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有个鸡角子，也就是阳间办阴差的人，三十多岁了也没媳妇。

一九九五年夏天，在豫东黄河故道边的一个小村子里，二十岁的陈二宝的父母被洪水冲走了，人捞上来时肺里灌满了水，村里人都说这孩子也活不成了，他在县医院躺了两天，医生摇头说高烧不退肺已经烂了，肯定撑不过当晚，结果那天夜里陈二宝醒了过来，体温变得正常呼吸也平稳连咳嗽都没有一声，医生自己都愣住了查不出原因。

二宝醒过来的第一件事，不是喊饿，不是喊疼，是问了一句“俺爹俺娘呢”。病房里守着他的是他大伯陈守田，听到这句话，嘴巴张了张，一个字也没说出来。二宝盯着他看了几秒，没再问了。他慢慢转过头，看着天花板上那盏白炽灯，灯光刺得他眼睛疼，可他没闭眼。他就那么睁着眼躺着，一滴眼泪都没掉。

大伯后来跟村里人说，二宝那天的眼神，他看着心里头发毛。不是害怕，是说不出来的那种滋味。一个二十岁的娃，刚没了爹娘，不哭不闹不喊叫，就那么安安静静地躺着，像是什么都明白，又像是什么都不愿意明白。

二宝在医院又住了三天。这三天里，来看他的人不少，村里的亲戚邻居，七拐八拐的亲戚，还有他爹娘生前的老朋友。大家提着鸡蛋、红糖、罐头，来了说几句宽心话，抹几把眼泪，就走了。二宝对每个人都客客气气的，说谢谢，说没事，说让你们操心了。等人都走了，他就一个人靠在床头，看着窗外。窗外是一堵灰砖墙，墙根长了一蓬野草，草上落着一只麻雀，蹦来蹦去的。他就那么看着，能看一下午。

出院那天，大伯来接他。两个人坐着一辆三轮蹦蹦车回村，一路上谁也没说话。路不好走，颠得厉害，二宝抱着一个蛇皮袋，里面装着医院开的一点药和几件换洗衣服。他低着头，看着自己的鞋。那双鞋是他娘春天刚给他做的，黑布面，白底子，鞋底纳得密密实实，针脚又细又匀。他娘做鞋的时候说，你都二十了，得给你做双像样的鞋，万一有媒人上门，穿出去不丢人。现在鞋还在，做鞋的人不在了。

到了村口，二宝让司机停一下。他下了车，站在那道土坡上往村里看。村子还是那个村子，土墙灰瓦，树荫浓密，烟囱里冒着炊烟。他爹生前最喜欢坐在村口那棵大槐树下跟人下棋，下到兴头上就扯着嗓子喊他娘送水。他娘每次都嘟囔着说不送不送，最后还是端着一大碗凉白开颠颠儿地送过去。二宝站在坡上看了好一会儿，然后转身上了车，眼睛红红的，到底还是没哭。

回到家，院子里的景象让二宝愣住了。洪水退了好几天，墙上的水印还在，齐腰高的一道黄印子，像一条线把院子分成两截。线以下是泥土和黄浆，线以上是灰扑扑的墙皮。堂屋的门被水泡得变了形，关不严实，用一根木棍顶着。屋里的东西基本上都毁了，床歪在地上，柜子倒了，衣服被褥泡成了一团一团的泥疙瘩。灶台也塌了半边，锅碗瓢盆碎了一地。

二宝站在堂屋中间，踩着一地的泥浆，看着墙上挂的那张全家福。那是他爹娘前年在镇上照相馆拍的，他爹穿了一件蓝色的确良衬衫，他娘穿着碎花褂子，两个人并排坐着，表情有点僵硬，但眼睛里有光。二宝看着那张照片，忽然觉得胸口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撞了一下，他弯下腰，双手撑着膝盖，大口大口地喘气。大伯在旁边吓坏了，以为他犯病了，赶紧扶他坐下。二宝摆摆手，说没事，就是喘不上来气。

喘不上来气。这句话从他嘴里说出来，大伯愣了一下。二宝在医院躺了三天，肺里的毛病好得干干净净，医生都说是个奇迹。可现在他说喘不上来气，不是肺的问题，是心的问题。这个道理大伯懂，可他不知道该怎么帮这个侄子。有些东西，只能自己扛。

二宝在院里的石墩上坐了很久。天慢慢黑了，蚊子嗡嗡地围着转，他也不赶。大伯进屋给他收拾出一张能睡的床，把泡湿的被褥换了干的铺上，又把灶台简单垒了垒，烧了一锅水。大伯做这些事的时候，二宝就那么坐着，一动不动。等大伯忙完了，端着两碗面疙瘩汤出来，递给他一碗，他才像是回过魂来，接过碗，低头喝了一口，烫得缩了一下脖子。大伯看着他的样子，鼻子一酸，差点没忍住。

吃完面，大伯说二宝你早点睡，明天我再来。二宝点点头，站起来送大伯到院门口。大伯走了几步又回头，说了一句，二宝，你爹你娘没了，可你还有大伯，有村里这些叔伯婶子，你别想不开。二宝说我知道，大伯你放心。大伯看着他，想再说点什么，嘴巴动了动，还是转身走了。

二宝关上门，回到堂屋，在那张全家福下面站了很久。月光从破了的窗户纸里透进来，照在地上的泥浆上，反着一层暗光。二宝伸出手，摸了摸镜框上干了的泥点子，然后把相框摘下来，用袖子仔细地擦干净，放在床头的桌子上。他躺下来，侧过身，面对着那张照片，像小时候那样蜷着身子。他闭上眼睛，听见院子外面有虫子在叫，听见远处有人家的狗在叫，听见风吹过树梢的声音。这些声音他听了二十年，从来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的。今天听着，每一个声音都像是在跟他说话。

他到底还是哭了。没有声音，眼泪顺着鼻梁流到另一只眼睛里，又流到枕头上。他把被子蒙在头上，咬着嘴唇，浑身发抖。他想起他爹最后一次出门干活前跟他说的话，说二宝你也不小了，过两天我给你托人说说亲事，你也该成家了。他想起他娘最后给他做的那顿饭，烙的油饼，炒的鸡蛋，他吃了三张饼，他娘说你再吃一张，他说不吃了不吃了，他娘说你看你瘦的。那些话当时听着都是废话，现在想起来，每一个字都重得像石头。

哭过之后，二宝反而觉得胸口不那么闷了。他坐起来，抹了一把脸，从枕头底下摸出那双新鞋，放在手心里翻来覆去地看。鞋底上那密密实实的针脚，每一针都是他娘的手艺。他以前从来没觉得这双鞋有多好，现在摸着那些针脚，能感觉到他娘坐在院子里纳鞋底的样子——低着头，一针一针地纳，时不时把针在头发上划一下，嘴里哼着听不清词儿的小调。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透，二宝就起来了。他把院子里的泥浆一锹一锹地铲出去，把倒了的墙重新垒起来，把灶台修好，把屋里能用的东西一件一件清出来晒。他干得很慢，很仔细，像是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村里人路过，看见他在干活，想进来帮忙，他说不用，我自己来。

有人私下里议论，说二宝这孩子是不是脑子被烧坏了，爹娘刚死，他不哭不闹，就知道干活。也有人说他是吓傻了，过几天就该发作了。大伯也担心，过来看了好几回，看二宝闷头干活不吭声，心里头七上八下的。可二宝什么也没说，就那么一天一天地干着，把院子收拾得比以前还干净，把墙砌得比以前还结实。

一个月后，院子恢复了原来的样子。二宝站在院中间，看着自己一锹一锹修好的家，忽然笑了一下。那个笑很淡，淡到几乎看不出来，但确实是在笑。他转身进屋，把那全家福重新挂在墙上，挂得端端正正的。然后他拿起锄头，锁上门，下地去了。

地里的庄稼被洪水冲得东倒西歪，剩下的也多半活不成了。二宝蹲在地头，看着那些东倒西歪的玉米秆子，伸手扶起一棵，培了培土。他知道这棵玉米可能还是活不了，可他还是培了土。就像这个家，他知道爹娘回不来了，可他还是把墙砌好了，把院子收拾干净了。有些事，做完了，心里就踏实了。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二宝没有再哭过，也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过他爹他娘。村里人慢慢也不再提了，大家各忙各的，日子照样往前推。只是偶尔有人路过二宝家的地，看见他一个人在地里干活，从早干到晚，不歇不停，心里头就会生出一种说不清的滋味。那滋味不是同情，不是佩服，是一种更复杂的东西，像是看见一棵被风刮倒的树，自己又站起来了。没人知道它是怎么站起来的，连它自己也不知道。它只是觉得，还得活着，还得往下扎根，还得向着阳光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