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老建筑住户抗争：33户仅剩20户反抗，议员约谈遭拒

一栋老建筑的租客向《晨报》反映，他们多年来遭到公寓管理员的严重刁难甚至暴力对待。女房东是否在包庇他？

“这两人算是凑到一块儿了，正好借此滥用权力，”保罗·罗伯逊大街的钟表匠马库斯·迈尔表示。“每次走过楼道，脑子里都会冒出一个问题：这次又发生了什么？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这名女子短暂地凝视着咖啡馆的墙壁，抿了一口茶。

“我们花钱雇了一个管理员，结果他却百般刁难、出言不逊，甚至动手打人。而我们却拿他毫无办法。”在玻璃窗的另一侧，普伦茨劳贝格区中心的舍恩豪泽大道上，晚高峰的车流和骑行者正奔向各自的目的地。

随着天色渐暗，地铁2号线历史悠久的高架桥旁、桥下和桥上的行人们都在期盼着回家。接受《晨报》采访的这位女士也准备动身回家。她的住处并不远，顺着街道往下走，然后右转就到了。

她在这栋位于保罗·罗伯逊大街的威廉时代老建筑里已经住了很长时间。这是典型的前后院结构老洋房：前楼、后楼和侧翼。对她和许多其他租客来说，这个原本应是归宿的地方，如今却成了一个令人神经紧绷的场所。

这里充满了冲突，有时甚至令人感到恐惧。他们向记者详细讲述了这一切。《晨报》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采访了六七户租客。他们的指控显示：管理员西蒙及其一名下属对租客进行了多重刁难，甚至涉嫌触犯刑法。

目前，这名管理员既未被定罪，也没有前科，因此适用无罪推定原则。但针对他的指控清单却长得令人咋舌：楼道里的婴儿车被涂抹狗屎、地下室频频失窃、从邮政包裹到门垫再到自行车等私有财产不翼而飞。

此外，他还被指控在楼道内违规安装据称是模型机的摄像头进行监控，并多次短暂切断电源，而据说只有西蒙一人拥有电箱和电表的钥匙。

不仅如此，指控还包括深夜时分从女房东公寓传出震耳欲聋的音乐，造成多次扰民。他还被指控屡次进行激烈的辱骂和恐吓；将垃圾塞满信箱，甚至侵犯通信秘密；在零下十几度的严冬，故意打开并卡住楼道的窗户。

划伤汽车、在公共街道上反复尾随，以及涉嫌故意伤害，这些指控均来自不同的租客。直到三年前，这些租客彼此之间还仅仅是点头之交，其中大多数是女性。

对于许多受影响的租客来说，唯一合理的解释是：这是一种极其阴险的逼迁手段，更是一种报复。接受《晨报》采访且不愿透露姓名的租客们无一不表达了担忧。他们只希望事态不要进一步恶化，但同时又希望这段经历能被公之于众。

一切要从一次离世说起。2018年，前任管理员去世，在租客们的记忆中，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人。几年后，同样被认为为人友善的原女房东也相继离世。她的女儿安德烈娅接管了这处拥有33套出租单元的房产，这些单元全都是一居室到三居室的公寓。

随后，她在街坊邻里间为大楼物色新的管理员，并询问了马库斯·迈尔的意见。这位钟表匠的店铺就开在这条街上的一栋老建筑里。他向《晨报》回忆，对于当时已在该建筑工作多年的管理员西蒙，他并没有什么负面评价，两人相处得还算融洽。

起初，只有个别租客对他们认为不合理的租金上涨感到不满。但在当时，受影响的人只把自己的遭遇视为个案，彼此之间并没有联系。

直到2023年1月16日，情况发生了变化。有租客作证称，西蒙的一名下属在楼道里对着一名女租客大喊大叫，并对她进行了肢体攻击。

整整九个月后，事态彻底失控。2023年10月16日，西蒙在内院将上述女租客的丈夫按倒在地。在此过程中，西蒙弄伤了该男子的手臂和上半身，并抢走了他的智能手机，原因是他当时正在录像。

冲突的起因是，西蒙企图在内院用断线钳处理这对夫妇锁着的一辆破损自行车。安德烈娅此前曾发函通知，所有未停放在自行车库的自行车必须在截止日期前移走，而当时该期限已过。

女房东对这场激烈的冲突做出了果断反应：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她以针对该丈夫的各种指控为由，向这对夫妇连续发出了五封特别的无故解约信。

由于两名租客拒绝接受，她便向米特区初级法院提起了驱逐诉讼。法院最终驳回了该诉讼。《晨报》获取了这份判决书。

判决书的“案件事实”部分详细列举了这些解约通知及其所谓的理由。其中提到，被告将大楼被称为“恐怖大楼”的责任归咎于女房东，这构成了违约理由。

此外，被告还声称安德烈娅利用证人西蒙施压，并在遇到抵抗时发出警告，企图通过诉讼将他们赶出大楼”。法院仅认为第一封解约信在形式上“理由充分”。安德烈娅在信中声称，该租客曾拿着扫帚柄攻击西蒙。但法院在判决书中指出，并没有“足够的确定性”能够证实该租客违反了义务。

法院的理由是，管理员在法庭上的证词前后矛盾，证人西蒙的“可信度存疑”。此外，法院表示，根据包括多名租客在内的证人证言，“无法充分确定”被告当时手里是否真的拿着棍子或扫帚柄。

在这些事件的影响下，大楼里的20名租客选择与这对夫妇站在一起。在2024年1月10日的一封律师函中，他们要求安德烈娅禁止西蒙及其下属进入大楼。

《晨报》获取的这封信中写道，两人“对租客存在严重的失职行为，甚至涉嫌犯罪”。信中进一步指出：“作为房东，您有法律义务确保大楼的安全。”因此，她必须“立即更换现有人员”。

租客们表示，这一切并未发生，情况反而截然相反。“那些在信上签字的人，成了待宰的羔羊，”一位住户无奈地说。

事实上，所有认为自己受到西蒙刁难的居民，都列在了上述信件的名单中。自那以后，已有七户搬走。据称，他们原本因签订了旧合同而享有低廉租金的公寓，再次出租时租金大幅上涨。

其标价远高于老住户目前支付的租金。2024年11月，刑事法院对2023年10月管理员与租客之间的冲突进行审理，受害者们曾满心欢喜地期盼迎来转机。《晨报》作为旁听者出席了庭审。

检察机关指控西蒙犯有“抢劫罪并伴有故意伤害罪”。多名租客作为证人被传唤，他们表示从自家的窗户目睹了这场喧闹的冲突。

当时，该租客的自行车已经在院子里被盗，他发现管理员又企图移走他妻子的自行车，便用智能手机记录下了这一幕。这段视频在法庭上进行了播放。

视频中，该男子在窗前要求西蒙不要碰那辆自行车。西蒙显得异常激动，立刻打电话给他的雇主安德烈娅。他对着话筒咆哮道：“我今天非得揍他一顿不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并没有被视频记录下来。这名租客身材矮小瘦弱，当时刚因重病住院数周后出院回家。

没过多久，他就倒在了地上。身材高大、体格健壮的西蒙在法庭上承认，是他把租客按倒在地并抢走了智能手机。该租客再也没有见过那部手机，不过他当时已经把在窗前拍下的视频发给了妻子。作为证人出庭的安德烈娅极力为管理员辩护，但她也承认，西蒙“有时很容易情绪失控”。最终，法院宣判西蒙无罪。

《晨报》获取的判决书显示，法院认定西蒙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法院认为，由于租客在多次被警告后仍未停止录像，这构成了对西蒙人格权的侵犯。

一切始于2024年，当时这位钟表匠作为旁听者出席了女房东与那对租客夫妇之间的民事诉讼。那是一场关于驱逐的官司。

“他在民事法庭上每次说的都不一样。看到我在场，他显得非常激动，”这位施瓦本籍的钟表匠回忆道。毕竟，两人曾经的关系还算融洽。“在接受质询时，他不断地转过头死死盯着我，”迈尔说。

“连法官都注意到了这一点，问他到底在看谁，并核实了我的身份。”庭审结束两周后，麻烦接踵而至。从2024年5月到年底，有人屡次在夜间用钻头破坏他店铺正门的锁眼。

“这根本不是企图入室盗窃。对方的目的纯粹是为了阻止钥匙插入，让我打不开门，”迈尔分析道。通往他店铺的地下室门也未能幸免——“只有对地下室了如指掌的人，才能准确找到那扇门。”而作为大楼管理员的西蒙，显然具备这一条件。迈尔随后针对不明身份者报了警。2025年1月，正门的锁被强力胶封死；2月，正门和地下室门的锁又被涂满了厚厚的油漆。

迈尔随即报案。“从那以后，我这里就再没出过事，”迈尔说。针对西蒙下属的调查程序目前仍在进行中，而针对不明身份者的报案则因证据不足而被撤销。

“这两人算是凑到一块儿了，正好借此滥用权力”迈尔并非安德烈娅的租客，他并不认为这一切仅仅是出于冷酷的逼迁动机。“逼迁不是这么干的，那需要更高效的手段。我认为这更多是心理层面的问题。这两人算是凑到一块儿了，正好借此滥用权力，”他分析道。

但明确的事实是：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刑事或民事定罪。多名租客坦言，尤其是2024年11月刑事法院的无罪判决，对他们造成了巨大的打击。

“你会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和绝望，”大楼里的一位住户倾诉道。这种无力感促使近十名租客向该选区的绿党议员安德烈亚斯·奥托寻求帮助，向他讲述了他们的遭遇。

2025年9月，《晨报》在这栋大楼前采访了奥托。“我处理过类似的事情，结果好坏参半，”奥托坦言。“但这里的情况截然不同，因为这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而且似乎根本没有停下来的迹象。”

在交谈过程中，大楼里走出了另一位住户，向记者讲述了地下室频频失窃的情况。“他们的套路是定期敞开大门的两扇门翼。一旦出事，他们就会把责任推给外面的人。错的都是那些没有关门的租客。这显然是经过精心策划的，”该住户分析道。

此外，住户们还提到了女房东发来的电子邮件。“这些邮件证明其中肯定有猫腻，里面的论调有时荒谬至极。这表明她确实在包庇他。”

奥托表示，如果租客同意，他将联系房产业主，并提议召开一次联合业主大会。几个月后，《晨报》向奥托的办公室询问进展，得到的答复是：“奥托先生已致信女房东，并提议与她会面。他同时表示，为了促成和睦共处，愿意就大楼内的状况及管理员的行为组织一次联合对话。但对方没有给出任何回应。”

面对《晨报》的质询，安德烈娅同样保持沉默。记者就针对西蒙的指控，以及西蒙据称是在业主知情的情况下采取行动一事，向两人进行了求证。

安德烈娅未作回应，而西蒙的律师最初书面回复《晨报》称，鉴于目前的法律纠纷，她的当事人“将不会发表书面声明”。

不过，这位律师随后表示，她的当事人愿意在她的律所接受《晨报》的采访。在这封信发出几周后，记者与她进行了电话沟通。她向《晨报》声称，租客们的所作所为毫无根据，并对法院被这种纠纷占用资源表示不解。

她强调，业主对管理员的工作非常满意。她将自己的当事人描述为心力交瘁，感到自己受到了骚扰和刁难。她警告称，如果租客继续升级事态，她和她的当事人将不得不采取反制措施。

电话挂断后不久，律师又发来书面通知，称由于“目前再次出现了大量报案和反诉”，必须推迟对《晨报》所提指控的回应，暂时无法进行面对面的采访。

柏林租客协会在回复《晨报》的询问时指出，对于涉及刑事犯罪的指控，租客除了报警之外别无他法。此外，管理员的行为可以被视为“破坏了大楼的安宁，从而对居住使用权造成了不可忽视的损害”。这等同于房屋存在缺陷，租客有权要求减租。

“前提是必须向女房东发出缺陷通知，并声明保留减租的权利。同时，应妥善记录所有发生的事件，”协会进一步建议。

协会还建议租客们团结起来，必要时“共同致信女房东”，要求其确保大楼的安宁，“并对其管理员进行约束”。不过，租客协会也指出，只要管理员完成了分配给他的任务，要求从运营成本中扣除其薪酬的做法“恐怕行不通”。

“至今还没有人主动联系我，”这位区委员写道。他表示将亲自尝试联系这些租客。贝希特勒补充说，租客们描述的大部分情况属于民事和刑事范畴。在这些问题上，他的部门“遗憾地发现干预手段有限”。

他只能依法行事，例如依据建筑法规或住房监督法——即只有在出现影响大楼或公寓使用功能的乱象时，才能采取行动。

贝希特勒指出，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租客提供具体信息，并出具要求女房东在合理期限内消除乱象的信函。“如果女房东对此置之不理，建筑和住房监督部门的同事就有介入的切入点，”这位区委员解释道。

她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一种持续的威胁之中。“这简直就是一部心理惊悚剧的完美剧本，”她感叹道。“事态的严重程度，已经到了几乎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