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很好，钱几乎没有”的契诃夫

一本优秀的传记，离不开一个伟大、隽永的传主，契诃夫无疑是够格的存在。

这位长期稳定受到中国几代读者喜爱的俄国作家，随着文创市场的火爆，“出圈”的金句愈来愈多，“天气很好，钱几乎没有”“我认为休息一下是合法的”，源自不同生活场景、不同时空的读者们与这位不长命的经典作家在今日重逢，迥异的心境、难以匹配的思想维度，不妨碍我们举起手中的酒杯为这位稀世天才敬上一杯格瓦斯。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大约不会想到，这本小小的册子可以完成肉身难以达成的永恒，这位命运多舛的犹太裔作家用“自己”阐释了契诃夫，在自我对照的同时完成一种艰辛的和解，路的尽头通往毒气室，奥斯维辛的阴云早已消散，但是新的晦暗、犹疑、不安在此刻累积，当我们再一次通过伊莱娜的目光望向在塔甘罗格、莫斯科、西伯利亚、萨哈林、雅尔塔——圆片眼镜背后眼角耷拉的契诃夫，这位温和、幽默的作家也在注视着今天的我们。

几年前，当第一次接触到《萨哈林旅行记》的时候，内心是极度震撼的。刻下，户外探险、徒步或者野钓，都算不上什么新奇玩意，参与其中有更多更便捷的方式来记录旅途中的所思所想。然而，契诃夫动身前往帝国边境的萨哈林（库页岛）时，他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赌博。1889年6月，才华横溢的兄长尼古拉去世，而几年前作家本人也已经确诊患上了家族疾病——肺结核。作为一个医生，一个始终试图在小说中贯彻科学理性、笔法冷峻、克制的艺术家，他不可能不知道死亡的逼近，尤其是这将近1000俄里的旅程，他将穿越帝国神秘、寒冷、充满危险的西伯利亚腹地，前往一个流放十恶不赦之人的荒芜地带。在给一位友人释疑的回信中，契诃夫这样写道：“唉，朋友，多么苦闷啊！如果说我是个文学家，我就要生活在人民中间，哪怕是一点点社会政治生活也是好的。可是现在这种生活，关在四堵墙里，接触不到大自然，看不到人，见不到祖国，身体不健康，食欲不振——简直不是生活！”（《萨哈林旅行记》）放逐好像属于俄罗斯艺术家的“天分”，但不同于被惩罚，契诃夫在亲人离世、艺术陷入瓶颈的情况下，选择了自我放逐。“我想用半年时间，过一种从未有过的生活。”（《契诃夫的一生》）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根据研究者张芬所著的《四十个苦行僧和一万只云雀》一书，有一定文学功底的读者不难发现，托尔斯泰对契诃夫文学观念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在两人的几次会面中，契诃夫在托翁面前恭敬、谦卑，以至于托尔斯泰形容这位因结核病缓慢枯萎的作家“走起路来如女子一般”。托尔斯泰是毫无疑问的太阳，尽管彼时他已日薄西山，在文学上的创作观点偏向于用道德去疗救世界。如果细看内米洛夫斯基对于契诃夫童年经历的描写，不难想见契诃夫日后在艺术观上与托翁的分道扬镳。契诃夫不愿意相信俄国农民的质朴，也不愿意把高尚的道德和无知统一起来，当托尔斯泰开始自省如果自己阶级的艺术不被大众认可，那就是坏的艺术时，契诃夫更愿意相信自己对俄国底层民众的观察，而不是一厢情愿地想象。

你可以设想一个孩子——安东，出生在一个父权神权融合、兄弟姐妹众多的家庭。祖父辈的奋斗和积累，用钱赎买了一家人的“奴籍”，开始经营小本生意，悄然跃迁到整个社会的“中间层”。父亲独断、暴力，却爱好艺术，狂热地信奉东正教，母亲任劳任怨，在她的词典里只有家庭没有“自己”。羽翼丰满的兄长们为了推翻父亲的“暴政”大打出手，先后逃离了故乡，前往大城市莫斯科，父亲也因为经营不善躲避债务而一走了之，相对内敛的安东只得过早扛起了家庭的重担，充当起杂货店的掌柜，一边读书一边工作，缺乏睡眠，营养不良。安东·巴普洛维奇·契诃夫的童年是“灰色”的，伊莱纳·内米洛夫斯基简洁、温柔的笔触为读者挖掘出了一个少年契诃夫的形象，我们可以直观地把这位作家日后对俄罗斯底层人物的描写功力，上溯至为家族杂货铺照料生意的阶段。

那时是一个怎样的俄国呢？

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是契诃夫的时代，也是一个迷惘、动荡的时代，尤其对于俄国而言。一面是沙皇的农奴制，大量仍被土地束缚的农民，不识字率全欧领先，整个社会陷入一种板结、停滞的状态；另一方面，欧陆诸国的社会思潮、运动、变革如火如荼。这厢是巴黎公社的喊声震天，新的社会阶级呼之欲出，那边是俄罗斯乡村的“岁月静好”，东正教的圣歌犹如顿河的静静流淌，上层贵族在彼得堡、莫斯科纵情声色，农奴们日复一日地劳作，不知生活为何物。

这或许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作家前往萨哈林岛的初衷，他开始反思自己“为艺术而艺术”的基本想法，他尝试用观察的方式亲眼看看饱受国内舆论抨击的囚犯、监狱制度。“大家都批评俄国的监狱体系，但是谁曾下功夫研究它的缺陷，并给出改善的建议呢？没有人。”（《契诃夫的一生》）在这种强烈的信念的驱使下，此时已经是著名作家的契诃夫得到了沙皇当局的“全力配合”，虽然途中亦有坎坷，还是顺利地抵达了帝国的边陲，某种意义上当时人类认知的“世界尽头”。

它是如此荒芜，完全就是一个大型的流放地，它又是如此壮丽，鞑靼海峡吹来的凛冽寒风与堪察加特有的地貌绘就一幅壮丽的美景。这篇游记中的契诃夫和大多数时候作为小说家、剧作家的他相比，有着一种难得的自在，被官方首肯的调查活动使得他可以完全自由地接触被流放者、看守军官以及当地的行政长官。他当然会看到一些触目惊心的场景，“……不知为什么这些驯良的不伤人的狗都是拴着的。饲养猪，猪脖子拴着木枷，连公鸡也拴着腿。我问一家的主人：‘为什么你家的狗和公鸡都是拴住的？’‘我们萨哈林一切都是拴着锁链。就是这样的地方么。’他打趣地回答说。”但是很快，他又会荡开一笔，如同写实主义画家般记录下眼前瑰丽的自然景致，“夜静悄悄的，满天星斗。更夫敲着梆子，附近小溪流水淙淙。我长久地伫立着，或是仰望星空，或是凝视房舍。我觉得这真是奇迹，我竟然离家万里，置身于一个叫做帕列沃的地方，天涯海角，人们对星期几都已忘却。其实，何必定要记住，这里星期三还是星期四有何要紧？——反正都一样。”这些客观的陈述，和末了作家俏皮的自嘲，不妨碍作家在完成游历之后，经由长崎、上海、马尼拉、新加坡、科伦坡……环绕整个亚洲回到莫斯科后，一边撰写游记一边为当局提供监狱改革的忠实意见。

卜键在《库页岛往事》里这样写道，“我国唐代出现过一批优秀的边塞诗人，写金戈铁马、大漠孤烟，也写血沫与死亡，写征人的饥寒与思亲之苦。南宋大文人陆游、辛弃疾都曾卫戍边疆，将真切感受融入诗文，降至明清两朝则难以看到。阅读晚清史，我们每每对国家的边界被蚕食鲸吞、大块领土沦丧流失扼腕痛愤，感慨其来归之悠远、割离之匆遽，但应知任何突发的重大事件，都有一个积渐而成的长过程，亦不可仅仅视为当政者的责任。”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契诃夫的此番行纪将一块想象的边疆正式纳入俄罗斯民族的共同记忆之中，从此萨哈林不再只是一个流放地，而是“祖国的一部分”，作家、艺术家们始终需要保持一种高度的自觉，他们的小说、画作、音乐以及一切艺术行为，都会经由历史的选择，沉淀为民族的记忆。来自邻居的评价包含血泪与遗憾，也切实地佐证了契诃夫出发前对于“没有人”的话语，尽管这种隔空回应充满了历史的巧合和玩笑。

袁筱一为《契诃夫的一生》作序，她把契诃夫比喻为“月亮”。这个典故来自于契诃夫对于爱情的自况，他曾说医学是他的夫人，而小说是他的情妇。医学所代表的科学、理性在他生活的时代，部分去除了宗教带来的蒙昧与无知，但是当时科学的有限性仍旧难以给出世界完满的答案，混沌、迷茫仍是时代的主旋律。而小说赋予他克制、冷静、敏锐无比的观察力，在他笔下最为显著的特质便是惟妙惟肖的人物对话，几番对话就可以在读者脑内奠定个性鲜明的形象，其次便是俄国乡村、郊野如诗如画的自然人文景致。在“夫人”和“情妇”的包围下，作家自然不需要世俗的婚姻（尽管他后来还是结了婚），他戏称他需要一个月亮般的情人，因为他希望她不总是出现在自己的地平线上。玩笑似的，契诃夫也被称为了月亮般的作家，他自觉、自律地旋转着，周而复始地萦绕在一代代读者心头，他不必带来恒久的光与热，只需要在人世间投下清澈的光亮，赋予人永恒怀疑一切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