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锄头挖出三千年前“雷声”，专家判定：国宝，古人通神的秘器

说起商周青铜器，大多数人脑海中浮现的是四羊方尊的精美繁复，是曾侯乙编钟的磅礴气势，是司母戊鼎的雄浑厚重。它们或深埋于王侯墓葬，或藏身于祭祀坑穴，但在湖北省博物馆，有一件国宝铜鼓，却是几位农民捡来的。这就是崇阳铜鼓。

洪水冲出绿“怪物”

时间倒回1977年6月14日，崇阳县白霓公社大市大队程正华、程昌敏、程国章、庞国维听从大队部的安排来到汪家咀犁田。汪家嘴位于崇阳县城东约15公里，为丘陵式盆地中的一个土岗。土岗北面临一条小河——大市河。中午时分休息，牛放到岸边吃草，几人也喘息片刻。

在此期间，几人发现，因为连日的暴雨冲刷，河岸已经变了面貌，遍布沟壑。在大市电站水湾附近，程正华突然停住脚步。河岸被水冲刷过的壁面上，一团碧绿的东西露了出来。几个人凑近蹲下来细看，只觉得这是个瓷坛子：“该不会是汪家咀老屋场被毁时，哪家财主埋下的瓷坛吧？！”

他们伸手去掏，却纹丝不动，便决定去农科所借锄头来挖。没走多远，碰到正在电站旁挖地的程伯海，讲明原委后借到了角锄。他们一同返回河边。五人中只有程昌敏水性好，便由他站在被洪水冲倒的大木梓树蔸上动手开挖。

一阵忙碌之后，一个谁也叫不出名字的古怪东西从泥土中显露出来。这东西出土后，竟有百十斤！几人找来绳子和木杠，将其捆好，绕道被洪水冲垮的渡槽，轮换着抬回了大市下湾，暂时放在程昌敏家偏屋。

“宝物”险些毁于无知

故事到这里，差一点就走向了另一个方向。

当天下午，县轻工业局下派干部吴继武到大市下湾四队，找时任白霓公社副书记刘继良谈农机修理的事。刘继良外出未归，吴继武就在其住处等候。天色渐晚，吴继武正准备休息，忽然听到“噹！噹！”几声刺耳的响声，便问房东这是什么声音。房东告诉他：“上午掌田的人挖到一件样子像面鼓的东西。”

吴继武赶紧循声找去。只见几个人正拿着木棍在那件器物上敲打。他急忙上前制止：“这可能是重要文物，敲坏了要违法的！”众人这才散去。

然而巧合的是，当夜，程昌敏父亲突然生病。老人生怕这来历不明的“怪东西”招灾惹祸，第二天便将铜鼓转放到了程正华家里。

恰好，县委工作组正住在大市下湾。15日，负责人叶圣时同工作组的孙学良、王道文、卢大忠、刘继良等人鉴赏了这件器物，察看了出土现场，奇怪的是，这出土地点既没有墓葬也没有古建、窖藏遗迹。当地文化馆得到消息后，工作人员先后赶到大市，初步鉴别这是一尊古铜鼓，属于珍贵文物。

为表彰发现文物的功绩，工作组以县委、县政府的名义，在大市上湾召开了群众大会，奖给大队一百套图书、一套锣鼓和一台拖拉机，会后还放了一场电影。后来又分别给程正华、程国章、庞国维、吴继武每人发了20元钱的奖金。

但在那段特殊的岁月里，有两个人却没有这么幸运。程昌敏和程伯海，因为家庭“成分不好”——不但没有拿到奖金，甚至连宣传报道中都没有出现他们的名字。

一把锄头挖出了国宝，却因为出身问题被抹去了痕迹。这背后，是一个时代的烙印。如今回望，我们理当记住这五个普通农民的名字：程正华、程昌敏、程国章、庞国维、程伯海。是他们，让沉睡三千年的瑰宝重见天日。

田野里“独睡”的铜鼓

这面铜鼓通高75.7厘米，上宽49厘米，下宽39厘米，重42.5公斤。鼓面呈椭圆形，上面是马鞍状的冠饰，下面是长方形的支座。鼓身装饰着饕餮纹，双目突起，古朴凝重，造型奇丽。

甲骨文中的“鼓”字，字形正像一面鼓立在架上，旁边有一只手执槌敲击。仔细看去，这崇阳铜鼓不就是甲骨文的“左半边”吗。

铜鼓既是一件实用的乐器，更是一件礼器。在古代，鼓声不仅是音乐的节奏，更是通天的媒介。祭祀时击鼓，可以“通神明”；战争时击鼓，可以“振士气”。《诗经·小雅·甫田》重记载：“琴瑟击鼓，以御田祖”，意思是击鼓为乐，迎田祖以祈年。《周礼·地官·鼓人》记载：“掌教六鼓四金之音声，以节声乐，以和军旅，以正田役。”这里是说明鼓可以作为军队在作战时与田猎时所用的军乐器。

《商周彝器通考》中曾著录过一件“双鸟饕餮纹铜鼓”，形制与崇阳铜鼓相似，但在解放前就已流失海外。分析花纹形制，这崇阳铜鼓比“双鸟饕餮纹铜鼓”还要古老，因此，这崇阳铜鼓成为中国目前见到的最早的铜鼓。

但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学者们：如此珍贵的礼乐重器，为什么会孤零零地出现在田野中，而不是墓葬或祭祀坑里？

据考古学者推测，这面铜鼓可能是当时用于山川祭祀的礼器，祭祀完毕后被埋藏于此。还有一种可能，它是某个奴隶主或贵族在战乱逃亡途中仓促埋藏的。三千年的岁月冲刷，上面的泥土早已被河水剥蚀，只留下这面铜鼓，像一声被凝固的雷鸣，静静等待着重见天日。

出土之后，崇阳铜鼓的传奇仍在继续。

1981年，这面铜鼓被选送到美国、日本、英国等国巡回展出。1993年，它入选“中国文物精华展”。1999年，又被选调到香港展览。

如今，崇阳铜鼓静静陈列在湖北省博物馆的展柜中，成为镇馆之宝之一。

青铜时代的“C位”

崇阳铜鼓出土于湖北，并非偶然。湖北所在的楚地，是中国青铜文明的重要版图之一。

从盘龙城商代遗址出土的青铜礼器，到随州曾侯乙墓惊世骇俗的编钟和尊盘，再到荆门、襄阳等地发现的精美青铜器，湖北地区出土的商周青铜器数量之多、工艺之精，在全国都名列前茅。

为什么偏偏是湖北？

答案藏在地理与资源中。湖北拥有丰富的铜矿资源，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便是最好的证明。这里从商代晚期就开始开采铜矿，延续了上千年。有了矿料来源，再配合楚人兼容并蓄的文化态度和炉火纯青的铸造技术，楚地青铜器的繁盛便是水到渠成。

更重要的是，楚国从一个“土不过同”的偏远小国，发展成“地方五千里”的超级大国，其问鼎中原的政治野心，需要礼乐制度来支撑。青铜礼器是身份等级的象征，青铜乐器是礼仪规范的工具。当楚国的政治势力不断扩张，青铜铸造业也随之达到巅峰。

崇阳铜鼓的时代约为商代晚期，比楚国崛起还要早数百年。这说明湖北地区的青铜文明，早在商文化南渐的过程中就已奠定了深厚根基。

崇阳铜鼓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偶然与必然的故事。偶然的是，一场暴雨冲刷河岸，几个农民恰好路过，一锄头下去挖出国宝；必然的是，湖北这片土地自古以来就是青铜文明的沃土，三千年的时光在此积淀，只待有心人叩响。

如今，我们站在湖北省博物馆的展柜前，凝视这碧绿的铜鼓时，仿佛还能看见三千年前的文明与残暴，祭祀场上，火光映照着饕餮纹的双眼，巫师手持鼓槌，重重击下。鼓声如雷，穿透荆楚大地的夜空，直达神明……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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