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晚年，除了最喜欢所有的红色外，更加喜欢游泳过后抽支烟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长沙迎来凛冽寒潮。湘江雾气蒸腾，水温计插下去，只剩八度。警卫员劝道：“主席，这水真冻，咱们改天吧。”毛泽东只抬抬手：“我年轻时就横过中流，这点冷算什么？”话音落，人已换好前几天新做的红色泳裤，步履踉跄却执意下水。江面风浪不大，他慢慢划开水面，仿佛寒意全被甩在身后。半小时后，老人登岸，接过警卫员递来的蓝白瓷缸，先漱口再摸出香烟点燃，滚滚雾气与缕缕烟雾混杂，成了他最享受的片刻。

对水的眷恋，早在韶山私塾年代就埋下种子。六七岁那年，他惹得父亲恼火，一路逃到池塘边索性纵身一跃，稚嫩的狗刨动作居然救了自己。池塘满足不了劲头旺盛的少年，读师范后，他把“练功场”挪到宽阔的湘江。一次误入漩涡险象环生，捡回一条命，却更添征服欲。“水击三千里”的誓言，就是彼时暗暗立下的。

革命征途漫长，他与水一直相随。北伐前夜，在潮汕照镜河练胆；长征途中，赤水河边摸索渡口；抗战烽火里，于延河激浪中添诗句。新中国成立后，身体与天下一样归他统筹，忙里偷闲也要亲近河海。北戴河台风过境，他硬是迎着七级海风下海；一九五六年五月三十一日到六月四日，武汉长江，他连跳三次，“大江一跨，风樯动”。统计下来，一生四十二次横渡长江，珠江钱塘江赣江邕江亦次第留痕。唯独黄河，他只在一九四八年东渡时动过“干脆游过去”的念头，终因河水暴烈作罢。

水面上是豪情，岸上是红色的温度。进入七十年代，他愈发执着于红：大会堂里换上暗绯窗帘，卧室铺深红地毯，连书案边常披的毯子也挑最正的绛色。有人说，那是革命年代留下的色彩记忆；也有人私下猜测，他思念小名“霞姑”的杨开慧。说法各异，却挡不住老人把红色披在身、握在手的决心，红封皮文件夹，红木镜框，乃至那条惹人注目的泳裤，都是他晚年生活的底色。

游完必抽烟，这在警卫日记里出现了无数次。毛泽东昼夜写作，茶水与香烟几乎不离手。一天三包“黄鹤楼”是常态。有工作人员担心他咳嗽严重，托外交部从日内瓦买来二十四只过滤烟嘴，共花九十四元。大使馆电报追款时，毛泽东哈哈一笑：“公私要分明，私人用物当然自己掏。”随即付账，从每月四百零四块八毛的工资里扣除。账房里的流水记录清清楚楚，吃饭、买书、灯油、房租一笔不落。直到一九九零年清理地下室，人们才发现那二十一册发黄簿子——从五十年代记到七七年，连每天的牛奶钱都算得明明白白。

游泳与抽烟之外，他还有一根更持久的爱好——诗。许多长河大江不过是诗稿的注脚。一九二五年离开长沙前，在橘子洲头放声痛饮，回头便写下“独立寒秋，湘江北去”。北戴河飞浪中，他提笔成《浪淘沙》。而《沁园春·雪》则在四五年的山城一夜惊艳，柳亚子读罢夸一句“苏辛望尘”。另一首《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更是差点被当废纸扔掉，幸得警卫捡起。不苟自赏的性情与严苛自省，使他晚年亲自主持《毛泽东诗词选》的座谈，数易其稿，句句斟酌。

有人说，伟人的日常应是生死与共的决策，事实上，他也要为家用计划精打细算。除去江青二百四十三元的工资，家里尚有女儿李讷、后来搬出的李敏，以及亲属毛远新等人。每月三十块生活费分给晚辈，外加门房水电柴薪，常常捉襟见肘。逢年节需寄钱回老家接济亲眷，他便对机要秘书叮嘱：“先预支一点，下月慢慢扣。”即便如此紧张，游泳馆买票的钱和每次外地饮茶的账单，他从不让财政埋单。

一九七五年春，他最后一次在钓鱼台的泳池戏水。上岸照例摸烟，却被医护轻声劝住，说咳嗽愈发重了。老人沉吟片刻，把烟装回盒里，换来一盅碧螺春，低声念道：“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须臾抬头，眉眼间仍是那股熟悉的浩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