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明清学霸丨“五子登科”的王枟世家

撰文：厐思纯

清代诗人赵翼诗曰：“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继明代周瑛之后，到了清康熙年间，黄平又出了一个王枟世家。在王枟的言传身教下，其家奋发图强，科名蝉联，成为黔中士林瞩目的文化世家。

王枟世家的崛起，得之于时代的大环境。清康熙、雍正、乾隆之际，为了遏制土司势力的膨胀，进一步加强在西南的统治，清王朝在贵州推行 “改土归流” 和 “开辟苗疆” 的政治决策与军事行动。中央政府在苗疆实施 “大兴儒学，作养人才” 的举措，在这个历史际遇中，王枟家族应运而生，以族中能人的聪明才智、学识人格崛起于黄平。

王枟，字文重，一字震来，号蒲水，祖籍浙江上虞。据史册所载：“明初，王枟远祖王荣三以千夫长从征来黔，守兴隆卫，遂家焉。” 王枟少罹苦难：幼年丧母，无人照顾。幼小的王枟不仅缺吃少穿，还须承担家中砍柴的苦活，饱尝生活的艰辛和痛苦。某次回家晚了，继母就将家门紧闭，王枟无处栖身，只好露宿野外。

为了排遣心中的苦闷，王枟常去当地名士高奇男弟子王登贤处寻求乐趣。王登贤见王枟勤奋好学，天资聪慧，便倾其所学，悉心教导。在其精心栽培下，王枟忘掉了自己的不幸境遇，全身心地投入学习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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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枟求知若渴，嗜书如命，每日砍柴时从不忘记带书阅读。晚上继母不准他在屋内点灯看书，王枟便坐在空谷仓中默默记诵所读的文章；天冷难耐时，则以煤灰围住双足抵御寒冷。正是在这种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行拂乱其所为”（《孟子・告子下》）的磨炼下，王枟的视野日益开阔，学养日臻成熟，成年时已是一位六经通晓、文思敏捷、下笔千言、学养俱佳的士人。

康熙二十六年（1687），王枟到省城参加乡试，中亚元（举人第二名），选石阡府学教授。十年后王枟入京会试，“拟第一，以边省抑制后列”。换言之就是，以成绩而言，王枟本来可以排在三甲第一名的，但朝廷对边远省份的士人存有偏见，于是将其排在后列（三甲第二十五名）。

考中进士后，王枟先后出任江南嘉定、江西上高、云南南宁（今云南曲靖）三地知县及充任辛卯、庚子乡试同考官。由于王枟深受儒家 “民本” 思想的熏陶，加之自己早年历经坎坷，了解民间疾苦，入仕后恪尽职守，勤政爱民，所到之处，皆有善政，民众口碑甚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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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嘉定任上，时值海塘坍塌，灾及百姓，王枟“哀民生之艰”，痛百姓之所痛，特向上官恳请豁免民众积欠，并创办义仓，赈济灾民；鉴于治地文教不兴，他创义塾，聘塾师，为穷童提供受教育的地方；王枟倡导治民爱乡爱土，热爱地方文化。为使乡邦文化不坠，治地古圣先贤受到景仰，他带领士绅前往孔庙祭祀，并为先贤出版著作。

在上高任上，王枟发现该县有一里湖，久涸而废，而当地百姓无田可种，生活艰难。有感于斯，便倡导治地民众引水入湖，筑堰二十余里，变八千亩荒地为良田。这项举措影响深远，不仅为当地的农民解决了饭碗问题，而且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王枟离任时，为缅怀他对嘉定、上高民众的善政义举，当地士绅为其撰写《永怀集》《遗爱集》，以志纪念。

南宁原系云南曲靖附郭县，王枟上任后，勤于政事，决疑案，修县志，深得民众拥戴。离任时，南宁人民将其列为名宦，建祠奉祀，学者称其为 “文庄先生”。

雍正二年（1724），王枟回归故里，将旧宅命名为 “蒲水居”，日以著述为事，以教子为乐。王枟文人气息浓厚，平时与客谈笑，常使弟子置笔砚于座旁，偶有心得，辄口授命弟子记录下来。王枟平生喜文，每当作文不顺时，夜必辗转反侧，反复思考，偶有灵感，立即翻身下床，点燃油灯，疾书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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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十一年（1733），王枟应聘参修《贵州通志》，后主讲于贵阳贵山书院。王枟学识渊博，教导有方，凡在其门下请业的弟子，大都学有成就。两年后，王枟因躲避战乱而客居湖南。乾隆二年（1737）六月十三日，这位学养俱优的老先生病逝他乡，时年七十三。之后，归葬黄平罗湖，入祠乡贤。

王枟一生著述甚丰，作品《敖署新编》《四书管见》《蒲水居诗赋稿》《读易文》《尚书文》《燕台草》得以传世；其主修的志书有《南宁县志》，编纂的志书还有黄平的《飞云崖志》。

黄平飞云崖

王枟教子有方，五个儿子均学有成就。除长子光士是太学生外，次子焕士、三子彬士均为雍正壬子科举人，五子楚士是乾隆壬戌科进士，四子焯士系雍正庚戌科武进士，时人将王门才俊誉为 “五子登科”。

据民国《贵州通志・人物志》所载：自王枟入仕至清末，王氏家族六代诗礼传家，在科举场上大有斩获，五人成进士、七人中举人，科举蝉联之盛况，在黔中书香人家中实属罕见。