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蒜+咖啡算啥呀，以前的滑稽艺人应堂会上电台还投资拍电影| 黄沂海

江南滑稽戏起源于清末民初，以留洋归来的知识分子演绎的“新剧”（亦称文明戏）为主要载体，从外国喜剧、北方相声、潮流说唱、苏州滩簧、隔壁戏、小热昏等艺术样式中广泛汲取养分，博采众长，兼容并包。

彼时的滑稽表演，多以“滑稽剧”“滑稽新剧”“趣剧”等面目出现，短小精悍，通常安排在正剧开演之前“暖场”，让提早到场的观众不觉得寂寞，填补一下空闲时段。当然，也有安排在正剧演完之后，如春柳剧场把滑稽剧放在悲剧后面，令观众转换情绪，一笑而归。其时，滑稽剧只是用来打发时间，并不受人重视。直到滑稽堂会作为有钱有闲阶层的娱乐消费方式倏然爆红，扩大了滑稽新剧的影响与地位，演员收入才大幅提高。

1930年6月1日《申报》广而告之，刊出当日滑稽堂会价目，争奇斗“演”，竞争激烈：王无能、钱无量“文明戏，廿八元八；笑嘻戏，十六元八；车饭喜封在外”；陆奇奇、陆希希的“笑话奇谈”，“《老枪南阳关》，价十四元八，车饭二元”；江笑笑、鲍乐乐的“踱觉戏”“滑稽小曲”，“价十四元八，车饭二元”；张冶儿、易方朔精神团，“价廿八元八，正剧面议，外加车饭四元”；陆啸梧新新团“滑稽新剧，男女合演，改良唱春，滑稽宣卷，应有尽有，价廿八元八，演全部用布景面议”；天马团“三角戏，十二元八；滑稽新戏，男女合演廿四元八”……相形之下，同时期一位响档说书先生的月收入仅为一百余元，而受人追捧的滑稽名角一天能赶三四个堂会，月挣一千多元不在话下，故而，“这堂会的生意相当的好，于是一个个滑稽角色都去应堂会了”。

与此同时，海上闻人黄楚九创办的大世界游乐场亦是熙来攘往，滑稽艺人来此地各展绝活，既“吸粉”，又“吸金”。借助1932年1月1日《申报》游乐场滑稽演出广告，还原了大世界内各大剧场的闹猛场面：共和楼有吴月痕、胡根生的“作乐戏”，猛虎团的“滑稽平剧”日场上演《鸿鸾禧》，夜场上演《三雅园》；共和阁有刘春山、盛呆呆的“潮流滑稽”，赵希希、范哈哈的“戏迷滑稽”；共和厅有江笑笑、鲍乐乐的“社会滑稽”；新三层有笑嘻嘻、笑奇奇的“搭头戏”；共和台有易好气、易好笑的“杂格戏”；新二层有朱翔飞、何双呆的“搭腔戏”，星期团日场演出《张古董》，夜场演出《端阳露情》；新四层有王无能、钱无量的“老牌滑稽”，吕笑峰、唐笑飞的“瞎搭戏”。比起当日报章关于新新屋顶花园、先施乐园的演艺预告，大世界的滑稽节目可谓阵容鼎盛，五花八门，观众徜徉其间，“从早浪厢笑到夜里头”。

也有敢于尝鲜的摩登滑稽艺人，率先涉足新领域。那时，录制唱片的酬劳为“一口价包干”及少量版税，号称海上“滑稽三大家”的王无能、刘春山、江笑笑，录单张78转粗纹唱片，收入约为100至150元，与京剧名优、流行歌手的“通告费”尚无法相提并论。“文坛笑匠”徐卓呆记述，他曾自己编写脚本，又请陆希希、沈冰血等人一起在大中华唱片灌录了十余张滑稽唱片，然而“一二八之役（1932年），全家付之一炬，不但片子烧去，连说明书都无从查考了”。幸亏他的漫画家老友丁悚保留了其中的三张，还记录了所有唱片名称：《半夜敲门》《隔壁房间》《看告示》《调查户口》《新吃看》《西洋镜》《百弗得》《杀头生意》《万宝全书》《啥个说话》《哈哈大笑》，让后人得以查考。

1920年代，爆米花一般的滑稽电影短片层出不穷。默片时代，要让观众看懂剧情，势必依仗通俗搞笑的故事以及夸张至极的动作表情，滑稽艺人成了制片商的首选对象。彼时卓别林的喜剧电影已经进入中国。明星影片公司老板张石川提出“惟兴趣是尚，以冀博人一粲”之宗旨，邀请英籍杂技演员假扮卓别林，效仿拍摄了《滑稽大王游华记》《大闹怪剧场》等滑稽电影，但制作粗劣，质量平平。当时拍摄的长长短短的滑稽电影有近百部，目前尚有胶片存世的仅剩郑正秋主演的《劳工之爱情》。

1933年出品滑稽电影《鸡鸭夫妻》《拼命》海报

滑稽艺人投拍电影，往往白手起家，自行组建小微公司，其中徐卓呆、汪仲贤筹办的开心影片公司，因摄制“专门以引人开心为唯一目标”的长短滑稽片而名声大噪。起初他们打探到创办一家电影公司至少需要50万元资本金，吓得七魂丢了六魄。偶然机会，徐卓呆遇到一位东北来沪的摄影师，自备一架摄影机，表示拍摄并冲洗一部电影仅需酬劳150元，才又跃跃欲试。1925年，“开心”一口气拍成《临时公馆》《隐身衣》《爱情之肥料》三部短片，收工盘点成本，“费时不过半个月，一共只花了二千二百元，除了胶片的费用一千五百元外，摄影师与演员及工作人员的酬劳与杂费，只花了七百元。试映下来，观众非常欢迎，电影院见大有苗头，愿做包账”。无独有偶，1933年出品的滑稽电影《鸡鸭夫妻》，拼凑了众多滑稽节目片段，由刘春山集资并自任编剧、主演，江笑笑在《滑稽道中开篇》里提到这部电影：“本钱勿到三千元，收入倒有一万另；为啥生意能样好？因为内中除却王无能，全体滑稽帮忙都有份。”同年，另一部由王无能领衔的滑稽电影《到上海去》也很火爆，叙说一个不认字的车夫在上海赚了钱回乡办学校的趣事，据范哈哈回忆，开拍之前张冶儿、江笑笑、钱无量各斥资二千元。

1933年出品的滑稽电影《到上海去》海报

租界的上海，电台的畸形发展，一度给滑稽艺人造就了生存空间。上电台的“摇账”分为电台聘演和包时自营两种模式，差距甚大。五马路上的“亚开”电台，曾为“滑稽大本营”，自中午开始至午夜时分，挤挤插插填满了各档滑稽节目，全靠商业广告维持运营。江笑笑、鲍乐乐、刘春山等名角每天在几家电台有近十档节目，由于能吸引“金主爸爸”埋单，忙得不亦乐乎，甚或雇汽车赶场子，每月聘金高达500元。而初出茅庐的姚慕双、周柏春昆仲，学艺不久，名不见经传，去电台独立开设一档节目，好不容易拉来50元广告费，交给电台包时费用25元，还得支付乐师辛苦费、助理点心费等，七七八八算下来，所剩无几。然而物极必反，有听众在报端吐槽：“一般电台的通病，那就是流水账式的广告，尤其是滑稽播音员，报告广告总是哗啦哗啦一大堆，而且千篇一律。这样的结果，一定是听众关掉收音机，或是收听别家了。五角六分一个电费，谁还愿意来听你冗长惹烦的广告？”

1940年代姚慕双（右）、周柏春在电台播音室合影（中为姚慕双女儿姚玉儿）

1937年“八一三”炮声响起，日本军队侵占租界，参加电台抗日募捐播音的刘春山、张冶儿、“江鲍档”等上了黑名单，日军“电监处”严密控制电台广播，全市所有短波收音机均送查拆除，堂会被视为非法聚会遭遇取缔，滑稽演员失去挣钱地盘，只能依靠救亡协会发给米粮维持生计。直到1941年，剧场演出再度兴起，以“滑稽大会串”形式排演的首部整本大戏《一碗饭》，讽刺囤积居奇的米店老板，同情衣食无着的下层人民，引起市民同声相应，一时票房翻红。

滑稽艺人的舞台演出进账，名堂繁多，计有“打分定包银”“大包小”“小包大”“两头包”“提票子”等等。所谓“打分定包银”，即“包银”以戏票或货币计算，按场次或按天发给，一般一天发一次，有时三五天发一次。“角儿”与一般演员收入差距甚大，最大约为20倍；所谓“大包小”，即由一个或数个主要演员来包一般演职人员。剧场与剧团三七分账后，主要演员按戏票数提取大头，剩余按规定分配给一般演职员；所谓“小包大”，即剧团拥有自身班底，但知名度不高，为增强票房号召力，大手笔斥巨资聘请大牌助阵，其他演员按规定比例拆账；所谓“两头包”，即一人或数人一方面商洽剧团，一方面商洽剧场，自己担任中介。演员收入按议定的比例分给剧团、剧场后，其余归己；所谓“提票子”，即剧团为增强票房号召力，重金聘请名角大腕，并适当提高演出票价，如原来每张8角提高至1元，所聘演员即按提高之票价数额（2角）提取……诸如此类分配机制，一直沿袭到新中国初期。

自曝“顶薪”的滑稽演员杨华生主演《苏州两公差》剧照

1949年以后，经过“戏改”和行业整顿，滑稽戏演出采取“拆账制”，头牌与普通演员的收入差距有所缩小，剧团从盈利结余中提取一定比例的公积金、福利金，用于新戏创排、伙食补贴、困难补助等。扳扳指头，其时哪位演员的“拆账”跃居榜首？当仁不让者杨华生也。他在回忆录里毫不讳言：“我所在的大公滑稽剧团，我每场提取28张票子（约折合人民币14元），最低的演员每场提取3张（约折合人民币1元5角）。蜜蜂滑稽剧团的主演每场最高收入为10元（约20张票子），最低为1元（约2张票子）。从过去的资料证明，我的拆账比例最高。”敢于自曝“顶薪”的杨华生，原名杨宝康，少年时父亲失业，被迫辍学进入大世界华光新剧社当练习生，剧社以“华”字论辈排名，遂改名为杨华生。偶然机缘拜滑稽前辈鲍乐乐为师，放弃京剧梦，“意外”成为一代滑稽大家。

1960年，蜜蜂滑稽剧团纳入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建制，成为首个全民所有制滑稽戏演出团体，逐步取消“拆账制”“包银制”，改为工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