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丹遗孀同桂荣，曾为贺子珍接生，李敏亲昵的称她为：刘妈妈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延安城外的山梁上秋风刚起，窑洞里传来收音机里开国大典的号角。炊烟袅袅，同桂荣在灶台前添柴，火光映着她并不年轻的面庞。邻居孩子喊道：“刘妈妈，快听，天安门上放礼炮啦！”这声稚嫩的提醒，让老人的思绪一下子回到十三年前那场刺骨寒风中的产房——岗楼。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陕北夜色沉重，枪声偶尔划破静寂。同桂荣刚给医院里伤员熬好姜汤，门被撞开，警卫员一句“贺大姐要生了”把她拽向另一段奔忙。岗楼四面漏风，她推门即见贺子珍面色蜡黄，蜷在冰冷地铺。毛泽东就站在旁边，眉心紧锁，只问了一句：“能否换地方？”同桂荣摇头，短促回道：“来不及，当场接生。”对话只有十余字，却决定了一个生命的降临方式。

热水滚开，棉被烤热，木盆里放着她提前半年缝好的小棉袄。她一面给产妇按摩，一面压低声音鼓劲儿。“子珍，坚持住，娃娃想见娘。”两刻钟后，一个女婴哭声脆亮，寒气似被冲散。毛泽东接过婴儿，眼眶泛红。对同桂荣，他只说：“多谢。”这场匆忙却安全的生产，自此成了彼此都不愿轻易提起却终身铭记的共同经历。那孩子日后取名李敏，记事后便管她叫“刘妈妈”。

把时间再往前拨六个月，一九三六年四月十四日，中阳县三交镇。刘志丹在指挥红二十五军东征时胸部中弹，年仅三十三岁。噩耗传到南梁，同桂荣足足昏迷了一天。醒来后，她给自己定下两条规矩：一是替丈夫养大孩子；二是继续在后方干革命，绝不掉队。

与刘志丹的婚姻说来带着旧社会的影子。两家早年结亲，娃娃们尚未记事就被长辈口头订下。民国十年，两人成婚，他十七，她十四。虽是包办，倒没有冷漠相对。刘志丹给妻子起名“桂荣”，比划着教她识字。夜深人静，炕头油灯跳动，他手把手写下“山河”“苍生”这些大字，她一笔一划临摹，临摹着也明白了丈夫心里的天地。

少年刘志丹意气风发，先入榆林中学，后赴黄埔四期。南下那天，他把剪好的鞋样递给妻子：“等我归来。”其实归来从未有把握。革命浪潮裹挟他一路北伐、策反、建军，回家的脚步总被战事截断。同桂荣躲土匪、逃军阀、深山藏身八日的故事，她多年后说得轻描淡写，可当时抱着襁褓中女儿跳下悬崖，全凭一股舍生取义的韧劲。

一九三五年春，她在根据地产下幼子，未满周岁便病逝；同年十月，丈夫又遭错误关押。风雨如晦，她咬牙挺着。直到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局势好转，刘志丹得释。同年冬天，延河岸边篝火旁，毛泽东第一次见这位执拗的陕北嫂子。谈话中他发现自己脚上的单鞋被她盯住，便笑着自嘲。“脚肿，穿不了棉鞋。”没再多言。三天后，一双又宽又软的手工棉鞋送到窑洞。毛泽东轻抚鞋底，感叹“合脚又暖”，后来鞋被火盆烤出洞，她又默默补一双，这段细节被首长们传为趣谈。

抗战爆发后，延安的生活依旧清苦。物资紧张，鸡蛋要凭票，同桂荣却能提前攒下几枚给贺子珍坐月子。有人好奇她如何做到，她只笑：“心里装着别人，自然就有办法。”偶尔毛泽东与贺子珍小争执，博古抬脚去请她。窑洞里夫妻正僵持，她先抱起哭闹的李敏，埋怨一句“娃娃给谁管”，再劝两句“主席熬夜眼都红了”，气氛迅速松动。诸如此类的小事，前前后后不计其数。

抗战胜利，新中国酝酿的日子里，她调到保育机关，教唱歌，教识数，如同照看自家孩子。一九四九年以后，西安、延安、榆林的幼儿园常能见到她忙碌的身影。她对年轻教师说：“娃娃哭，就抱；娃娃馋，就找口粮顶上。别嫌麻烦。”口气平平，却让无数人记住了“刘妈妈”三个字。

时间走到六十年代，陕西大旱，省里组织医疗队奔赴米脂。刘力贞肺病未愈，也抢着报名，只给领导留下一句话：“那里是父亲战斗过的地方，我不能缺席。”乡亲们端来热汤热饭，她眼圈红了，说自己不过是普通医生。母亲性格在女儿身上落地生根。

一九九九年五月四日，同桂荣在西安离世，九十四岁。入殓那天，没有奢华花圈，也没有隆重仪式。昔日托儿所的孩子已成人，他们自发赶来守灵，低声唤她：“刘妈妈，走好。”李敏寄来一纸挽联，言辞极简，只道“接生之恩，一世不忘”。

一位陕北妇女，从包办婚姻里走出，又在战火中成长为游击区的“万事通”，再到共和国幼教战线的老前辈，她一生没写过自传，却在无数人口中流传故事。有人说她平凡，也有人觉得她不平凡。无论怎样称呼，那个寒夜里接生的坚毅背影，以及火光中忙着缝补棉鞋的身影，已与“刘妈妈”三个字紧紧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