判信息，出现了一线和平的曙光。国际社会应积极推动冲突当事方开启对话，只要谈起来，和平就有希望。

五点倡议第二条还明确提出，对话和外交是解决冲突的唯一可行途径。中巴支持当事方开启谈判，各方应承诺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和谈期间，冲突各方不应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这一表述将中国一贯主张的政治解决原则具体化、条款化，为后续和谈提供了明确的规则框架。

（三）公平正义：不偏袒任何一方，兼顾各方合理关切

2024年3月7日，王毅在两会记者会上介绍中国特色热点问题解决之道时指出：“中方始终坚持按照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立场，不搞双重标准，不拉偏架，更不谋取地缘私利。各国人民心中自有一杆秤，有了公信力，才有影响力。”

中国式调解的另一独到之处在于，它从不选边站队，而是兼顾冲突各方的合理安全关切。在抚仙会晤中，中方对柬泰双方一视同仁，既支持柬埔寨的合理安全诉求，也重视泰国的关切，最终促成了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在中东危机中，中国的立场同样体现出这种平衡。对伊朗，中国明确反对美以的军事打击，反对击杀领导人，并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3月5日，外交部副部长苗得雨前往伊朗驻华使馆吊唁哈梅内伊，代表中方表示沉痛哀悼。3月24日，王毅同阿拉格齐通话时，阿拉格齐专门感谢中方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对海湾阿拉伯国家，中国同样重视其安全诉求。3月11日，王毅同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通话时表示，不认同扩大打击范围，谴责无差别攻击平民和非军事目标，强调海湾阿拉伯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3月11日，苗得雨集体会见海合会国家驻华使节，重申这一立场。3月15日，中东问题特使翟隽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明确表示中方谴责一切无差别攻击无辜平民和非军事目标的行为，认为海合会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当得到充分尊重。

五点倡议是这种平衡立场的具体化，其中的第二条同时提及伊朗和海湾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国家独立和安全。第三条呼吁停止对能源、海水淡化、电力等重要基础设施和核电站等和平核设施的攻击，这既是对伊朗核设施安全的关切，也是对海湾国家能源设施遭受攻击的回应。第四条专门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这直接关系到海湾国家的能源出口命脉。中国式调解的公平正义，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体现在对每一方具体利益的关照之中。

（四）标本兼治：既推动热点尽快降温，又努力化解矛盾根源

在上述斡旋和调解过程中，中国始终坚持标本兼治。既重视推动热点问题尽快降温，防止升级外溢，又系统地、辩证地分析根源，综合施策化解矛盾。这种“治当下”与“谋长远”相结合的思路，是中国式调解区别于其他调解模式的重要特征，在抚仙湖会晤和中巴五点倡议中均有明确的实践体现。

首先，就柬泰边境冲突而言，中国通过7月三方非正式会晤、8月安宁会晤、12月抚仙湖会晤的连续调停，快速遏制冲突升级态势，防止边境摩擦外溢影响地区稳定。与此同时，针对柬泰边界划定分歧与民生发展失衡等根源性问题，中方积极推动柬泰重启边界总委员会第3次特别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双方坚定致力于全面落实停火协议，并为柬泰边境沿线人民寻求和平、稳定与安全。同时，依托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框架，推动两国边境地区开展民生合作，通过改善当地民众生活、加强双边经贸往来，从根源上减少冲突诱因，实现“停火”与“固和”的双重目标。

其次，在中东危机斡旋及中巴五点倡议方面，标本兼治的思路体现得更为系统。面对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引发的地区动荡，中方首先聚焦降温止战，通过高频次外交通话、特使穿梭斡旋，呼吁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允许人道救援物资进入受影响区域，直击当下人道危机加剧的严峻现实，全力阻止冲突扩散蔓延，这是“治当下”的核心举措。

在“谋长远”、化解矛盾根源层面，中巴五点倡议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精准针对中东危机的深层根源提出解决方案：针对地区国家主权安全诉求失衡的根源，倡议明确维护伊朗与海湾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践行共同安全理念；针对能源争夺、航道管控等核心利益分歧，倡议重点保护能源、海水淡化等重要基础设施，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兼顾地区国家利益与全球能源安全需求；针对单边主义、丛林法则对国际秩序的破坏，倡议强调确保联合国宪章的首要地位，推动建立基于国际法的全面和平框架，从制度层面化解冲突根源。同时，中方此前已推动沙特和伊朗实现历史性和解，为中东地区和解奠定基础，从根源上缓和教派对立、地缘对抗，与中巴五点倡议形成呼应，彰显了“当下止战”与“长远固和”相结合的调解逻辑。

这种标本兼治的实践，既避免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期化调解困境，又通过综合施策化解矛盾根源，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持久动力，也进一步彰显了中国式调解的务实性与长远性。

二、与时俱进：从双边斡旋到联合倡议

如果说抚仙会晤展现的是中国作为东道主，为柬泰两国搭建对话平台、提供调解支持，那么中巴五点倡议则展示了中国式调解在面对突发大规模危机时的新形态。这种与时俱进具体体现在三个层面：响应速度的显著提升、斡旋形式的灵活创新、议题设置的精准聚焦。

（一）响应速度：从逐级响应到即时反应

回顾抚仙会晤的进程，中国从5月开始预防性沟通，7月局势波动时进行三方非正式会晤，8月在安宁会晤中进一步鼓励对话，12月冲突升级后立即启动特使穿梭和外长通话。整个节奏是稳扎稳打、层层递进。

相比之下，中东危机的响应速度明显加快。2月底战事爆发，次日王毅即同拉夫罗夫通电话协调立场，同日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强烈谴责声明。此后几乎每天都有中国外交行动。据外交部官网信息统计，3月1日至4月2日的一个月内，王毅先后同俄罗斯、伊朗、阿曼、法国、以色列、阿联酋、科威特、巴基斯坦、卡塔尔、阿富汗、埃及、加拿大、德国、欧盟、海合会轮值主席国巴林、沙特等十余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或外长通电话。中东问题特使翟隽在3月8日至4月2日期间，先后会见或通话的对象包括海合会秘书长、沙特外交大臣、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巴林外交大臣、科威特外交大臣、卡塔尔外交部国务大臣、阿盟秘书长、埃及外长、伊朗驻华大使、以色列驻华大使、俄罗斯驻华大使、瑞士中东事务特使等。

这种高强度、高频次的外交行动，超越了传统危机应对模式。中国不是等到局势明朗后再表态，而是在事态发展中持续发声、持续沟通、持续斡旋。3月23日，翟隽特使在北京举办专题吹风会，向中外媒体介绍穿梭访问情况，明确表示只要冲突持续，中方的外交斡旋努力就不会停止。这种即时响应、持续投入的做法，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也反映了中国外交决策机制在应对突发危机时的高效运转。

（二）斡旋形式：从单独行动到联合倡议

抚仙会晤中，中国是作为东道主和调解方单独行动，邀请柬泰双方来华会谈。而此次中东危机斡旋的一个显著创新，是中国与巴基斯坦的联合行动。3月27日，王毅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达尔介绍了伊朗局势最新情况及巴方看法，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努力。王毅表示中方赞赏巴方为推动局势降温不懈奔走，支持巴方继续发挥斡旋者的作用。双方同意共同推动停火止战、恢复和谈。3月31日，达尔到访北京，与王毅举行会谈并共同发表五点倡议。

这一联合倡议的形式值得深入分析。巴基斯坦是伊斯兰世界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与伊朗、沙特等海湾国家均保持密切关系。中国则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与各方都有良好外交关系。中巴联合，既发挥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政治资源优势，又借助了巴基斯坦在伊斯兰世界的宗教文化亲和力与地缘近邻优势。这种组合，使五点倡议更容易被中东各方所接受。

王毅在会谈中明确阐述了这一合作的战略意义：巴方在伊斯兰堡刚刚举办四方外长会谈，就马不停蹄到访北京，共同讨论如何缓和中东紧张局势，中方对此表示欢迎。巴方为促和止战奔走斡旋，体现了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的坚定意志。中巴双方及时就重大国际地区问题进行战略沟通，深化战略协作，正是中巴命运共同体的应有之义。这表明，五点倡议不是临时起意的外交姿态，而是中巴两国在战略协作框架下的制度化合作成果。

（三）议题设置：从宏观呼吁到具体条款

抚仙会晤新闻公报以务实精神规划了从停火到关系改善的五重路径：停火止战、恢复正轨、重建互信、改善关系、维护稳定。这些条款具有较强的操作性，但毕竟是在柬泰两国已有双边沟通机制和东盟框架的背景下制定的。

对比而言，中巴五点倡议的议题设置更加直面战争的核心症结。它不仅强烈呼吁和平，更是针对战争中最紧迫的问题提出了具体解决方案。第一条“立即停止敌对行动”，不仅要求停火，还明确要求允许人道救援物资进入所有受战争影响的区域。这回应了冲突中平民面临的实际困境。第二条“尽快开启和谈”，不仅呼吁对话，还明确要求和谈期间冲突各方不应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为和谈创造必要条件。第三条“确保非军事目标安全”，不是笼统地说保护平民，而是具体列出能源、海水淡化、电力等重要基础设施和核电站等和平核设施。海水淡化对海湾国家而言是生存命脉，核设施安全则关系到整个地区的辐射安全。这种精准的议题设置，说明中方对地区局势有深入的了解和研判。第四条“确保航道安全”，专门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要求安排民商事船只尽快安全过航，尽快恢复海峡正常通航。这直接回应了战争对全球能源市场的冲击。第五条“确保联合国宪章的首要地位”，则从制度层面强调多边主义和国际法的重要性，反对单边主义和丛林法则。

这种从宏观原则到具体条款的演进，使中国式调解更具操作性。各方不再只是在原则上同意和平，而是可以在具体条款上找到共识基础。正如王毅在3月25日同埃及外长通话时所说，只要谈起来，和平就有希望。而谈起来的前提，是有一套各方都能接受的具体框架。五点倡议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框架。

三、中国式调解的理论品格与实践启示

从抚仙会晤到中巴五点倡议，中国式调解展现出清晰的理论品格。它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基于对国际关系本质的深刻理解；它不是大国沙文主义，而是尊重各国平等的伙伴关系；它不是空洞的道德说教，而是务实的问题解决方案。在全球安全倡议的框架下审视，中国式调解的理论内涵更加清晰。

（一）全球安全倡议的中东实践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核心是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五点倡议正是这一理念在中东的具体实践。

共同安全，意味着不追求单方面的绝对安全，而是寻求各方的共同安全。中国在危机中没有偏袒任何一方，而是同时关注伊朗的主权安全、海湾国家的领土安全、国际航道的通航安全。王毅在3月8日全国两会记者会上明确指出，伊朗以及海湾地区各国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都应得到尊重，不容侵犯。这种等距离、全覆盖的安全关照，体现了共同安全的理念。

综合安全，意味着不局限于军事领域，而是统筹考虑能源安全、经济安全、人道安全。五点倡议第三条专门保护能源和海水淡化等民用基础设施，第四条专门保障航道安全，第一条要求允许人道救援物资进入，都是综合安全观的体现。

合作安全，意味着不是靠单边行动或军事同盟来保障安全，而是通过对话合作实现安全。五点倡议第二条明确将对话和外交作为解决冲突的唯一可行途径。王毅在多个场合强调，安理会的行动应有助于缓和局势并推动对话，而不能给使用武力开通行证。

可持续安全，意味着不是暂时停火，而是建立持久和平的框架。五点倡议第五条提出，支持基于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和国际法，就建立全面和平框架、实现持久和平达成协议。这表明中国追求的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治久安。

（二）发展中国家集体发声的示范意义

抚仙会晤的成功，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中国与柬泰两国的双边友好关系。而五点倡议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由中国和巴基斯坦这两个全球南方重要国家共同发表。这不是大国对小国的施压，也不是外部强权的干预，而是发展中国家为维护自身利益而发出的集体声音。

王毅在4月2日同海合会轮值主席、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通电话时明确表示，中国愿同巴方一道推动平息战火、恢复和平，实现地区持久稳定，维护全球南方国家尤其是中小国家的正当权益。这一表述将五点倡议的意义提升到了全球南方的层面。中东战事不仅影响地区国家，也通过能源价格、航运成本等渠道外溢，对广大发展中国家造成冲击。正如王毅在3月31日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会谈时所说，当前冲突扰乱国际能源供应，更让发展中国家遭受重创。五点倡议的提出，本身就是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争取话语权、维护自身利益的具体行动。

达尔在会谈中表达了一个重要观点：实现和平是正义之事，也是当务之急。只有在谈判桌上才能找到解决方案。这番话道出了所有非冲突方的共同心声。中巴联合倡议，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范式：在面临冲突外溢风险时，中小国家可以通过联合发声、集体行动来维护自身利益，而不是被动承受冲突的后果。

（三）国际法与国际秩序的坚定维护

五点倡议第五条明确提出确保联合国宪章的首要地位。这看似原则性表述，实则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此次中东危机的直接起因，是美以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这一行为严重冲击了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王毅在多场通话中反复强调这一立场：3月1日同拉夫罗夫通话时指出，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对主权国家大打出手，破坏二战之后建立的和平根基。国际社会应当发出明确、清晰声音，反对世界倒退回丛林法则；3月20日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通电话时表示，中法应坚定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防止世界倒回丛林法则；4月2日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通电话时更明确表示，联合国安理会的行动应着眼于缓局降温，而不是给未经授权的军事行动披上合法外衣。

上述表态揭示了中国式调解的深层逻辑：它不仅致力于结束一场具体的战争，更是为了捍卫二战以来建立的国际秩序基石。如果大国可以任意对主权国家发动军事打击而不受约束，那么所有中小国家的安全都将受到威胁。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维护联合国宪章的权威，既是责任所在，也是利益所系。五点倡议第五条，正是这一深层逻辑的集中表达。

结语

从抚仙湖畔到北京，从柬泰边境到中东地区，中国式调解在2025年末至2026年初经历了两次重要检验。检验的结果是令人欣慰的：在东南亚，中国成功促成柬泰双方停火并举行三方会晤，为边境冲突找到了政治解决出路；在中东，中国面对一场突发的、涉及多国的复杂战争，迅速展开高频次外交斡旋，与巴基斯坦共同提出五点倡议，为停火止战和恢复和谈提供了具体框架。

两次调解实践，展现出中国式调解的不变初心：尊重主权、政治解决、公平正义、标本兼治。同时，也展现出与时俱进的策略创新：响应速度更快、斡旋形式更灵活、议题设置更精准。从单独行动到联合倡议，从宏观呼吁到具体条款，中国式调解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当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五点倡议的提出只是第一步。真正的地区和平，还需要冲突各方的政治意愿，还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王毅在3月27日同达尔通话时坦言，启动和谈并非易事。但正如中国外交一贯秉持的信念，知难而进、迎难而上，才是负责任大国应有的担当。

五点倡议的意义，绝不局限于中东。它展示了在全球地缘政治对抗加剧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团结协作、集体发声来维护自身利益；展示了在武力至上的丛林法则回潮时，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仍然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有力武器；展示了在冲突和对抗越发成为常态时，对话和谈判仍然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可行途径。这既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逻辑，也是中国式调解的实践逻辑。从抚仙会晤到中巴五点倡议，这条逻辑主线一以贯之、清晰可见。

（审核：李小华、戚易斌、卫芸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