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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4月6日,《纽约客》发布了一篇长达10826字的调查报道,作者是Ronan Farrow和Andrew Marantz——前者是普利策奖得主,以哈维·韦恩斯坦性丑闻调查成名;后者长期跟踪科技与权力交叉地带。两人花了整整18个月,采访了100多位知情人,获取了数百页从未公开的内部文件,写出了这篇以OpenAI创始使命为主轴、以Sam Altman为核心的深度调查。
这不是一篇例行的CEO侧写。文章的核心证据来源于两个此前不为外界所知的文件:其一是前首席科学家Ilya Sutskever整理的逾70页内部备忘录,汇集了Slack消息、HR记录和管理层会议纪要;其二是现任Anthropic CEO Dario Amodei在OpenAI任职期间留下的200多页私人笔记。这两份文件的存在,让这篇调查脱离了"匿名爆料"的层级,进入了有文字记录的证词范畴。
报道的核心结论不是一个惊天秘密,而是一条系统性的证据链:OpenAI用"造福人类"的框架建立了信任,用"安全优先"的承诺招募了人才,但当商业利益与这些承诺发生冲突时,承诺一次次让步。而站在这条退让轨迹中心的,始终是同一个人。
原文链接: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26/04/13/sam-altman-may-control-our-future-can-he-be-trusted
一、一份备忘录,一个第一条
2023年11月的那场闪电式解雇,在奥特曼五天后复职时,就已经被主流叙事定格成一个特定的故事版本:董事会政变失败,CEO胜利回归,几个不懂商业的学术派败给了硅谷最好的pitchman。
《纽约客》的调查试图拆解这个版本。
Sutskever是在部分董事会成员的要求下,整理了那份70页的内部报告的。文件汇集了奥特曼在Slack频道、HR系统和管理层例会中的行为记录——据报道,这些截图是用手机拍摄的,显然是为了避免被公司设备检测到。Sutskever将最终的备忘录以"阅后即焚"形式发送给其他董事会成员,以确保不留痕迹。"他非常害怕,"一位收到材料的董事会成员回忆道。
文件将奥特曼的行为归纳成一份清单,标题是:"Sam表现出一贯的行为模式……"
第一条:撒谎。
Sutskever当时对身边人说的是:"我不认为Sam是那个应该把手指放在按钮上的人。"他用的词是"the button"——在AI圈,这个说法通常指的是AGI发布的决定权。
同一份文件被部分董事会成员视为解雇的直接依据。董事会的正式声明措辞刻意保守,说奥特曼"对董事会的沟通不够坦诚"(not consistently candid)。《纽约客》的调查给这句话填上了内容:这不是一次失误,这是一种模式。
五天后,奥特曼复职,那批董事会成员离开。调查虽然启动,由处理过安然和世通案的WilmerHale律师事务所主持,但据六位接近调查的知情人透露,调查从设计上就限制了透明度——最终没有形成任何书面报告,只有向新董事会成员的口头简报。不留书面记录的决定,据报道部分来自萨默斯和泰勒私人律师的建议。一位接近调查的人士说:"一切迹象表明他们想找出结果,即宣判他无罪。"Sutskever的70页文件,就这样从公众视野里消失了,直到《纽约客》拿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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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Dario Amodei的200页笔记:一个人看见了什么,然后做了什么
如果说Sutskever的备忘录是一份行为记录,那Amodei在OpenAI任职期间留下的200多页私人笔记,则更接近于一份认知过程的实况转播——它记录的不只是奥特曼做了什么,更是一个研究者如何一步步得出"这家公司救不了"的判断。
Amodei在2016年加入OpenAI,是主导GPT-2和GPT-3研究的核心人物之一。他比绝大多数人更早相信一件事:把更多算力倒进这些模型,它们会无限变聪明,而这件事的风险是真实的、巨大的,必须在能力扩张的同时同步解决安全问题。
外界长期把他和奥特曼的裂痕描述为"路线分歧"——他想要更慢、更谨慎,奥特曼要更快。Amodei自己后来的说法更直白:"在别人的愿景里争论是极其低效的。"他已经判断,奥特曼的OpenAI有其不可改变的内在逻辑,任何在内部推动安全优先的努力,都会在那个逻辑面前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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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客》的文件让这个判断有了更具体的来源。
2019年,微软以10亿美元投资OpenAI,将其从非营利结构转型为"有上限利润"(capped profit)实体。谈判期间,Amodei提出了他视为最核心的安全条款:一旦其他AI公司在安全性上比OpenAI更接近AGI,OpenAI必须停止竞争、将资源并入对方——他称之为"合并与协助"条款。逻辑是:如果有人比我们更安全地接近终点,我们应该支持他们,而不是继续赛跑。
这是他对"OpenAI是否真的把安全放在竞争之上"的测试,也是他参与这场谈判的底线。
合同签署后,他发现微软被赋予了对任何此类合并的否决权——那个条款实际上已经失效。更关键的是,当Amodei就此质问奥特曼时,奥特曼起初直接否认该条款存在。Amodei大声朗读合同文本,指着具体段落,最终不得不叫来另一位同事当场确认,才逼出了承认。奥特曼后来说"不记得这件事"。Amodei在笔记里写道:"宪章的80%被背叛了。"
此后的几年里,他继续留在OpenAI,继续做研究,也继续在笔记里记录他所观察到的一切。直到2020年12月,他带着14位研究人员一起离开,其中包括他的妹妹Daniela(曾任OpenAI安全与政策副总裁)、Chris Olah(可解释性研究先驱)等人。这批人是OpenAI扩展基础设施的建造者——他们不是普通员工,而是知道"下一代模型会是什么"的人。
他们创立了Anthropic。
《纽约客》的调查显示,Amodei的私人笔记中,最终出现了那句后来广为传播的结论:"OpenAI的问题就是Sam本人。"
写下这句话的人,在OpenAI工作了五年,主导了这家公司最关键的技术突破,离开后对外始终保持克制——公开场合只说"有很多关于我为何离开的错误信息"。他可以说分歧在于"视野",他最终写下的是"问题是Sam本人"。
Anthropic的创立逻辑,正是建立在这个判断上:如果你无法在现有框架内推动安全优先,就去建一个新框架——把安全从训练开始就嵌入模型,而非能力开发完成后再打补丁。这就是Constitutional AI的起点。
五年后的今天,Anthropic的估值已达3800亿美元,在企业级AI市场的代码任务中占据42%的份额,超过OpenAI的两倍。
《纽约客》调查发布后,Amodei的200页笔记第一次以公开文件的形式存在于外部世界。Amodei离职后没有发布公开信,没有Twitter长文,没有接受媒体密集采访来为自己的选择背书。他的私人笔记,是他留下的唯一证词。
对OpenAI的现任领导层来说,这200页笔记比任何公开批评都更难处理——因为它们来自一个曾经在内部的人,记录的是他亲眼目睹的事。
三、安全承诺:从五分之一到1%
OpenAI从诞生起,就把"AI的存在风险"写进了自己的DNA。这家公司的创始前提是:我们可能正在建造人类历史上最危险的技术,所以必须由一个不以利润为导向的机构来主导它。
2023年7月,奥特曼宣布成立"超级对齐"(Superalignment)团队,承诺将公司五分之一的算力用于解决AI的长期安全问题,目标是在四年内防止AI导致"人类文明的瓦解,乃至人类的灭绝"。与Sutskever共同领导团队的Jan Leike对《纽约客》坦承:"这是一个相当有效的留任工具。"
《纽约客》的调查显示,这个团队实际获得的算力约为1%到2%,且使用的是公司最老旧的硬件。团队内的一位研究员描述说,"大部分超对齐算力实际上都在最差的旧集群上运行",优质硬件被保留给了盈利业务。Leike曾向时任CTO Mira Murati投诉,但她告诉他不要再追问——那个承诺从未切实可行。
团队后来被解散。Leike离职时在X上写道:"安全文化和流程已经退居次要,让位给光鲜的产品。"
《纽约客》记者在采访时参观了OpenAI的新办公室。办公室各处的牌匾、宣传册和周边商品上,印满了"感受AGI"(Feel AGI)的字样。这个短语最初来自Sutskever,他用它来提醒同事注意通用人工智能的存在风险。在奥特曼复职后,它成了一句欢快的营销口号。
当记者询问OpenAI公关是否能安排采访从事"存在性安全"研究的人员时,得到的回答是:"那不是……一件事。"
奥特曼在接受《纽约客》采访时,对此的解释是他的"感觉和传统的AI安全理念不太合拍",并含糊地表示公司会"开展一些安全项目,或者至少是接近安全的项目"。
从"防止人类灭绝"到"接近安全的项目",是OpenAI过去五年商业化路径的缩影。
四、不止OpenAI:一个延伸至Y Combinator的行为档案
《纽约客》调查的一个重要维度,是将视角向前推,审视奥特曼在OpenAI之前的职业轨迹。
在Y Combinator,奥特曼于2014年成为总裁,后来升任YC集团主席。报道显示,他在YC期间多次面临来自内部的信任质疑。他本人坚称从未被YC解雇,但《纽约客》获取的当时资料和多位YC创始人及合伙人的证词,均指向分手并非完全双方同意。格雷厄姆曾私下告诉YC同事,在奥特曼被撤职之前,"山姆一直在对我们撒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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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05年,Aaron Swartz(著名程序员和网络活动家,Altman在Y Combinator同届)就曾对身边的人说过一句话:"你需要明白,Sam永远不能被信任。他是一个反社会人格者,会不惜一切。"
多年后,一位前OpenAI董事会成员用了几乎相同的词汇:说奥特曼具备两种极少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的特质——"极度渴望在每一次互动中被人喜欢,以及对欺骗他人的后果几乎没有任何顾虑"。
前董事会成员Sue Yoon给出了另一个略有不同的角度:她认为奥特曼不是一个精心算计的马基雅维利式人物,而是一个生活在"自我信念泡沫"中、能够真正说服自己相信自己不断更新的销售说辞的人。她的原话是:"他不是那种反派。他太沉浸在自己的信念里了。他做了很多如果你活在真实世界里毫无逻辑的事,但他根本不活在真实世界里。"
两种描述指向不同的因果:一个是有意为之,一个是结构性失真。结论是一样的。
五、微软、亚马逊与连续食言
奥特曼的食言记录,并不局限于内部文件。《纽约客》描述了他与微软关系持续恶化的过程,多位微软高管对记者表达了类似的感受:他在合同签署后反复更改条款、重新谈判、单方面调整已有协议。
一位高管的原话是:"他歪曲、扭曲、重新谈判、违背承诺。"
今年发生的一个案例更为具体:在OpenAI重申微软为其"无记忆AI模型"独家算力提供商的同一天,它宣布了与亚马逊高达500亿美元的协议,由后者担任其"Frontier"AI Agent平台的独家经销商。微软随后公开暗示可能提起法律诉讼。
这件事的时间点选择,被多位观察者认为不是疏忽,而是风格。
报道还涉及奥特曼在国家安全层面的决策逻辑。从2023年秋开始,他开始秘密推进一个后来被称为"ChipCo"的计划,目标是从海湾国家(沙特、阿联酋等)募集数百亿美元,在中东建设大型芯片代工厂和数据中心。据报道,他向现任Meta AI负责人Alexander Wang推荐领导职位,并声称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可以执掌新公司。一位知情的董事会成员告诉《纽约客》:"据我了解,这整件事发生时董事会并不知情。"
美国国家安全官员对此高度警惕。阿联酋的电信基础设施严重依赖华为硬件,情报机构担心送往阿联酋的先进芯片可能被中国工程师利用。据知情人透露,奥特曼在公开场合推动AI监管框架的同时,私下却在游说反对可能限制上述交易的监管措施。一位曾参与协调安全许可流程的政府工作人员写道,他想到的唯一经历过如此大规模外国金融联系的人,是贾里德·库什纳——而当年的审查建议不授予他许可。
六、调查发布当天,他发布了一份"新政"
《纽约客》调查上线的时间节点,本身也是一条信息。
4月6日,同一天,OpenAI发布了一份13页的政策白皮书,标题涉及AI时代的产业政策,奥特曼在接受Axios采访时将其比作"新政"(New Deal)——他说,AI对经济的冲击将如此巨大,以至于我们需要重新设计税收体系、劳动制度,乃至工作日的长度。
批评者的反应很快。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访问学者Anton Leicht在社交媒体上写道,这份文件提出的那些"根本性的社会变革……不会自然涌现成某种替代方案",其"模糊性质和发布时机"让他难以乐观——他给出的定性是:这是一种"监管虚无主义"的公关掩护。
Gary Marcus(认知科学家,长期批评奥特曼)的观察更直接:每当奥特曼遇到麻烦时,他都会用新的叙事来转移注意力。此时此刻,他正同时面临《纽约客》的定性、CFO Sarah Friar被排除在关键财务决策之外的报道(来自The Information),以及市场对OpenAI商业模式可持续性越来越强烈的质疑。
OpenAI的官方回应,是称这篇报道"大量重温了此前已有记录的事件,依赖匿名说法和带有明显立场的人提供的选择性轶事"。
这个回应本身也是一种模式。
18个月,100多位知情人,200多页内部文件。Farrow和Marantz最终提出的问题只有一个,也是OpenAI创始以来最应该被追问却最少被正面回答的那个问题:他可以被信任吗?
《纽约客》没有给出明确的裁决,但把此前藏在非公开文件和私人对话里的证据放到了白纸黑字上。
Sutskever的备忘录存在。Amodei的笔记存在。五分之一变成1%的算力记录存在。
奥特曼不久后将带领OpenAI完成IPO。根据目前的计划,这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科技公司上市之一。届时,那份"相信他可以被信任"的压力,将从一小群董事会成员身上,转移到数以百万计的公众投资者那里。
《纽约客》的文章,算是一份提前送达的材料包。
原文的最后一段,用的是奥特曼自己的话作结。2023年,在被解雇前不久,他谈到了大语言模型的一种倾向:模型会学着取悦用户,有时优先于诚实,这被研究者称为"谄媚"(sycophancy);模型也会编造事实,被称为"幻觉"(hallucination)。主要AI实验室已经记录了这些问题,有时也容忍它们。奥特曼当时说,如果你严格要求模型"永远不说它百分之百确定的话",可以做到,"但它就不会有人们喜欢的那种魔力了"。
Farrow和Marantz没有对这段话做任何评注,就结束了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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