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美国姑娘，嫁给福建小伙，被迫带俩娃来福建，这里生活百闻一见

一

我站在福建农村的土灶前，手里拿着一把蒲扇，对着冒烟的柴火拼命扇。烟不往烟囱走，专门往我脸上扑，呛得我眼泪直流，鼻涕也下来了。两个儿子蹲在厨房门口，四岁的卢卡斯和两岁的诺亚，一人手里抓着一个生地瓜，大眼瞪小眼地看着我。

三个月前，我还在纽约的公寓里用手机点外卖。Thai food, Chinese food, Italian food, 想吃什么点什么，二十分钟就送到门口。现在，我连生火都不会。

我叫艾米莉·罗斯·约翰逊，今年三十一岁。我的丈夫叫陈东林，福建人，是我在纽约读研究生时的同学。我们相识于一场暴风雪——2015年冬天，地铁停运，我站在车站门口冻得发抖，他走过来，把一条围巾递给我，用不太流利的英语说：“You look cold。” 那条围巾是深蓝色的，羊毛的，现在还挂在我衣柜里。

我们恋爱三年，结婚四年。大儿子卢卡斯出生在纽约，二儿子诺亚也出生在纽约。我一直以为我们会永远住在纽约，在东林拿到绿卡以后，买一栋带花园的房子，周末去中央公园野餐，孩子长大了上常春藤。这是我想象的生活。

但三个月前，东林接到一个电话。他听完以后脸色变了，坐在沙发上很久没说话。我问他怎么了，他说他妈摔了一跤，伤了脊椎，他爸一个人照顾不过来。他沉默了很久，然后抬起头看着我，眼神里有种我从没见过的东西——不是商量，是通知。

“艾米莉，我们要回福建。”

我以为他在开玩笑。

“回福建？你是说回去度假？过年？”

“不是度假。是搬回去。我爸妈需要人照顾。”

“搬回去？那你的工作呢？我的工作呢？卢卡斯的幼儿园呢？”

“我会在福建找事情做。你可以在家带孩子，也可以在网上教英语。卢卡斯才四岁，在哪都能上幼儿园。”

我看着他，觉得他在说一种我完全听不懂的语言。他从来没有跟我提过要回中国生活。从来没有。我们结婚四年，他只提过一次他的老家，说是在福建一个叫“宁德”的地方，靠海，有山，有很多茶树。他说得很简单，像一个陌生人在介绍别人的家乡。

我不同意。

“No。”我说，“我不去。”

“艾米莉——”

“我的生活在这里。我的家人在这里。我的朋友在这里。我不会去一个我完全陌生的地方。”

他没有再说什么。那天晚上他睡在沙发上，第二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他已经做好了早餐，煎蛋、培根、吐司，摆得整整齐齐的。他把咖啡递给我的时候，说了一句：“我必须要回去。你可以晚点来，等我想办法安顿好了，你和孩子再过来。”

我看着他的眼睛，看到了一种很深的疲惫。不是跟我吵架的疲惫，是那种被生活压弯了腰的疲惫。他爸打来的那个电话，像一根稻草，但我知道，在这根稻草之前，骆驼已经走了很久了。

我妥协了。

不是因为他做了早餐，是因为我发现，我不知道怎么拒绝他。他是我的丈夫，是我两个孩子的父亲。如果他必须回去照顾他的父母，我不能拦他。但我也不能让他一个人走。

“我跟你一起去。”我说，“但我要先去看看。如果不适应，我就回来。”

他抱了我一下，抱得很紧。

二

福建，宁德，一个小村子。

东林的老家在一个叫“茶屿”的村子里，名字很美，但村子就是普通的样子。山很多，到处都是绿色的，房子挤在山坳里，白墙黑瓦，有些房子很老了，墙皮掉了，露出里面的夯土。村口有一棵大榕树，树干粗得五六个人才能合抱，气根垂下来，像老爷爷的胡须。

东林的爸妈住在一栋两层的楼房里，盖了大概十几年了，外墙贴着白色瓷砖，院子不大，种着一棵龙眼树和一棵番石榴树。地上晒着花生，还有一匾一匾的地瓜粉，白花花的，在太阳底下发亮。

我们到的那天，东林的妈妈躺在床上。她比我想象的老，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她看到我的时候，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露出几颗缺了的牙。她不会说英语，普通话也说得不太好，说的是本地话，叽里咕噜的，我一个词都听不懂。东林翻译给我听：“她说，你来了，路上累了吧。”

我说：“不累。”

她从床上撑起来，要下地给我倒水。东林把她按住了，说：“妈，你别动，我去倒。”她不肯，非要自己去，嘴里叽里咕噜地说着什么，表情很着急。东林说：“她嫌我笨，倒的水不是烫了就是凉了。”

最后还是她自己去倒的。她扶着墙，慢慢走到厨房，从热水瓶里倒了一杯水，端过来递给我。水很烫，杯子是那种搪瓷杯，白色的，杯身上印着一朵红色的牡丹花。我接过来的时候，碰到了她的手。她的手粗糙，指节粗大，指甲缝里有黑泥，但她的手很暖。

我喝了一口水，很烫，烫得我舌头麻了。但我没有吐出来，咽下去了。

东林的爸爸是个沉默的男人，个子不高，瘦，脸上的皮肤被太阳晒成了深棕色。他不太看我，也不太看两个孙子，就坐在院子里的竹椅上，手里拿着一把蒲扇，一下一下地扇，眼睛看着地上的花生，不知道在想什么。

卢卡斯和诺亚第一次看到院子里的鸡，兴奋得不行。卢卡斯追着一只大公鸡满院子跑，诺亚跟在后面，跑几步摔一跤，爬起来继续跑。大公鸡被追急了，扑棱着翅膀飞到墙头上，咯咯咯地叫。卢卡斯站在墙下面，仰着头，嘴巴张得大大的，一脸不可思议。

东林的妈妈站在厨房门口，看着两个孙子，笑了。她笑起来的时候，脸上的皱纹像一朵菊花，一层一层的，很好看。

我站在院子中间，阳光照在我身上，热得不行。九月的福建，又热又潮，空气像一块湿毛巾捂在脸上。我穿着一条亚麻连衣裙，后背已经湿透了，头发黏在脖子上，痒痒的。蚊子在我耳边嗡嗡叫，我拍了一下，没拍到。

这就是我新生活的开始。

三

第一周是最难的。

首先是语言。村里的人几乎不会说英语，普通话也说不太好，大部分时间他们说本地话，我完全听不懂。东林不在家的时候，我跟公公婆婆的交流基本靠比划。我指一下水壶，婆婆就知道我要喝水。我揉一下肚子，她就知道我不舒服，从抽屉里拿出一盒不知道是什么的药，递给我，意思是“吃了就好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药，但吃了以后确实好了一些。

然后是食物。我喜欢中国菜，在纽约的时候经常去中餐馆，最爱吃宫保鸡丁和春卷。但到了福建，我发现这里的中餐和纽约的中餐完全是两种东西。婆婆做的菜很咸，放很多酱油，还有很多我认不出来的东西——海蛎、泥螺、血蚶、蟛蜞。这些东西闻起来有一股很浓的海腥味，我试着吃了一个血蚶，咬了一口，红色的汁水从壳里流出来，我看着像血，差点吐了。

东林笑着说：“这是福建的特色，很补的，你多吃点就习惯了。”

我说：“我可能一辈子都习惯不了。”

他笑了一下，没说什么。

但我最不习惯的，是厕所。

东林家的厕所在院子外面，是一个独立的蹲坑，下面是化粪池，夏天的时候味道很大。我在纽约住了十几年，从来没有蹲着上过厕所。第一次用的时候，我蹲了不到一分钟腿就麻了，差点摔进坑里。从那以后，我每次上厕所都尽量快，但腿还是会麻。卢卡斯更惨，他不敢蹲，非要我扶着他，我一只手扶着他，一只手捂着自己的鼻子，那种感觉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第二周的时候，我跟东林说：“我受不了了，我要回纽约。”

他正在院子里劈柴，斧头举到一半，停住了。

“再等等。”他说。

“等什么？”

“等我想办法在镇上租个房子。镇上有马桶，也有超市。”

“那要多久？”

“一个月。”

我看着他手里的斧头，看着他额头上亮晶晶的汗珠，把想说的话咽了回去。

一个月。我忍。

四

但真正让我崩溃的，不是厕所，不是食物，不是蚊子，是东林的妈妈。

婆婆叫林阿妹，六十八岁，脊椎骨折以后卧床不起，但她不是一个安静的病人。她非常固执，固执到让我抓狂。

医生说她要卧床至少三个月，不要乱动。但她不听。她每天都要自己起来上厕所，东林说“妈我扶你”，她推开他的手，自己扶着墙慢慢走过去。她非要自己做饭，东林说“我来做”，她不高兴，说东林做的饭不好吃，炒的菜太油，煮的粥太稀。她嫌我洗的衣服不干净，把衣服重新洗了一遍。她嫌我拖地拖不干净，自己撑着腰，一手扶着拖把，一手扶着墙，慢慢地拖。

我站在旁边，看着她佝偻的背和颤巍巍的手，不知道该说什么。

有一次，我试着帮她洗菜。她把一篮子空心菜放在水龙头下面，我打开水龙头，一根一根地洗。她走过来，把水龙头关小了，说了一句本地话，我听不懂，但她的表情是“你太浪费水了”。然后她把空心菜拿过去，自己洗，洗得很快，水用得很少。

我站在旁边，看着她洗菜，觉得自己像一个多余的人。

那天晚上，我跟东林说：“你妈不喜欢我。”

东林正在给诺亚冲奶粉，头都没抬：“她不是不喜欢你。她是不习惯你。”

“有什么区别？”

“她一辈子都是这样过来的，什么都自己干。现在她动不了了，看到别人干，她觉得不放心。”

“那她什么时候才能放心？”

东林把奶瓶递给我，看了我一眼，说：“等她真的动不了的时候。”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躺在陌生的床上，听着窗外的虫鸣声，蚊子在我耳边嗡嗡叫，空调嗡嗡响，隔壁房间传来婆婆的咳嗽声，一下一下的，像有人在敲墙。我翻了个身，看到卢卡斯睡在我旁边，嘴巴微微张着，小手握成拳头，放在枕头边上。诺亚睡在东林旁边，缩成一团，像一只小猫。

我看着这两个孩子，忽然觉得很难过。他们不懂妈妈为什么难过。他们觉得这里很好玩，有鸡有鸭，有虫子有蝴蝶，有爷爷奶奶陪他们玩。他们不知道妈妈在纽约有朋友、有工作、有自己熟悉的一切。他们只知道妈妈在这里。

我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我拿起手机，给我最好的朋友萨拉发了一条消息：“萨拉，我撑不住了。”

萨拉在纽约，那边是白天。她很快回了：“发生了什么？”

我打了很多字，又删了，最后只发了一句：“这里太不一样了。”

萨拉说：“你当然可以回来。你随时可以回来。”

我握着手机，看着那行字。

随时可以回来。

是的，我可以回去。我可以买一张机票，带着两个孩子，飞回纽约。我有护照，我有钱，我有朋友。我可以回去。

但我没有。

不是因为我不想，是因为我看到东林在院子里劈柴的背影。他的肩膀比以前更塌了，头发白了很多，他才三十五岁。他在纽约有一份很好的工作，在一家金融公司做数据分析，年薪十几万。他辞了那份工作，回到这个连马桶都没有的村子，照顾他的父母。他没有抱怨过一句。

我不能走。

我把手机放下，翻了个身，看着东林的背影。他的呼吸很沉，很稳，他睡着了。

我伸手摸了一下他的后背。

他没有动。

五

第三周，我开始学普通话。

不是自愿的，是被逼的。东林不在家的时候，我跟婆婆完全无法沟通，这种沉默让我窒息。我开始用手机上的语言软件学，每天学十个词，从最简单的开始：你好、谢谢、吃饭、喝水、厕所、洗澡。我把这些词写在一个小本子上，放在口袋里，有空就拿出来看。

有一天中午，婆婆从房间里走出来，坐在客厅的椅子上，看着我。我正在教卢卡斯认卡片——动物卡片，大象、狮子、长颈鹿，都是英文的。婆婆看了一会儿，忽然开口说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懂。她指了指卢卡斯手里的卡片，又指了指自己。

我明白了，她想让我教她认卡片。

我拿着一张“猫”的卡片，用普通话说：“猫。” 她跟着说：“猫。” 发音不太准，像“毛”，但能听懂。我又拿了一张“狗”，说：“狗。” 她说：“够。”

卢卡斯在旁边笑了，用英语说：“Grandma sounds funny。” 我瞪了他一眼，他缩了缩脖子。

那一天，婆婆学了十个词。她学得很认真，眼睛一直盯着卡片，嘴巴一张一合地跟着我念。念完以后她会笑，笑得像个孩子。

那天晚上，东林回来以后，看到我和婆婆坐在一起认卡片，愣了一下。然后他笑了，那种笑是发自内心的，嘴角往上扯，眼睛弯成两道月牙。

“你们在干什么？”他问。

“你妈在学英语。”我说。

婆婆说了一句本地话，东林听完笑了，翻译给我听：“她说，她才不是在学英语，她在学普通话。你的普通话太差了，她怕你以后出去买菜被人骗。”

我愣了一下，然后也笑了。

那天晚上，婆婆破天荒地没有自己去做饭。她坐在客厅的椅子上，看着我在厨房里忙活。我做了意面，用中式的做法——面条是挂面，酱是番茄炒肉末，上面撒了一把葱花。婆婆吃了一口，嚼了嚼，咽下去，然后点了点头。

她说了一句话，东林翻译给我听：“还行。”

还行。这是她对我最高的评价了。

六

一个月后，东林在镇上租了一套房子。

两室一厅，有抽水马桶，有热水器，有煤气灶。房子在四楼，没有电梯，但对我来说已经是天堂了。搬家那天，我抱着诺亚，卢卡斯牵着我的手，东林扛着两个大箱子，婆婆拄着拐杖，慢慢地走。

镇子不大，就一条主街，两边是三四层的小楼，一楼是店铺，二楼以上住人。街上有人卖海鲜、卖水果、卖衣服、卖手机，还有一家超市，虽然不大，但能买到牛奶、面包和黄油。我看到那家超市的时候，差点哭了。

我们搬进去的第一天，我在超市买了一盒牛奶、一袋面包、一块黄油、一包意面。回到家，我给孩子们做了花生酱三明治。卢卡斯咬了一口，含混不清地说：“Mom, this is the best sandwich ever。” 我知道这不是最好的三明治，但这是他来了福建以后第一次吃到熟悉的东西。

婆婆看到我切面包，皱了皱眉。她大概觉得面包不如米饭实在，但她没有说什么。

那天晚上，孩子们睡了以后，我和东林坐在阳台上。镇子的夜晚很安静，远处有狗叫，近处有虫鸣。对面楼的窗户里亮着灯，有人在看电视，有人在打麻将，哗啦哗啦的，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夜里很清楚。

“艾米莉。”东林叫我。

“嗯。”

“你后悔吗？”

我想了想，说：“我不知道。有时候后悔，有时候不后悔。”

“什么时候后悔？”

“上厕所的时候。”

他笑了。

“什么时候不后悔？”

我看着他的脸。月光照在他脸上，他的轮廓很柔和，不像白天那么硬。

“现在。”我说。

他伸手握住了我的手。他的手粗糙，有茧子，但很暖。

“谢谢你。”他说。

“谢什么？”

“谢谢你留下来。”

我没有说话。风从远处的山那边吹过来，凉凉的，带着茶树和泥土的味道。我深吸了一口气，觉得这个味道好像没有那么陌生了。

七

镇上的日子和村里不一样。

在村里，我是一个异类。全村人都会看我，像看动物园里的动物。我走到哪都有人盯着我，有人会掏出手机拍我，有人会叫自己的孩子来看“外国婆”。我不习惯这种关注，在纽约，没有人会多看你一眼，每个人都忙着过自己的日子。但在这里，我就是那条街上的焦点。

在镇上，情况好了一些。镇上有几家工厂，来了几个外国人，虽然不多，但大家没那么大惊小怪了。我学会了去菜市场买菜，用普通话讨价还价。我的普通话进步很快，三个月已经能说简单的句子了。

“这个多少钱？”

“便宜一点。”

“不要了，太贵。”

菜市场的大姐们对我很友善。卖豆腐的阿婆每次看到我都会多给一块，说“你吃，你吃”。卖鱼的大叔会帮我杀好、刮好鳞，还问我“要不要切块”。一开始我不习惯吃鱼头，后来发现鱼头炖豆腐很好吃，婆婆教我的。

我开始试着做中餐。东林教我做红烧肉，炒糖色的时候我总是炒糊，锅底黑黑的，一股焦味。婆婆在旁边看着，急得直跺脚，叽里咕噜地说了一大串，东林翻译说：“她说你火太大了，要小一点。”

我关了火，等锅凉了，重新开小火，慢慢炒。糖化了，变成琥珀色，冒着小泡。我把五花肉倒进去，翻炒，加酱油、料酒、姜片、八角，加水，盖上盖子，小火慢炖。

四十分钟以后，红烧肉出锅了。颜色红亮，肥肉入口即化，瘦肉不柴，咸甜适中。

婆婆吃了一块，嚼了很久，咽下去。

她说了一句本地话，东林翻译给我听：“比你爸做的好吃。”

公公在旁边听到了，哼了一声，没说话。

但那天晚上，他吃了两碗饭。

八

大儿子卢卡斯上了镇上的幼儿园。

送他去的那天，他哭得很厉害，抱着我的腿不肯松手。老师说没关系，外国小朋友刚开始都这样，过几天就好了。我把他的手掰开，亲了一下他的额头，说：“妈妈下午来接你。” 然后转身走了，没敢回头。

走到幼儿园门口的时候，我听到他在里面喊“Mommy, Mommy”，声音很大，整条街都能听到。我站在门口，眼泪掉下来了。

东林在旁边，递给我一张纸巾。

“他没事的。”他说。

“我知道。”

“那你哭什么？”

“我不知道。”

下午我去接他的时候，他正坐在小板凳上，跟旁边的小朋友一起搭积木。那个小朋友是个小女孩，扎着两个小辫子，穿着粉红色的裙子，手里拿着一块三角形的积木，递给卢卡斯。卢卡斯接过去，放在一座“房子”的顶上，当屋顶。

他看到我的时候，没有冲过来，而是先把那块积木放好，然后才跑过来。

“Mommy, this is my friend, her name is Xiaomei。” 他用英语跟我说，指了指那个小女孩。

小梅站在旁边，看着我们，有点害羞。

“你好。”我用普通话跟她说。

“你好。”她小声说，然后转身跑了。

卢卡斯拉着我的手，一边走一边跟我说今天在幼儿园的事。他说老师给他们讲了故事，是《小马过河》，他不知道什么是河，老师给他看了图片。他说午饭吃了西红柿炒蛋，很好吃，吃了两碗。他说午睡的时候旁边的小朋友打呼噜，声音像猪。

他说了很多，一边说一边笑，牙齿缺了一颗，是上周掉的。

我看着他的侧脸，忽然觉得，他好像已经适应了。比我适应得快得多。

孩子们总是比大人更容易适应新的地方。他们没有那么多过去，没有那么多的“以前”。他们的世界是现在，是眼前，是今天中午的西红柿炒蛋和下午一起搭积木的小梅。

而我，心里还装着纽约。装着我那间可以看到帝国大厦的公寓，装着萨拉的笑声，装着每天早上的星巴克，装着中央公园的秋天。

那些东西还在我脑子里，但它们在慢慢变旧，像一张张褪色的照片，边角卷起来了，画面模糊了。

我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九

来福建半年以后，我发现了东林的一个秘密。

那天我在整理他的旧物——他从纽约带回来的几个纸箱，一直没打开过，堆在阳台的角落里。我打开其中一个，里面是他的大学课本、笔记本、一些旧照片。照片里有他在厦门的大学校园，有他和同学在海边的合影，有一张是他和一个女生的合影，两个人站在一起，笑得很开心。

那个女生我不认识。

我把照片翻过来，背面写着一行字：“东林和小云，2009年，厦门。”

小云。

我看着这个名字，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感觉。不是嫉妒，是一种说不清的复杂。他从来没有跟我提过这个叫小云的人。他的过去，我知道的很少。我知道他在厦门上的大学，学的金融。我知道他毕业后在厦门工作了两年，然后去了美国。其他的，他很少说。我问过他有没有交过女朋友，他说“有过”，然后就不说了。

我没有追问。我觉得过去的事情就是过去了，不重要。

但现在，看着这张照片，我觉得不是不重要。是他不想让我知道。

我把照片放回箱子里，把箱子重新封好。

那天晚上，东林回来以后，我问他：“东林，你以前在厦门，有没有一个叫小云的女朋友？”

他正在喝水，手顿了一下。

“你翻我东西了？”他问。

“我在整理箱子，看到了照片。”

他放下水杯，坐在沙发上，沉默了很久。

“有。”他说。

“你们为什么分手？”

他又沉默了一会儿。

“她家里不同意。她觉得我条件不好，配不上她。”

“你条件不好？”

“我那时候刚毕业，一个月工资两千多块，租的房子在城中村，下雨天漏水。她家里是做生意的，看不上我。”

我看着他，不知道该说什么。

“后来她就跟别人好了。”他说，“那个人家里有钱，开厂的。”

他的声音很平，没有起伏，像在说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

但我知道不是。

他辞了金融公司的工作，回到这个连马桶都没有的村子，照顾他的父母。他从来没有抱怨过，从来没有说过“我放弃了很多”。但我知道，他放弃了很多。他的事业，他的朋友，他熟悉的一切。他放弃这些，不是因为他不想要，是因为他选择了另一种东西——责任。

我看着他的侧脸，忽然很想抱他一下。

我抱了他。

他没有动，过了几秒钟，他伸手搂住了我的肩膀。

“艾米莉。”

“嗯。”

“我跟小云的事，已经过去很久了。我现在有你，有卢卡斯，有诺亚。我很满足。”

“你真的满足吗？”我问。

他沉默了一会儿。

“有时候不满足。但谁的生活是百分之百满足的呢？”

那天晚上，我们坐在阳台上，喝了两罐啤酒。月亮很圆，挂在对面的楼顶上，像一个剥了壳的鸡蛋。远处有人在放烟花，砰的一声，一朵金色的花在夜空中炸开，然后散了。

“东林。”

“嗯。”

“你后悔回福建吗？”

他想了想，说：“不后悔。”

“真的？”

“真的。我爸妈在这里，我的根在这里。你在哪，我的家就在哪。”

我靠在他肩膀上，没有说话。

烟花的最后一朵也散了，夜空恢复了安静，只有星星在一闪一闪的。

十

一年以后，我怀孕了。

第三个孩子。

东林很高兴，婆婆也很高兴。她不再自己起来做饭了，也不再抢着洗衣服了。她的腰好了一些，能走路了，但走不快。她开始教我做本地菜——海蛎煎、鱼丸汤、炒米粉、炖罐。她的普通话也进步了，虽然还是带着浓重的口音，但我们已经能聊天了。

“艾米莉，你学会了吗？”她问我。

“学会了。”

“那你做一遍。”

我做了海蛎煎，海蛎放多了，地瓜粉放少了，煎出来不成形，碎成一盘。

婆婆看了一眼，说：“像猪食。”

我笑了。不是生气的笑，是真的觉得好笑。她说“猪食”的时候，表情很认真，但她的眼睛在笑。

“下次会好的。”我说。

“嗯，下次。”

第三个孩子是个女儿，我们给她取名叫“陈安”。安，平安的安。她出生的时候，婆婆在产房外面等了六个小时，东林说让她先回去，她不肯，非要等着。孩子抱出来的时候，她看了第一眼，说：“像艾米莉。” 然后又补了一句：“好看。”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婆婆夸我好看。虽然不是直接夸的，但意思差不多。

安出生的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看着窗外的月亮。医院的窗户很大，月光照进来，把整个房间都染成了银白色。安睡在我旁边，小小的，红红的，皱巴巴的，但很好看。

东林坐在床边，握着我的手。

“艾米莉。”

“嗯。”

“谢谢你。”

“谢什么？”

“谢谢你给我生了三个孩子。谢谢你留下来。谢谢你没有放弃。”

我握紧了他的手。

“东林。”

“嗯。”

“我有时候还是想回纽约。”

“我知道。”

“但我更想留下来。”

他看着我，眼睛里有光，不是泪光，是那种很亮的、像星星一样的光。

“为什么？”他问。

“因为这里有你。有卢卡斯、诺亚、安。有妈妈，有爸爸。有海蛎煎和鱼丸汤。有菜市场的大姐多给我的那块豆腐。有幼儿园的小梅跟卢卡斯搭积木。”

“还有呢？”

“还有那个蹲坑。虽然我还是不喜欢它，但它也是我的生活。”

他笑了，笑得很开，露出牙齿。

“你变了。”他说。

“哪里变了？”

“你以前不会说这种话。你以前只会说‘我要回纽约’。”

我笑了一下，没说话。

窗外的月亮很圆，很亮。

安在睡梦中动了一下，小手从被子里伸出来，五根手指张开着，像一朵小小的花。

我把她的手放回被子里，亲了一下她的额头。

她的皮肤很嫩，像丝绸一样滑。

三年后。

卢卡斯上小学了，诺亚上幼儿园，安在家里跟奶奶玩。

我的普通话已经说得很好了，虽然口音还是有点怪，但镇上的人都能听懂。我开始在镇上的中心小学教英语，一周四节课，工资不高，但够花。孩子们很喜欢我，叫我“Miss Ai”，他们发不出“Emily”的音，就叫我“艾老师”。

东林在镇上开了一家小超市，卖日用品和零食，生意还行。他每天早上七点开门，晚上九点关门，周末也不休息。他瘦了，也黑了，但精神很好。有时候我去给他送饭，看到他站在收银台后面，跟顾客聊天，笑得很开心。他在纽约的时候不怎么笑，在这里笑得多。

婆婆的身体好了很多，能自己走路了，还能帮着带安。她每天下午都会带安去菜市场，安坐在推车里，婆婆一只手推车，一只手拎菜，走得不快，但很稳。菜市场的大姐们都认识安了，叫她“小混血”，说她的眼睛像葡萄。

公公还是不爱说话，但他开始教我种菜了。在院子后面的空地上，他开了一小块地，种了青菜、萝卜、葱、蒜。他教我松土、播种、浇水、施肥。他说普通话的时候，我要很认真才能听懂，但他说的每一个字都很重要。

“土要松，根才能长。”

“水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

“葱和蒜种在一起，虫子不喜欢。”

我蹲在地里，手上沾满了泥，脸上晒得通红。但当我看到自己种的青菜从土里钻出来的时候，那种感觉比拿到任何薪水都好。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

不快，不慢。

有时候我会想起纽约，想起那间可以看到帝国大厦的公寓，想起萨拉的笑声，想起中央公园的秋天。那些记忆还在，但它们已经变成了老照片，蒙上了一层灰。

我很少翻那些照片了。

不是不想，是不需要。

我有了新的照片。

卢卡斯在小学运动会上的照片，他跑了第三名，手里拿着一张奖状，笑得很得意。诺亚在幼儿园画的一幅画，画的是一个房子，房子前面站着五个人——爸爸、妈妈、卢卡斯、诺亚、安，头顶上有一个太阳，太阳是红色的，光芒是金黄色的。安第一次走路的那天，东林用手机拍下了那个瞬间，安摇摇晃晃地朝我走过来，走了三步就摔了，但她没有哭，自己爬起来了。

这些照片不在相册里，在我脑子里。

每一张都很清楚。

昨天，东林跟我说：“艾米莉，你想回纽约看看吗？”

我想了想，说：“想。”

“那明年春天，我们回去一趟。”

“嗯，我们。你和孩子和我。”

我看着他，笑了。

“你上次回纽约，是八年前了。”我说。

“是啊，八年了。”

“你还记得怎么坐地铁吗？”

他想了想，说：“记得。但是我要先买一张MetroCard。”

我笑了，笑得很开，像很多年前在纽约那个被暴风雪困住的下午，他递给我一条围巾的时候，我也笑了。

窗外的龙眼树开花了，小小的，淡黄色的，香味不浓，但很好闻。蜜蜂在花间嗡嗡地飞，忙着采蜜。

我站在窗前，看着那棵树，想起婆婆说过的一句话：“龙眼树要种十年才结果。但结了果以后，年年都有。”

十年。

我们在这里才四年。

还有六年。

我等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